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田武良中国近现代美术文库(新闻稿)

    广东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即致力于和典藏研究方向所匹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陆续接受了黄志坚先生家属捐献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图书资料3000余种（1998年），以及沙飞家属捐献的中国近现代摄影史图书资料500余种（2005年），这些慷慨的支持以及我们历年来在国际范围内的单项收购和交流行为，已逐步使广东美术馆具备了建设一个可供国内外学者及专业人士使用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文献中心的基础。
    2007年，广东美术馆获得第三批重要文献的入藏，由日本著名学者鹤田武良先生提供，共包括美术书籍4283种（5968册），幻灯片14550枚，照片3755枚，底片、正片1631枚，以及复印资料36种等。
    鹤田先生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历任大阪市立美术馆策展人、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术部长、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资料中心主持。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鹤田武良先生陆续在日本、中国、欧美等地展开积极的研究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积三十余年的苦心与学力，独立完成了这批在藏量和特色方面都备受瞩目的个人收藏。这批珍贵资料的入藏，将极大提高广东美术馆图书馆服务专业读者和专家学者的质素和能力，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内美术史学界的。
    鹤田武良先生以学术研究为公器，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中日世代友好的工作，凭一己之力，默默地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作了大量踏实而富于创见的努力，为了弘扬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了这批资料能够高效率地服务学界和观众，广东美术馆将特别开设 “鹤田武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文库”，聘请鹤田武良先生为广东美术馆终生学术顾问，并编印“鹤田武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文库书目”，方便读者使用。编印《鹤田武良中国近现代美术论文集》，收入广东美术馆“现当代美术文献丛书”，收入先生鹤田武良先生撰写的重要学术论文，广东美术馆也编辑出版《近百年中国美术史研究--鹤田武良学术论文集》，初步计划于2009年前付印。

附件：近百年中国绘画研究与我(鹤田武良)

    首先，在这次我的近百年中国绘画相关图书入藏广东美术馆之际，我希望向美术馆的王璜生馆长、一直为此操劳的研究部的蔡涛先生、典藏部的各位，以及促成此次契机的广州美术学院的李伟铭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自1991年《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研究》发表以来，总有中国的研究者问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近代绘画呢？”在那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关心近代中国绘画的研究者；因此，为什么日本人会关心这个连中国人都还未涉猎的领域呢，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惊讶。
    今天，虽然作为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演讲来说，和研讨会本身的主题略有不合，但是因为寄赠图书的关系，我希望能在此回顾一下我与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关系及其始末。
    在1960年代中期，当我立志成为中国绘画史研究者的时候，一般日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绘画自扬州八怪以后就逐渐衰退。而当时，把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评为中国近代绘画的发展过程中留下重要足迹的画家的人，也仅限于书法家、篆刻家与极少数的中国绘画爱好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并没有观看中国近代绘画原作的机会。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把研究课题定为宋代的山水画及山水画论。1968年夏，我在博士课程中途退学以后进入大阪市立美术馆，才第一次得以直接接触中国绘画。在那时的日本，保有成批中国绘画藏品的，只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市立美术馆这三间美术馆。而且，我认为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改变。其它虽然还有静嘉堂文库、根津美术馆、五岛美术馆，或是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等以收藏煎茶席的饰物、或者作为茶道用具的宋元画、明清画为主的机构，但我想，若要作为研究中国绘画的场所，它们还远远比不上东京、京都的国立博物馆，以及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当时，以160件的阿部藏品为中心，收藏着大约200件的中国书画。
我进入大阪市立美术馆以后，最初参与的展览会是1969年4月的“石涛·八大山人与扬州八怪展”。这是从今村龙一馆长处接手的企画，在那时也稍微逸出了正统的中国绘画观的范围。那次展览会的出品人之一的桥本末吉氏，我在准备扬州八怪展的时候初次接触，在展览会结束以后也不时前往拜访。
