浮游的前卫——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与1930年代广州、上海、东京的现代美术

主办机构：广东美术馆
协办机构：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良友图书有限公司、《美术馆》
后援机构：中国美术馆、广州市艺术博物院、刘海粟美术馆、常熟美术馆、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福冈亚洲美术馆、群马县立馆林美术馆

研讨会：2007年12月底，展览同期举办题为“浮游的现代性：20世纪前半叶广州、上海、东京的美术运动和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日、美等国学者参加，会后将出版论文集。

展期  : 2007年11月19日—2008年1月6日
展场  : 10、11、12


    伴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现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角色，其进一步的发展态势令世界充满期待。在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艺术家们在针对个体、社会现状和历史、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的多姿多彩的丰产创作，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格局中赢得了独特而显赫的位置。这个满载现代化和世界主义梦想的特殊历史时期，不禁令我们回想起另一群中国现代主义者的成长故事。
    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19世纪末以来曾经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并悉心探讨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调和生成。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的前40年，近邻日本作为最早致力于近代化的东亚优等生，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对象，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扶桑，求索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早期发展阶段，日本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广州、南京、北京等繁华中国都市，摩登文化开始得到培育，个人价值观的兴起也随之与社会阶层落差以及传统文化发生了诸多冲突。艺术界也随之成为了种种“主义”（也表现为种种美术运动）的竞技场。以广东为例，学院派之外，尚有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木刻运动、新国画运动等等，众多画家们游走于国内各大都市，更有一些人走出国门之外，按照各自信仰的模式和具体环境展开了现代艺术的实践，纷纷攘攘中，一幕幕浮游的现代主义景观呈现于民国的文化版图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无论何种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影随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衍生状态。民国时期，除了鲁迅倡导的现代木刻运动之外，现代主义者在艺术观念上的游移状态是普遍而持续的。而在中、日这两个同时致力于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广州、上海、东京这三大都市，虽然一度形成人脉繁盛的文化网络，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产生引领东亚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都市。
    对广东近代美术发展而言，这一东亚都市网络无疑曾经担当过重要作用，它催生了岭南画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现代版画会等现代美术团体及运动，大批现代艺术家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艺术及人生历程在20世纪中的起伏跌宕，虽大部分已为今人所淡忘，但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领域中极富魅力和亟待挖掘的领域。
    在广东美术馆开馆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一展览，展览聚焦于1930年代中国重要的前卫美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35年正式成立于东京的这一团体，其创会成员是来自广东的李东平、梁锡鸿、赵兽等洋画家，协会成立前后他们在东京、广州、上海等地展开了一系列的艺术活动，鼓吹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艺术，通过举办展览、筹办刊物、组织研究所、开展现代美术教育等多种方式试图开拓影响力，但协会仅存在一年即告解体。展览将追踵这批青年艺术家们成长的足迹，在历史文献和现存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序列中重构当时的现代艺术氛围。展览也将旁涉二科会（日）、独立美术协会（日）、前卫洋画研究所（日）、决澜社、青年艺术社、现代版画会等同时代现代美术团体，以及中华独立美术协会部分成员在建国后的艺术历程。
    本次展览试图叙述的这段中国当代艺术史前史，将引领观众进入20世纪前半期艺术家们的理想和现实世界，在大量原作已经湮没无存的现状下，我们将通过大量历史文献的展示，帮助今人理解半个世界前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环境的浮游状态。相信这一迟到的回顾行为，对于已经生动展开的21世纪艺术旅程将是一次别具意义的展望。


（供稿：蔡 涛）


内容：
（1） 展品：油画、水彩、素描、杂志、图书、信件、摄影、录像文献等

（2） 参展作家：李东平、梁锡鸿、赵兽、曾鸣、白霜、白砂、梁亚潮、李仲生、何铁华、曾奕、王道源、庞薰琴、丘堤、倪贻德、张弦、胡根天、陈抱一、关良、谭华牧、陈之佛、丁衍镛、阳太阳、杨秋人、关紫兰、吴琬、黄新波、李桦、赖少其、唐英伟、潘业、高剑父、方人定、林达川、古贺春江、中川纪元、阿部金刚、里见胜藏、川口轨外、三岸好太郎、妹尾正彦等人

（3）展览结构:

