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影像部：你的作品除了展出的，还包括哪些？
    马军：这是事件，它是一个系列的作品，跟书有关，大概有个10本左右的样子。比如现在展出的《资本论》、《国富论》、《理想国》、《论法的精神》4本书，还有《论自由》、《共产党宣言》类似这样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你发现它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一些哲学经典。
   
    新闻与影像部：对中国有挺大影响的。
    马军：对，对中国又有很大影响，改造了一个现代的中国，就是近现代的一个中国。而且这些文字因为形而上，很抽象，所以它基本就除了这几个字和作者之外，大片都是空白，封面里面都是空白的，没有设计的，挺多有个出版社，就没有了。我就想，我可以把这个空白用中国的方式把它填充起来。
   
    新闻与影像部：对，我也感觉到是用中国的方式。
    马军：对，而且是瓷器的，我用瓷器的那种方式。我以前做过一系列，就是“新瓷器”系列，就把西方传入的一些消费品，比如电视、录音机、收音机、汽车等等的传进来的这些西方产品，把它变成中国的瓷器。你明白吗？就是这个电视把它按照瓷器来设计，所以说它看起来像一个古代的中国的一个器物。但其实你可以识别它是一个现代的消费品。这个其实跟那个是一个思路的延续，就等于我把这个抽象的、很精神化的哲学经典的东西、改造现代中国人精神的东西把它当成瓷器来设计。就这本瓷书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信息，它的书名、作者，但是它无法翻阅，你只能是通过它的封面来识别，看到它的《资本论》，你会想《资本论》它在说什么呢？然后这个图案，是中国龙的图案，它代表了什么？一种很吉祥、很威势那样的一种东西。一个松树代表了什么？仙鹤代表了什么？它会跟中国的一些文化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但不是矛盾，但是这里面会有一种关系。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杂糅的关系，它不冲突，但是貌似很和谐的这样一种关系。
   
    新闻与影像部：外国的那些著作中国化过程？
    马军：中国化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也没有很深入地去看这些书，但是我从《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我会有一些感受。其实中国是有选择性地在吸取这些经典，甚至他会曲解，或者只拿它可以有利于我的一个意思表达的东西，但其实很多东西是觉得有干扰的，或者是不利的，他就会把它剔除掉，就像《国际歌》他也会把它删减，剔除得让它觉得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诉求，所谓的理想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经典它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近代变成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像广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现代，非常时尚，那到底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通过经典所参照建设的这样一个新时代，是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时代，还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就像粤语，广州的粤语应该是保持古汉语一个“活化石”一样的，可能有一些语调、音什么，比普通话更要接近古代的中国。你看现在你说粤语，看着这个很时尚的大都会，就很像这本书，又中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西方的经典，作者，西方经典，你可以通过它的题目，《理想国》你会觉得很美妙，你不看这本书，你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资本论》，它会怎么样看待资本的问题呢？你会在想象。然后看着这个龙，看着这些仙鹤，你也会有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非常东方的一种中国式的想象。我觉得这两种想象在一起就会很有意思。

    新闻与影像部：你想通过这个《论法的精神》折射出你对中国的法治一种怎么样的看法呢?
    马军：中国也强调一种法治社会，但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人治。就是有些东西有法律，但是这个法律作为一个参照，更多的我们考虑到是我有权，你给我钱或者利益，我也可以把你官司判赢，也可以不判赢，因为法律不是那么刚性的，我可以灵活，我人是主动的，我可以怎么样来阐释它。所以中国不是一个严格的法的社会，它有有一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干扰。你两个人在打官司，我跟你协商，法外调解，或者谁给我的利益多，我就判谁赢。这《论法的精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西方社会所立国的根本，立一个规矩，所有人在这个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咱们现在不这样了。同时我选的这个图也很有意思，松树代表了一种直，一种规范，一种刚直不阿，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性的东西。因为人比较出世，一个仙鹤飞来，非常空灵的、出世的，虽然社会是那样子，但是它向往的是一种很直的、很正直的、很正面的东西，很中国的对法的认识，对人生的一种认识。《论发的精神》是西方一种很理性的一种文字化的阐释。我觉得这两个在一起，图面跟这个，它会有一种内核上的关联，它不是那么对应，但是会有一种关联，就跟看的《论法的精神》跟这个人、松树似乎有一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又不是说那丁是丁，卯是卯的联系，是感受到一种联系。


新闻与影像部（整理）
201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