    从“扬州八怪展”结束不久的1969年夏开始，身处京阪神间的关心中国绘画的比较年轻的学者们，开始每月一两个星期日的午后，聚集在桥本先生家里观赏他所收藏的中国绘画，特别是明清画。当时桥本先生作为明清绘画的收藏家在海内外都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国内外请求来访者络绎不绝，而桥本先生似乎也是怀着在固定的某天来者不拒，以及希望能为年轻学者们提供聚集在一起、一边观画的同时互相钻研切磋的场地的心情来接待。我因为1972年12月搬到东京去了，所以只参加了三年半的时间，但那个研究会在桥本先生健康恶化以前一直持续，给予了中国绘画研究者一定的刺激。这样的由收藏家发起，并对研究者既公平又宽容的研究会，在当时别无他例，现在大概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个研究会不妨留于史册。
    研究会虽然大多以桥本先生中意的画家和作品为中心，在1970年的初夏，某天前往时，却从客厅看见平素昏暗的走廊中溢出了明亮又鲜艳的色彩。我心怀着对这种异于寻常的气氛的疑惑，步入客厅，看见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齐白石的作品被并排着挂了起来。那天我们就看了这四人的约60件作品。直至那时，见惯宋元绘画、或者是以水墨为主的明清绘画的我，对中国绘画中竟有如此色彩丰富的世界感到非常吃惊，开始考虑何时能举办一个中国近代绘画的展览会。这个愿望在1972年4月的“近代中国的画家”特别展中实现了。该展的参展共计有画家61名、作品204件。在中国近代绘画基本不受重视的当时，得以汇集到如此大量的画家是托赖于美术商江田勇二氏的协力，以及林宗毅氏提供的定静堂藏品。61名画家的作品在会场同时展示，令人发觉从每个人的作品中能感到画家本身的呼吸与生气。当然宋代的画家，如郭熙、夏珪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绘画样式、而明清的画家亦是如此。但是，从那些古代的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多是宋或明或清的时代的气氛，或者是金陵派、吴派、浙派等画派的气氛，并不是具有特色的画家个人的气息。而从近百年以来的作品中，却得以感受到画家的鲜活的呼吸。有点夸张地说，就好像画家本人站在眼前一样。
    在展览会准备过程当中，最令我困惑的是得以追溯近代中国绘画发展的文献与画家资料少之又少。特别是传承民国时期绘画的展开的数据、以及画家数据几乎是没有的。
    关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画家，当时仅有《海上墨林》、《寒松阁谈艺琐录》等几件画人传记。其它的像《益州书画录》、《滇南书画录》《毘陵画征录》等的存在，则是我1981年在美国的时候才知道的。
    关于民国时期的画家，可以说是出于一切皆无的状态，仅有在《新艺林》上连载的《海上艺林述往》是唯一的线索。《海上艺林述往》虽然只记载了不满120名画家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和专门，在那时却是非常有用。而且，数年后还发现，《海上艺林述往》的作者，同时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史料编的执笔者之一，即《海上艺林述往》也是根据同书而编成的。
    中国近百年的画家资料还不仅仅是匮乏，甚至连概观那个时期的绘画动向的文献也没有。与现在相比，那个时代的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还是比现在少很多。
    关于民国时期绘画的著作，有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却早已绝版，在日本国内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1972年夏，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人，或说以《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而为人所知的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女士处得到未刊行的《关于中国左翼画家与现代艺术的笔记》（Notes on the Left-wing Painters and Modern Art in China）一文的打印原稿。那是一篇记述与193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中心的左翼美术家们的交游的有意思的文章，我曾尝试翻译，但因为当时还对30年代的画家不甚了解，加之要把以罗马字及韦氏拼音记录下来的人名回复为汉字也极为困难而放弃了。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不知又会怎样呢。
    举办“近代中国的画家”展览的时候，因为从嘉庆、道光直到民国时期的画家资料太缺乏，准备得非常辛苦，展览会一结束，我马上确定了今后的目标：收集中国近百年的画家资料，理清近百年绘画的展开与动向。
    这项工作开展不久，我于1982年12月调到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从那时开始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大抵看了一遍国内的资料。虽然说是“大抵”，日本当时的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等各个地方，都远不像现在般开放，对于并不属于该机构、大学的研究者来说，获得阅览的机会并不容易，因此，实际上我所看的是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几个图书馆的藏书。所有图书馆每次可以阅览的最大限的册数约为3、5册，把这3、5册书的名称写在阅览表上提出申请，图书管理员从书库里把书拿出来，看完了以后再还回去，然后再提交下一张阅览表，如此重复。我从最初开始，阅读杂志等逐次刊行物的时候，就不依赖索引或目录，凭自己的眼睛通览全页，因此，当没有必要的记事的时候，就会使管理员频繁地往返书库，所以被怀疑这个人到底想要找什么是常有的事。说到为什么不依靠目录，而要一页一页地、整页浏览，是因为虽然目录中有像以“人物消息”或是“上海近况”为题的专栏，其中常常有关于画家和展览会等的记录，但这些是仅从“目录”里面无法发现的。
    在我决心以近百年中国绘画为研究目标的1972年，也是中国近代绘画作品开始在日本的美术市场大量流通的时期。就美术品的流通而言，经由古美术业者来实现是一般的方法，但在这个时候也具有通过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友好商社、亦即由美术的外行人来担当流通、贩卖的角色这一大的特征。
    这个时期，在日本大量流动的中国近代绘画，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没收的绘画。桥本先生得以大力搜集中国近代绘画是在“近代中国的画家”展之后。林宗毅先生也在73年左右得以丰富自己的收藏。70年代的中国近代绘画的流通可说是情绪高涨，到那时候也出现了对美术品的收集豪不关心的新的收藏家。