一、 从东京出发：越境的超现实主义之梦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批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热潮。由于具备多方面的便利条件，日本成为中国求取西方现代化经验的最重要中转站。这段充满复杂经历和矛盾心态的求学经历，也见证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蹒跚步伐，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活动经纬，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
    作为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深度西化改革，至20世纪初已变身为亚洲强国。美术也作为国家振兴的一项新政，受到高度重视。1910年代开始，大批日本艺术家前往欧美留学，强调个性表现的新兴艺术被迅速介绍到日本国内，以西方现代艺术价值观为指针的洋画（油画）运动粉墨登场。
    1930年代初，东京洋画界已进入前卫美术团体纷纷成立的活跃时期，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30年二科会的分裂和独立美术协会的成立，从巴黎留学归来的福泽一郎等人以标新立异的超现实主义作风备受瞩目。
    梁锡鸿、赵兽、曾鸣、李东平等人于1932年左右赴日留学，适逢国人在抗战前最后一次留学日本的高潮。在东京他们不仅步入各种类型的艺术机构学习,同时还通过参观大型展览近距离接触了欧洲前卫艺术家的原作，阅读日译版西方艺术文献、翻译撰写美术论文和尝试新兴画风成为他们在东京学习生活的日常光景。
    在东京前卫美术运动的感染下，梁锡鸿、李东平等人于1934年初开始参加日本的公募美术展览，同年他们还与同期留日的广东艺术家共同组织了“中华留日作家十人展”，以对抗官方举办的“中国留日学生美展”。
    1935年1月10日，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东京山水楼宣布成立，成员们陆续返回国内展开活动，作为对日本“独立美术协会”的追踵仿效，他们在广州创办了《独立美术》刊物，在东京、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开办了独立绘画研究所，招收学员。
    协会获得了《艺风》杂志主编孙福熙的大力支持，借助这一重要的舆论平台，成员们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宣传攻势，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译介欧洲、日本前卫艺术运动的文章。曾鸣同期还主持编辑了《现代世界名画集》，在介绍欧洲现代艺术家的同时，将协会成员的作品也忝列其中。这些推广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协会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言人、以改变国内艺坛颓局为己任的先锋形象。伴随着这一系列稚拙而不乏英雄主义色彩的舆论活动，协会还先后在广州、上海举办过三次展览会，邀请了日本及本地洋画家参加。
    协会于1935年底自行解散。1936年，李东平、曾鸣在上海创办了《现代美术》杂志。梁锡鸿、赵兽与另一位广东艺术家何铁华合作创办了《新美术》杂志，随后又在广州自费创办了《美术杂志》，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短暂上演，揭示了广州、上海、东京这三个东亚近代都市结成的现代美术网络，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正是利用这一网络的现实便利，方为三十年代略显沉闷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平添了一段越境传奇，1935年席卷世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也似乎由此发展出了它在中国的分支。但这段出于单恋情结的越境努力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国际影响，协会的孤勇自奋面对的实际上是文明、国力和种族的现实落差。
    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种针对西方和日本的双重想象自有其不得已的隐衷，但毕竟在这场急行的前卫梦旅中，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与它所代表的早期现代艺术运动，错失了与本土社会文化之间的充分对话，留下了更多夹生的遗憾。
    毫无疑问，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是继决澜社之后，中国现代美术获得急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协会的短暂上演，不仅标志着自20世纪初以来面向西方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走向最高潮，也预示了曾经辉煌的“留东同学时代”的黯然落幕。

