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川的《艺术生活手稿》（综合材料，1999-2001）中，他用毛笔直接在宣纸上涂涂画画，迟钝的笔在宣纸上反复摩擦引起一种凝固的快感。有如我听音乐之中对位，在察觉不同的内心反映，倾听内心的声音，用这种声音取代另一种声音，用这种涂画取代另一种绘画，我正在用一种涂画取代水墨画。对于一个离弃故乡的人来说，涂画成为他居住的地方。

    新闻与影像部：王川老师，你的手稿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王川：以前我1990年做了一个展览《末点》，后来大概在1998年我生了一次大病，得了胃癌，后来我找到了一些这个作品的构建，就是它有一些，原来的作品不是有一些圆点嘛。因为得病，你化疗，到处治疗，或者游走，然后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我顺手就把它拼贴到这上面去了。因为当时居无定所，没有作画的地方，比如说去喜马拉雅山，你去海边，你去一个地方住，他就不可能画画嘛。我就觉得反正这个艺术形式它也是不拘泥一格，任何形式都可以存在，只要是你生命感受到的东西，直截了当的东西又可以。所以我就把这些写的东西、这些文稿就把它拼贴了。但是这些稿件后来都是发表过的，但这个原始的手稿都把它拼贴到上面去了。它就是印证了你整个生命比较深切的体验，因为当时你想到什么你就写了什么，你就没有像那些考虑艺术形式，像那种画画一样的，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直截了当，是你生命中间一个痕迹，你留下这个东西。

    新闻与影像部：那这些手稿大概时间跨度有多久呢？
    王川：当时大概从1999年到2001年，等于是陆陆续续，做了9张，一共是9张，还没有做完，后来在2001年6月份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做了一个回顾展，叫做“生命的痕迹”，这个展出一次。之前可能也在何香凝美术馆有一次叫做“广东当代艺术生态”，珠三角生态，好象做了一个年展的时候展出过。然后6月份个展展出过的。但是那个布展不一样，它是用一个柱子包起来的。后来在“北京798艺术节”展了两张。北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廊做了一个“抽象艺术年展”，又展了两张。而这次是完整的，王林邀请我参加这个项目展。当时他讲，把你的文献拿出来。他说文献拿出来的话，不展策展人的角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历史图象，你是一个微观的、个人的精神体验的，所以比较微小，就给了我这个墙面。这个墙面，我后来想，给了17米，但我这个如果从尺寸来讲，可能也就大概10米，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拿来展览了。因为它大小尺寸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时间太久了嘛，大概有11、12年。有些为什么没有了呢？有些是因为当时你贴这个手稿的时候，也不可能发表，有些照片就把它揭下来了，因为这个照片是有人给你拍的，别人送给你的，也不是我自己的，有些是杂志、报纸那些，找到什么把它贴上去的。有些就比较短的，我这次就把它重新补了一下，就拿来重新展览。

    新闻与影像部：我注意到你这里，这里作品上有墨迹的痕迹，那些是你后来加上去的吗？
    王川：不是不是。当时1990年我做了一个《末点》，你来看这个图象。这个展览是两个部分，这个是外面，这个是里面，这个是展场的里面。里面就是这些纸，这些剩下的点，就是现在这个裱好了的，然后我就在上面拼贴的。其他的都已经找不到了，当时1990年做完以后，这个作品可能朋友在深圳就收藏了，就剩下这些。

    新闻与影像部：哦，剩下几个点你就贴起来了对吧？
    王川：对对，剩下可能就差不多9张在一个朋友那里。后来我生病的时候去深圳，他给我讲，你还有一些东西在我那里。后来我打开一看这些东西，我就直接想到这些东西拿来，它本来也是以前作品的一个构建，也没有什么好大用，我就这样子贴贴贴。后来我到处走，去海边，去成都，我在别人家里面又贴，在朋友的家里面也贴，后来在纽约我又贴。这些好象有些东西都是谁给我照的相，他们给的都是同学什么的，我都贴上去了。这个是王林，这是以前，1992年照片，我就把它贴上去了。

    新闻与影像部：你的作品是按时间纬度来贴，还是随便贴的？
    王川：实际上就是10年的东西，就是生病前10年的。

    新闻与影像部：有没有按顺序贴？
    王川：没有。

    新闻与影像部：没有？就随意贴的？
    王川：对。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连载的，比如说我有时候贴了一张，另外一张又没有贴上去。这些是在美国大学的时候剪的，剪的时候在美国又贴。有些照片可能是别人给我的，大概我就贴了一些。这个是我在喜马拉雅山。