    1978年夏天到台湾大学附属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去了一个月，但因为台湾直到1945年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其藏书内容与日本国内的大学图书馆基本相同，所以没什么收获。但是，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画家们，大概因为难忘故乡，在杂志上发表了形形色色的追忆大陆时代的文章，却可以作为参考。
    在努力收集画人资料的时候，1975年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美庆教授惠寄学位论文《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回应：1893-1937》（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in Art: 1893-1937），并于1983年再得到《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洋画的起源与教育革新的关系》（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style Painting in Relationship to Reforms in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新亚学术集刊 4、中国艺术专号）。高教授的这两篇论文给予我非常大的刺激。
    这时也轮到了担任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的机会，本想去民国时期作为绘画中心的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但多方打听以后得知解放前的出版物，特别是逐次刊行物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因此改道美国，从1980年12月开始在美国逗留了10个月。前五个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五个月则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度过。
    去美国的图书馆，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只要手续齐全，哪一个书库都可以进入，这对浏览杂志全页的我来说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每天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书库里面，从书架的先端开始一直顺着看下去，需要做电子复制的书籍则在傍晚借回去。一个星期内那些借回的书籍积攒到一定数量，星期日就到复印店花半天时间进行复制。如此反复。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令我惊奇的还有一点，就是杂志等逐次刊行物无论何种领域都有广泛的收集。日本的大学图书馆一般以哲学、思想、文学、历史地理等所谓与学术相关的书籍为主体，通俗的杂志可以说是没有。但是在进入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看了以后，发现了《妇女时报》、《旅行杂志》、《小说时报》等几种通俗杂志。并在那样的杂志当中发现了关于展览会、画家、美术学校的重要记录的片断。
    在美国之行结束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获得了关于民国时期绘画的齐全的资料。
    然而，回国以后逐件整理资料的时候，虽然民国时期的美术活动得以显现模糊的概廓，而论文的题目也得以逐一浮现脑海，可一旦真的要动笔时，却明白我所欠缺的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如何也要到中国去的强烈愿望涌了出来。虽然那时还是到中国的交通、在中国做研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的时代，但83年9月起我还是到北京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去了2个月。不过当时，美术研究所里面有没有图书室还没有搞清楚，北京图书馆以及邻近雍和宫的柏林寺分馆中以民国时期的逐次刊行物为主的旧期刊部也不对外国人开放。那还是一个明明有柏林寺分馆的存在，却对外国人隐瞒的时代。那个时候虽然没能在图书馆里面得到期盼已久的收获，但是在北京、上海的旧书店却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民国时期的美术书籍。
    得知可以阅览解放前的图书和期刊的是在1988年。实际开始的时间可能比这还要早一年。知道可以阅览民国时期的期刊以后，连续几次，每次两到三个星期，往返以上海图书馆为主的机构。每次都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90年代的初期应该是获得最多数据的时期。我的心里涌现了可以凭借手头的数据写作论文的自信。近百年中国画人资料的收集从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20年。
    在开始写作《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同时，《民国期美术学校毕业同学录·美术团体会员录集成》、《中国近代美术大事年表》的编集也开始了。1991年3月《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最初的论文，《在民国时期全国规模的美术展览会》发表了，但翌年，即1992年秋上海的丁义元先生送给我许志浩编的《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看到那个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了。
    我在开始搜集近百年中国绘画数据、画人数据的时候，民国时期发表过什么样论文、出版过的与美术相关的是什么样的杂志和期刊，都全然不知。那时候完全没有调查的线索。来到中国的图书馆，也只有期刊名的笔顺卡，没有分类卡。那样的话要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经常首先查到“美术”这个字，然后继续看周围的文字；或者首先查到“上海”这个词，然后继续看周围的数据。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看从开始到最后的所有的卡片，再选出来会关系到美术的所有期刊。我当时只能采取这样很麻烦的办法。对单行本也是，因为我几乎不知道有什么题目的书出版了，所以还是首先要查“美术”这个词，然后看周围的期刊，或者，由始至终查阅“书名笔顺卡”，在我们面对如此的苦恼的时候，《民国期美术期刊过眼录》出版了。那真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许志浩先生在1994年出版了《美术社团漫录》，仍令我十分惊讶。在民国时期有过什么样的美术团体，在此之前只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这一唯一的数据，而许志浩在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认为许志浩的这两册书对民国美术的研究者有非常大的裨益。许志浩先生当初原计划出版一系列共五册的书籍，但很遗憾到第二本就中断了。