二、 广州：洋画和版画的现代性诉求

    自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广州就已成为中西交汇的前沿地带，早期洋画运动在周边的港口城市得到了最初的传播，天主教、基督教艺术品的流入和口岸外销画的产业化制作使得该地区的艺术演进与发展较早呈现了外向面貌。19世纪末期，李铁夫、冯钢百等广东艺术家求学欧美的经历更开启了中国美术留学生的滚滚热潮。
    1920年代末期，梁锡鸿、赵兽在广州接受了现代艺术的启蒙教育，他们入读的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22年，是华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公立美术学校。学校的主要奠基人胡根天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15年，他与同学在东京发起组建了中华美术协会，此后又陆续在东京、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创建了艺术社、赤社（尺社）等现代艺术团体。在市美主持校政期间，胡根天延请了不少留日归国的洋画家担任教职，包括许敦谷、陈丘山、关良、谭华牧、何三峰，以及稍后到任的丁衍镛、倪贻德、陈之佛等人。这些辗转于东京、上海、广州的洋画家们带来了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崭新知识与观念，使得广州洋画运动在短时间内得到不断推进，关于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的模仿、实验蔚然成风。1920年代末期，梁锡鸿、赵兽、李仲生在这里邂逅了倪贻德等导师，这段短暂的交往从此把他们与现代艺术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并促成了他们随后在上海、东京等地的求学经历。
    赤社和市美的创建成为了广州现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它不仅向广州画坛输入了一种关于“纯粹艺术”的新标准的讨论，同时还在广州催生了许多私立美术学校和现代美术团体，其中以1927年成立的青年艺术社（李桦、吴琬、赵世铭等人创建）和1934年成立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李桦、唐英伟、赖少其、陈仲纲等人为主要成员）最具影响力，前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洋画运动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而后者则反映了现代美术的重大转型：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强力推动下，新兴版画登上了历史舞台，年轻艺术家们开始摸索深度植入本土政治和文化语境的现代艺术媒介，艺术家的现实关怀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
    1934年，同出师门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与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成员们几乎同步发足，积极展开艺术创作和推广活动，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上海、东京、广州的现代艺术网络，但二者却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迥异的命运轨迹。

三、春睡画院的画家群：折衷中西的现代主义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周围不仅包括了前卫艺术家群体，尚有一群矢志于传统中国水墨画改革的画家们。1934年8月在东京举办的中华旅日作家十人展中，以水墨画作品参展的方人定、苏卧农，以油画作品参展的杨荫芳以及出品雕塑作品的黄浪萍等四人，都归属于岭南画派的领袖高剑父主持的春睡画院。1935年1月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成立前后，春睡画院的艺术家们并未与之形成合流局面。但是作为分享留学经历的广东同乡艺术家群体，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发展现代美术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
   春睡画院是1923年开设于广州的绘画团体，作为岭南画派的主力军为画坛所关注。早在1910年代，高剑父与其从兄高奇峰就从水墨画领域的改革方案中揭示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理念，并由此对虎、鹰、荒野等浪漫主义题材的进行了大胆表现。岭南画派出现之际，竹内栖凤等人在承继江户时代圆山派写实传统的京都画坛上，正大放异彩，高剑父等人从中获得了改革传统中国画的有益启示。通过“岭南三杰”持续二十余年的努力，以及方人定、杨荫芳、黄浪萍、苏卧农、黎雄才、黄独峰等追随者1930年代留学日本的经历，岭南画派已在酝酿全新的发展。
    高剑父等人留学日本时的1900年代，日本在亚洲境内最早步入近代化，以富国强兵为治国方略。而到了1930年代，随着都市生活水准迅速提高，都市摩登生活正成为耀眼的时尚，而持续的政局动荡和社会阶层的落差也日益加剧，这构成了日本艺术家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的两面性。从当时占据主流的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会（帝展）和日本美术院展览会（院展）可以看出，最为流行的作品正是小市民们所赏心的反映日常都市生活的现代日本画。二高一陈最初在日本潜心研习的，是辅助近代国家建设的发扬国威的绘画语言，而30年代的方人定等人则已转向对个人空间和日常生活的表现，探求现代社会的个人生存之道是其主要目标。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转型中，方人定作品中一方面会出现夫人杨荫芳的摩登洋装题材，另一方面，却又在描绘农村生活中母子的艰难身影。
    这种可以称为“纪实绘画”的写生精神在岭南画派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抗战前后以描绘民间疾苦见称的黄少强是其中的佼佼者，针对创作对象，他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冷静的观察态度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切感受。

