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目前，“凝固的诗篇——博尔盖塞美术馆藏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杰作展”正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展出。展览以博尔盖塞这座现代博物馆馆藏作品为主体内容，展出拉斐尔、提香、鲁本斯等意大利以及北方地区16、17世纪艺术大师的55件真迹作品。

 

如约翰·博格在《观看之道》中所言，“我们从不单单注视‘物’；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观看展览亦是如此，陈列在美术馆的每一幅艺术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待我们欣赏、体悟和解读。在此，本期推送当代作家沈胜衣的文章《为贝母打开逃亡之路》，从独特的角度对展览中的作品进行分析，为我们展开“凝固的诗篇”中的植物故事。

 

 

美术作品，是记录和想象，是打开实体的世界和追溯意念的世界。美术展览，则是打开画家的记录，让观众追溯前人的想象。

 

日前又一次看穆夏展（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不退的浪潮”），得以近观只有真迹才能见出的人物动作和植物图谱之精细处。很高兴继在捷克克鲁姆洛夫小镇的偶遇之后，又一次与蔷薇少女（《Rose》）合影。同伴考我一幅歌剧海报的名字，我看到画中的白色山茶花就想到是《茶花女》——是展览带来的呈现，重逢，和探究。

 

同理，随后看意大利博尔盖赛美术馆藏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杰作展（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东美术馆新馆，“凝固的诗篇”），也从诸多大师笔下的植物细节，探究一些实体记录，呈现一些意念想象。

 

展览现场

 

比如展品第一幅，也是用于海报主题的《花神福罗拉》。这位古罗马花卉、农业和青春女神，是艺术品常见题材，这幅也不脱范式，庄重而不失妩媚的女神，环绕装饰着鲜花。但比较特别的是，她手持、头戴和身边的雏菊、玫瑰、鸢尾等，多为自然界少见的蓝色，带来神秘的圣洁感。更特别的是，我留意到角落里耸立着一枝大红花，花心长长的花蕊伸出，这特征高度疑似热带的朱槿（扶桑），出现于此很勾起兴趣。

 

[传]伯纳迪诺·路易尼（Luini Bernardino）

《花神福罗拉》，16世纪

木板油画，64×52cm

图片由博尔盖塞美术馆授权使用

 

因为该画传为16世纪前期伯纳迪诺·路易尼的作品。其时是西方大航海时代，欧洲人远洋探险开拓版图，在战争、殖民和贸易的主题之外，已开始带回大量异域花木新物种。只不过，属于热带的植物大发现，应是集中在后来的17—18世纪。我查了一下，虽然有资料说木槿在古希腊罗马已从远东引种（西莉亚·费希尔《花朵传奇——大航海时代的植物图谱》），但木槿属植物中产于热带的朱槿，是“17世纪以后欧洲人从华南采集朱槿树苗运到欧洲。”（周文翰《花与画的艺术之旅》）所见最早的朱槿图谱，更要到西尼·帕金森18世纪中期远航南太平洋时所绘（托比·马斯格雷夫《植物猎人》等）。

 

展览现场

 

因此，《花神福罗拉》的这朵大红花，要么证明朱槿比一般认知要更早进入欧洲；要么，如果确认该画作者和年代无误的话，那角落里突兀的此花，可能是后人补画的；又或者，是画家的想象之花（一如那些蓝色花，在当时很多尚未培育出来），却恰巧与后来才出现的朱槿形态相合。——无论从植物传播还是艺术考证的角度，都很有意思。

 

循此角度一路看去，那些酒神手中的葡萄，美人胴体旁散落床褥上的玫瑰，情侣身边草地相依偎的小野花；那些少女头上的花冠，森林之神半羊人头上的藤冠，戴着橄榄冠的男子把草料端给公牛，基督掉落的荆冠尖刺上还滴着血珠，无不以植物见证着艺术与生活、人类与自然的现实和幻想。

 

展览现场

 

最可赞叹的是威廉·范·阿尔斯特《花与蝴蝶》。这是一帧很小的油画，易为人忽略，但策展者的良苦用心，为其赋予了特别的意味。

 