    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处于对在哪里有什么数据等完全没有头绪的状况，所以我只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靠自己找资料调查。
    那么，要研究近百年中国绘画史，或者说民国时期美术史的时候，根据刚才列举的许志浩先生的两本书，出版了什么样的美术杂志，有过什么样的美术团体等等基本的事情都可以明白。另外，民国时期发表的主要的美术或者美术教育相关论文集包括《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关于油画则有待有丰富插图的《中国油画文献（1542-2000）》。对艺术教育的法规的编集有名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的书。还有《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那样的网罗在上海的美术活动的辛劳的著作也出版了。针对个别画家也有像《黄宾虹年谱》、《丰子恺年谱》、等充实的资料。《倪贻德美术论集》那样的民国事其美术家的论文集也集结出版。
    仅凭这些书当然还是不够的，但从凭借那些书的指引，进一步深入地查找文献和资料会变得更容易。另外近年来，各地的档案馆也对外国人公开了，也能看到没有公开发表的新的资料。如字面那样，我真的觉得恍若隔世。
    现在已经是进行研究非常容易和便利的时期了。不必像40年前我所经历的那样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就能够开始进行研究。但是，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没有继续研究的体力了。我的心里还是不停祈愿各位的研究可以进展顺利，也祈愿近百年来的绘画状况可以清楚地浮现的一天早日来到。也因为这样，我的藏书能够有用的话，我将会觉得非常地高兴。
    我对自己的藏书有些话要说。某个到我家来看过的中国研究者说，那是因为日本的学者很有钱。我要说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确实也有很有钱的研究者。但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有赞助研究经费的财团，买书、到图书馆、以及电子复制全部都是自费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只想，虽然工资很少，但我能一边学习一边生活就好。我来过中国、香港、台湾的图书馆很多次，除了自1986年开始两次接受鹿岛美术财团的助成金以外，全部都是自费的。因为这个原因，我让我的家人也为此操劳，生活得很辛苦了，但是这次我的藏书作为“鹤田文库”入藏美术馆，我相信我的家人也能理解我一辈子做过来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白费的。

“在清朝末期，……只是不斷重復採用古畫的構圖或表現形式、並以傳統南畫技法作畫的陳腐做法，最終也未能看見任何新樣式的發現或展開。……即使有筆技暢達的畫人，最終也未能看見任何滲透著強烈個性、建立了獨立的畫風、或畫幅間漫溢著強烈印象的畫作。”《東洋美術史要說 下卷》173頁，鈴木敬著，1957年出版11月刊，吉川弘文館；另見，“在太平天國之亂的環境中，文人畫完全喪失了其社會基礎，從清朝到民國，繪畫界的主要主成者是上海、北京、蘇州等城市的職業畫家，他們繼承的是揚州八怪一系的畫風。”（川上涇）《東洋美術全史》352頁，1972年6月刊，東京書籍。
1902-1991年。籍貫東京，1929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後在大藏省專賣局工作，1941年進入日本酒類販賣社工作，1947年成爲同社董事長。住在大阪府高槻市。
① 《墨緣小錄》，潘曾瑩撰；② 《海上墨林》，楊逸輯，1919年自序；③ 《寒松閣談藝瑣錄》，張鳴珂撰，光緒戊申序，民國12年（1923）刊；④ 《清代畫史增編》，盛[金薰]輯，民國16年（1927）刊；⑤ 《歷代畫史彙傳補編》，吳心穀撰，民國18年（1929）刊。
《新藝林》，1969年1月-7月刊，台北，新藝林雜誌社。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東京国立文化財研究所，『美術研究』349号から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紀要，2・3・4合期，1991年3月刊，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紀要，7・8・9合期，1997年3月刊，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
許志浩編著『中国美術期刊過眼録』，1992年6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許志浩編著『美術社団漫録』，1994年9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顧森、李樹声編『百年中国美術経典文庫』5巻，1998年12月出版，深圳・海天出版社
潘耀昌編『20世紀中国美術教育』，1999年9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水天中・朗紹君編『20世紀中国美術文選』上・下，1999年11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趙力、余丁編『中国油画文献　1542―2000』，2002年12月出版，湖南美術出版社
中国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匯編』，1997年7月出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王震編『20世紀上海美術年表』，2005年1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王中秀編著『黄賓虹年譜』，2005年6月出版，上海書画出版社
盛興軍主編『豊子愷年譜』，2005年9月出版，青島出版社
林文霞編『倪貽徳美術論集』，1993年10月出版，浙江美術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