    新闻与影像部：哦，喜马拉雅山？
    王川：对，在尼泊尔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时候我要在那里养病，是旁边的一座山下面，因为空气好，那里比较安静一点。这个是夏威夷，就在海边。因为我那时候考虑到我走远一点，空气好一点，反正我死了以后，别人也不知道。那我在医院里面，你去做这个病的留医治疗，实际上有点债台高筑。因为癌症在中国医院里面你花钱也很多，也治不好，因为我这个是三期胃癌，等于是中晚期，所以我也不知道活多久。

    新闻与影像部：那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吗？
    王川：对对，这有点奇迹嘛。这个1990年发表的，在香港报纸一版的。这个也是，好象是，那个时候大概1990年到1999年，好象就是10年间的。再早一点的资料，我没有，找不到了。像这些东西，要找到这些东西，现在东西是比如说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把一些备忘录、物品存放在谁家里面，然后中间可能写了6、7封遗书。上飞机，就留在朋友家里面比如香港一个朋友家里面。后来下飞机后来，人家又把遗书交给我。像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弄上去。

    新闻与影像部：这次有没有展出你的遗书？
    王川：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我没有贴嘛。你还能够写，还能够贴的话，就觉得好象就没有必要。

    新闻与影像部：那这个是什么呢？
    王川：这个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月，然后就陪他去弄牙齿，他这个比较好玩一点。这个时候本来在一起，朋友治病，和朋友在一起就比较开心，等于你生活的整个一个过程。这些就是你在纽约街上看到的这些身体很好，跟你有一个反差，你身体非常虚弱，而这些身体又非常好。

    新闻与影像部：那边那三幅是你的吗？
    王川：对，那三幅是最近的水墨画。康复了以后，它实际上也是手稿，是手上的手绘的一个作品。

    新闻与影像部：那这个画的是什么呢？还是抽象画？
    王川：抽象画。我一直在做抽象的。三年画三张。那个时候《精神生活的手稿》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很难找个地方安心画画。因为你要在医院里面，要不然你在山里面。你画完你有没有地方裱，你在国外的一个山沟里面。

    新闻与影像部：我想说，首先恭喜老师您恢复了健康，这是一个奇迹是吧？
    王川：对。

    新闻与影像部：我觉得你很多东西都是在得病的时候来完成的是吗？
    王川：对啊。这些都是精神在抗癌魔。

    新闻与影像部：那你觉得得病的过程，或者说跟病抗争的过程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川：我现在抗癌魔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生不生病，你肯定都是要面临生死的，但是你生了病，使你直接面对生死这个人生态度问题，就是说你开始做减法了，你不会有很多欲望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生这个病呢，你是在理论上和一个概念上你知道人是要死的，那跟你实际上面临得这个病去治疗，可能你也不知道活多久，而且是无常的，他整个思考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亲身经历了以后，你过来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你再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太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也不会太去在功利场上去争多少，你就会平和一点。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你可以还在做加法，你有非常多的困惑，有非常多的痛苦。现在我基本上比较少这种负面的情绪，一般正面的情绪比较多一点。你看这个水墨画就比较高兴一点，比较快活一点才能画得出来。

    新闻与影像部：对。因为东西都像飞起来一样。
    王川：对，比较灵动的，它在一个空间，它是完全开放的。

    新闻与影像部：我还想问一下你，观众不可能把你所有东西都认真看一遍，他们可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角度。
    王川：那就可以了。其实他看一个片断就可以了。实际上它放大来讲，就是一个生活的片断。比如说你看他们去读一张作品也可以，他不一定把这个画家、艺术家或者本来的立场、观点全部读懂的，它是要会发挥观众参与的那一面，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觉得有兴趣，他可以多看一点，对不对？

    新闻与影像部：对。
    王川：他看看这个，手写的，现在还用手写的。因为现在电脑时代了嘛，很少人用这种，还在写，还在改，有没有什么意义。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旁边人可能讲。但对于我来讲，对于艺术家来讲，它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印证了你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浓缩了你这个过程。

    新闻与影像部：这个是不是你觉得是你的作品跟王林所策划的这个展的关系联系点呢？
    王川：他就建议我把这个文献拿出来做展览，因为旁边这个是个历史的，比较大的、宏观的肖像。

    新闻与影像部：这个就是微观的。
    王川：这个是比较微观的，是你个人内心里面写照，精神上的一个投射的痕迹，正好是文献的性质，对于你个人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新闻与影像部：好，非常值得大家分享。谢谢王老师！


新闻与影像部（整理）
201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