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博一

    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艺术变革，与其说是产生了新的观念、手法、形式或趣味，不如说是出现了不同人群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在我看来，刘庆和的生存方式和他的艺术创作状态，有着异类的、边缘的倾向。“异类而边缘”的创作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有勇气把个人的生活姿态与艺术立场等同起来，在于它不借助或简单地利用既定的传统资源和符号系统，而在于它关注有质感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的道德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这个仿真时代残存的有质感的生活，从而给传统水墨艺术带来一种直接的冲击力。

    刘庆和艺术的表现视角主要定格在都市化过程中人的生存境遇的主题范围，包括生存的尴尬、困境与荒诞的现实处境。但这种境遇的表现特征不是延伸到历史或现实的宏大叙事之中，而是潜植于现实生存状态的隐秘之处，延伸到复杂而又被庸常秩序所遮蔽的幽暗地带。在伤感的情怀中映现了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潜在矛盾与冲突，以及创作主体对个人存在的思索与反观自省。刘庆和在选择都市化的众生相作为表现对象时，通过关照式的视觉叙事，既描绘出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的骚动与迷惘，盲目与蒙昧，缱绻与决绝，又展示了欲望化的城市中，由欲望、权力等共同构成的现代性对群体意识的消融。

    作为一种带有新写实的创作样式，我更看重的是刘庆和在视觉叙事形式上的实验性探索。在其作品中，他面对复杂的生存本相，并非仅仅专注于情节的隐秘性，而是通过一种内心化的倾诉或自我复述的方式。而这种不同人物的自我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的简单转换，而是为观者有效地进入人物的精神层面提供了直接观看的通道，以便更清晰地完成不同人物出场与在场的关联。从而使画面的整体结构是一种多声部的合奏式基调，或者说是围绕着同一种生存境域的多声共鸣曲。同时，在他艺术创作中又具有“放诞”的行为意识。这不是表现他在具体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上，而是指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的“放诞”情态。这种放诞，就是狂放中加有怪诞的意味。在他的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他的《艺术猪——支取生活的片断》的专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放诞”的艺术家，多半有非凡的才智，向往精神的自由自在，仰慕人格上的超迈拔俗，追求样式上的随意与无拘无束。

    除了这种内心的叙述话语，以及多声部共鸣的复调式结构之外，刘庆和的艺术还在他图像的处理上进行的一系列极致化视觉张力的设置。这种张力并非只是体现在某个单项的形式之中，而是呈现出一种从时空结构到人物命运再到语意的网络化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张力安排，使整个画面处在一种饱和的张力场中，随着他/她们伫立的姿态、不停游走，或在水中漂浮，几乎涵盖了人们的生存空间，而他们的具体活动又保持在幽暗的部位，渗透在许多庸常现实的表象之下。这种魅惑的多极化时空张力，无疑为他的艺术表现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提供了广阔而又深邃的生存背景，提供了一种沉郁、惆怅的神秘。而这种神秘的振颤，铺垫了视觉主干的质地。他首先打乱了结构的次序，把它切割成无数片粼光闪闪的碎片，然后在斑驳背景上的痕迹与连接，在真实中引进梦幻，使真实与梦幻产生间隔与交杂，使清晰的形态度变成如梦似幻似朦朦胧胧的影像。通过这种影像与真实形态的叠印来拓展主题的容量，使单纯的线性思绪变成水墨氤氲，并升腾为弥漫性因素。这是一种相互关系玄念的感触。

    就刘庆和整体的审美格调而言，这种水墨话语方式也使作品中显现的哀婉、凄迷与无奈、逃离的人生意绪等生命诉求构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刘庆和这种依靠自己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直接的体察方式，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当代水墨艺术创作来说，意味着艺术正在进入个人生活的现实过程，进入个人的内心的过程，反映了一种边缘化的社会意义；显示出生活在这里变形，水墨艺术创作在这里更新的倔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