四、上海：中国现代美术混杂局面中的独特性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有着深刻的上海情结，归国之后，他们展开活动的主要目的地就是这座城市。
    从1915年中国最初的正式洋画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开办，到1929年中国最初的官方美展--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举办，近代美术制度在这座最耀眼的中国大都会扎下根来。
   在现代美术运动方面先行于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是1932年庞薰琴、倪贻德等上海美专教员领衔结成的决澜社。这一青年艺术家群体针对传统水墨画和写实性的学院绘画，高唱美术革命，至1935年先后举办过四次展览，陆续发表了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样式的作品。
    梁锡鸿等人就读于上海期间，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受教于倪贻德、庞薰琴等人，这段求学经历使得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日后的活动中深受决澜社感染，从发表宣言到美术期刊的编辑发行，以及展览会的举办，这一系列现代艺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方式，早在他们留学东瀛接触日本前卫画坛之前已获得了深刻体验。
    精力充沛的自由主义者王道源和陈抱一开设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刘海粟、王济远等人仿效巴黎大茅屋学院（La Grande Chaumiere）自由教学方针的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这些美术学校成为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同人及众多美术青年的水泊梁山。而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充分发展的。
    美术青年们的信息源也主要来自日本。陈抱一、王道源、倪贻德乃至鲁迅，都曾留学日本。无需护照、只需数日海上航行即可往返的两大都市间，人员交流局面空前活跃，来华游历的日本艺术家也大都热衷于造访上海。 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展中展出了满谷国四郎、石井柏亭、里见胜藏、古贺春江等人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举办前后，尚有王震、刘海粟等人主导的“日华连合美术展览会”的数次举办。鲁迅、丰子恺、倪贻德等人也从日语出版物中重译了大量介绍西洋现代绘画的普及读物，经由上海各大出版社、书局印行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美术尤其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美术青年们吸收、理解的文艺理论、方法论，是一种异于西方原典的独特的再解释和再利用的形态。从美术中源发出的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不是来自这些仿效追踵西欧和日本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运动，却是同时期鲁迅倡导的木刻运动。再者，对于抽象的现代艺术形式，商业设计师和漫画家们较之洋画家们似乎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商业招贴、书籍装订和漫画创作等多个领域娴熟运用了这些异质的现代主义元素。上海的现代美术正是在这种异常混杂的局面中寻伺发展的多种契机，从施蜇存等新感觉派文学旗手到取材于坊间流言的《申报》、《良友画报》等大众传媒，现代美术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

五、无法超越的现实：抗战与建国（1937-2003）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场突然爆发的全面战争，不仅深刻改变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也激发了艺术家以高姿态融入到救亡图存的艺术活动中。对于梁锡鸿、李东平等人而言，这场战争对他们构成的危机和挑战是多重的。对于一贯主张纯粹绘画观的梁锡鸿等人来说，如何既能服务于战时宣传，同时又能做出忠实于“自我”的表达，是此时努力调整的方向。倪贻德、何铁华、梁锡鸿还为香港岭英中学创作了抗战题材的大型壁画，在目前所见抗战时期的主题美术创作中，这组作品画表现了罕见的前卫作风。在同人的努力之下，《美术杂志》在香港得以复刊，前后发行过三期，杂志一方面讨论战时艺术界的急务，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着现代艺术路线。1939年后，梁锡鸿返回中山料理家庭企业，艺术活动一度停止。
    曾鸣在1937年之后失去行踪。李东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1946年，他和丁衍庸、赵无极等人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独立美术展，其后下落不明。 赵兽则辗转于广东省政府的抗战宣传和广东省立艺术院的教学工作。
    抗战之后，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决澜社都曾积极酝酿过复会活动，但现代艺术的发展环境已非战前所能比拟，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在此期间，梁锡鸿在广州报刊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文章。1948年梁锡鸿被高剑父聘为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同时在广州担任教职的艺术界同人还有王道源、阳太阳、杨秋人、庞薰琴、丘堤、王益论、李育中等人，这也是民国时期现代艺术家们的最后一次聚会。
    参与现代艺术运动的经历让这群艺术家在20世纪后半叶饱受磨难，八十年代初期他们才重新回归艺术界。1982年，梁锡鸿去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以老一辈水彩画家见闻于画坛，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广州美术学院一位默默无闻的后勤工作人员。赵兽则长期在农场务农，也因此得以有隐蔽的创作环境，一种沉思于现实之中而浮游于画坛之外的超现实主义画风，在他的笔端渐渐成熟。2003年，92岁高龄的赵兽离开人间。