威廉·范·阿尔斯特（Willem van Aelst）

《花与蝴蝶》，约1670年

木板油画，25×20cm

图片由博尔盖塞美术馆授权使用

 

首先布展极见心思，它隔着展厅墙角与一幅冬景对峙，后者展示了寒夜雪地里，人们采集木材等劳作，无论场景内容还是画幅尺寸，都与《花与蝴蝶》形成对比冲击。人生的两面，就这样无言比肩：你从这边看过冬天的肃杀劳苦，铺天盖地，一转身就看到那些温馨静美的花，虽小巧到如退缩一角，却独占了整面墙，有足够的抗衡力量，予人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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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画的标签牌，真是一篇妙文：“画中描绘了在短暂生命中的不同时段被采摘的不同花朵：郁金香初放时，一朵凋谢大马士革玫瑰的多刺茎上的叶片几乎枯萎。角堇和田堇、一只危险的大黄蜂和两只蝴蝶使画面更为丰富，它们与水晶花瓶一起构成‘韶光易逝’的劝世静物画主题。”——有画中动植物品种的介绍，有寓意的说明，已经很好很到位了，更难得的是接着后半段：“画作中右侧描绘的是一朵东方贝母，花瓣上的方格图案非常显眼。这种花是佛兰德斯传统中的珍品，胡格诺派教徒逃到英国后，将其种子传播到整个欧洲。事实上，绘画中出现这种花一般都与逃亡和迫害有关。”——这是更深入的背景解说，超越一般的绘画释文，可作一则上佳的花卉文化小品来读。

 

《花与蝴蝶》中所描绘的贝母

图片由博尔盖塞美术馆授权使用

 

贝母，我国主要取为药用，传统上罕见入画；但其如吊钟俯垂的独特花型、富于装饰性的花色，很受欧洲人喜爱，作为观赏花卉曾广泛流行，常出现于植物图谱，我手头有两本西洋花书即以贝母作封面。另还查到一些有趣的资料：

 

布伦特·埃利奥特《花卉：一部图文史》载，17世纪（即《花与蝴蝶》创作时期），植物学家约翰·帕金森把贝母列为“地上天堂”的第一种植物：“以其庄严的美丽，在花园中当之无愧地享有头名的位置。”约翰·克雷斯等《植物进化的艺术》指出，那种“花瓣上的方格图案”，古代被视为“骰子盒”，这个拉丁词汇便是花格贝母的属名。崔莹《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也就上述两点、以及贝母的其他典实有较详尽介绍。玛格丽特·威尔斯《莎士比亚植物志》说，16世纪植物学家约翰·杰拉德的《植物志》扉页画，有人认为里面手持花格贝母的就是莎士比亚，他的剧作出现过此花，而杰拉德因为花格贝母的图案像国际象棋的棋盘，把它称为“棋子水仙”。另外在西方传说中，贝母垂首的姿势，与耶稣之死的悲伤有关。西莉亚·费希尔《花朵传奇》更谈到，方格花纹的贝母俗名“死亡之钟”，它垂在郁金香下的静物画题材，是表现“关于生死的不祥寓言”。

 

展览现场

 

 

然而它还牵涉到“与逃亡和迫害有关”的史实，则由那篇标签文字才得悉。而且，它躲在画面主体的郁金香和玫瑰侧边，被鲜妍夺目的两者所掩，倘无策展人拈出，更将埋没于消逝的韶光中了。

 

想象那朵贝母，从花园逸出，舍弃了头牌的辉煌地位；又从棋盘脱身，不再充任追逐胜负的棋子；还从掷骰子的赌桌溜走，摆脱赌徒和财富的操控。它什么都不要，只要自身的美丽；它被各种命运的重负和死亡的催迫压弯了腰，但仍决绝地一路逃亡。直至来到这个展览，打通与三四百年后的我连接之途。——不用理论众多杰作的画艺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此贝母，携手那枝天外飞来的朱槿，便令“凝固的诗篇”活化起来。

 

本文作者：

沈胜衣，岭南人，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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