研讨会：浮游的现代性：20世纪前半叶广州、上海、东京的美术运动和都市文化
主办：广东美术馆
日期：2007年12月23日-24日
地点：广东美术馆

主题：浮游的现代性：20世纪前半的广州、上海、东京的美术运动和都市文化

■主题阐述：
    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临近，在中国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正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活跃的艺术家们对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令人眩目的表现和探索，同时也使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赫位置。作为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现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角色，其进一步的发展态势令世界充满期待。这个满载现代化和世界主义梦想的特殊历史时期，不禁令我们回想起另一群中国现代主义者的成长故事。
     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近代知识分子自19世纪末以来曾经不遗余力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并悉心探讨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调和生成。在此背景之下，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近邻日本作为最早致力于近代化的东亚优等生，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对象，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早期发展阶段，日本曾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广州、南京、北京等繁华中国都市，摩登文化开始得到培育，个人价值观的兴起也随之与社会等级落差以及传统文化发生了诸多冲突。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更兴起了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进程，与此相比较，20世纪前半叶和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更多依托着都市文化的勃兴，成为了种种主义（并衍化为种种美术运动）的竞技场。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相对而言，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美术可谓异彩纷呈，学院派之外，尚有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木刻运动、岭南画派等等，众多画家们游走于国内各大都市，一部分艺术家更走出国门之外，按照各自信仰的模式和具体环境展开了现代艺术的实践，纷纷攘攘中，一幕幕浮游的现代主义景观呈现于民国的文化版图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无论何种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依附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衍生态，除了鲁迅引导的现代木刻运动之外，现代主义者的彷徨状态是普遍而持续的。广州、上海、东京这三大都市，虽然一度形成人脉繁盛的文化网络，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引领东亚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都市。但对广东近代美术发展而言，这一东亚都市网络曾经直接促成了岭南画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现代版画会的形成，以及大批现代艺术家的产生，他们的艺术及人生历程在二十世纪中的起伏跌宕，虽早已为今人所淡忘，但却是中国近代美术史领域中极富魅力和亟待挖掘的领域。本次研讨会意欲探讨，我们如何进入20世纪前半期艺术家们的理想世界中，去理解把握当时现代艺术发展环境下的浮游状态。通过以下数个单元，我们试图检讨数十年前青年艺术家们的思路和行为，相信这对于已经展开的21世纪旅程也未始不是一种别样的预习。

主办：广东美术馆

■日期：2007年12月23日-24日  地点：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

■研讨会结构

主题演讲：鹤田武良（中国美术研究中心、原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第一单元：中国洋画运动中的现代性
主持：沈揆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视觉艺术系教授教授）

第二单元：现代主义和都市大众文化
主持：唐小兵（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

第三单元：中日前卫美术运动的交叉与分歧
主持：五十殿利治（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

第四单元：传统的变革--另一种现代性
主持：洪再新（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第五单元：本土前卫的起源--中国木刻版画运动的展开
主持：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第六单元：中国现代美术的存在――在世界格局中
主持：安雅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 日程安排

12月23日
10∶00 研讨会开幕式
开幕致词(王璜生馆长)
10∶00

主题演讲：鹤田武良（中国美术研究中心、原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11∶00-11∶15分　休息
11∶15　第一单元：中国洋画运动中的现代性
主持： 沈揆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视觉艺术系教授教授）
发言： 刘  新（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李  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少虎（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在读）

12∶30-14∶30 午餐 休息
14∶30  第二单元：现代主义和都市大众文化
主持：唐小兵（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
发言：陈瑞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顾  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玳玫（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6∶00-16：15 休息
16∶15　第三单元：中日前卫美术运动的交叉与分歧
主持： 五十殿利治（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
发言： 蔡  涛（广东美术馆策展人）、大谷省吾（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策展人）、江川佳秀（日本德岛县立近代美术馆学艺课长）

与会学者：
日本学者：
五十殿利治  
Omuka Toshiharu
筑波大学大学教授

大谷省吾  
Otani Shogo
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策展人

鹤田武良  
Tsuruta Takeyoshi
日本中国现代美术研究资料中心主持

鹤田佐都子
Tsuruta Satoko

鹤田夏日
Tsuruta Natsuhi

吴孟晋  
Kure Motoyuki
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博士生，广东美术馆特别研究员

韩冰
Han Bing
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博士生

西上实
Nishigami Minoru
京都国立博物馆主策展人

江川佳秀
Egawa Yoshihide
德岛县立近代美术馆学艺课课长

滝沢恭司
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学艺员

塩谷善夫
明治美术学会会员

国内学者：
李超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研究中心教授

洪再新
美国普吉湾大学教授

刘新
广西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系主任

顾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杜少虎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陈瑞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唐小兵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黄大德

杨小彦

姚玳玫

陈迹

龚鹰

皮道坚

李公明

谭天

李清泉

李若晴

黄专

冯原

谭美儿
TAM Mei-yee
香港艺术馆馆长

刘凤霞
LAU Fung-ha

朱锦鸾 博士
CHU, Kam Leun Christina
前香港艺术馆总馆长 

李志纲  博士
LEE Chi-Kwong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助理主任

孙淳美
ChunMei Sun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研究所助理教授

陈莺   女士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