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
    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

王林：
    苏州本色美术馆去年建成后，邀请我为他们策划一个开馆展，我做了一个和历史话题有关的展览计划。因展馆场地、运营方式和管理团队都在构建之中，所以这期间他们做了两、三个热身展。本展是作为正式开馆展来筹备的，参展艺术家40—50人。这种中等规模的展览，能够形成明确的学术针对性和策展思路，可以做得更有研究性、文献性一些。

《画廊》：
    这个展览选择艺术家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王林：
    展览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性”， 一个是“艺术文献”。中国当代艺术可以在四个层面做出不同的探索。第一个层面是个体性。中国作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经常性地抹杀个体价值。80年代以来，新艺术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体现了个体意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点和启蒙主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相关。个体及其精神的自由首先是公民由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利，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涉及国家合法化和合理化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地域性、区域性。个体并不是孤立的，生存在具体环境之中，艺术作品里有他与生俱来、与之息息相关的东西，由此形成艺术个性。背后有很多资源性因素，地域文化、历史传统、母语思维等等，这些东西必定会在艺术家及其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三个层面，中国是比较大的国家，又是民族心理中统一性比较强的国家，所以艺术的中国属性是一个必然要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重要而又复杂。其间包含了中国不同地域的生存经验和历史传统，我们考虑中国性时离不开这些基础。

    第四个层面，“中国性”不是既定的、固有的东西，不是教科书上的中国文化传统或者国学的知识表达，它是活生生的存在，存在于国际化的语境当中。当代艺术以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成为地球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性”只能通过国际性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中国性”提法是一个平台，如果把它解释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表达，我是拒绝的。我强调的是艺术家个人创作中的文化自主性、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性、责任感。

    在这样一个题目下，我选择艺术家有两个依据：一是他的作品如何呈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态：生存经验、精神历程等等；二是他的作品如何把中国历史的、地域的文化资源转换成当代艺术的语言表达，让中国人的思维智慧与文化观念能够呈现其中。

    “艺术文献”这个词语，我强调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书写历史，对中国新艺术史进行梳理，最重要的是价值追求。我们应该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研究艺术对中国文化现状、中国人生存现状，对中国现实环境中的个体精神现状有什么意义，也就是对中国精神文化所起的作用。我选择的艺术家，从早期前卫的代表人物，到21世纪刚刚冒出来的年轻艺术家，选择的方向在于是否有精神追求、有问题意识、有思想深度和语言转换的力度。

《画廊》：
    “中国性”这个词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来的？

王林：
    中国今天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个概念在当代艺术中是不能回避的。但这个概念常常被人误解、常常被政治意识形态化，成为表达现代化进程中“富国强兵”要求的说辞。从历史上看，“富国强兵”对一个国家意义重大，非提不可。但这也恰恰是资本主义最残酷的一面，从早期殖民主义到德国纳粹主义，都是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实施血腥统治的。我们要警惕从“富国强兵”的合理性走到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荒谬性。我提出“中国性”是有针对性的，在艺术当中呈现出来的“中国性”，是一种个人对历史、地域文化资源的有效转换，是有价值追求的、可交流可沟通的文化智慧。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中国性”呈现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与中国人今天的生存现状和现实境遇是紧密联系的。所谓的现实境遇就是指我们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互交错的历史背景中。“前现代”指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健康、正常的公民社会，这种社会的建立具有普世性。启蒙主义的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个体自由优先权作为前提的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恰恰是艺术在推动个体自由意识的呈现，这种基于主体间交流的文化意识，可以避免跌入狭隘的、政治化的、国家利益化的民族主义陷阱。“中国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这个展览只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展示来引发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展览主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不是去解决也不是去回答，而是体验、呈现、揭示，感悟，通过艺术创作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

《画廊》：
    “中国性”和过去所提的“国家性”、“集体主义”、“民族性”和所谓的“中国元素”最大的区别在于个体性的言说吗？

王林：
    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中国性也好，民族性也好，国家性也好，如果不建立在个体自由意识的基础上，那就成了一套极权主义的宣示。我们要警惕的是，个体不是均质的单元，也不是一盘散沙，个体在社会中总要连接成为族群关系。从“个体性”到“国家性”之间的连接，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我以为需要以一种民间的、自然形成的、自由发挥的方式，这恰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要点，个体价值是在公民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中去实现的，这是社会的结构问题。作为艺术，还要重视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个性，艺术作用于精神个性的生长、发育、深化、丰富、升华，从而来表达出价值追求。艺术是一种精神文化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抵抗社会操控性的力量，不光是国家行政管理，也不光是意识形态控制，还有包括金钱资本操纵，甚至包括文化权力、话语权力的操控。当代艺术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和批判性，支撑当代艺术的动力仍然是现代人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

《画廊》：
    这是展览为什么选择民营美术馆的原因吗？

王林：
    这倒不是。我是强调重建民间文化力量的作用，因为中国政治过多地剥夺了民间发展文化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我说的“民间”不是指过去的传统民间文化，而是生存在民间的当代文化。80年代的新艺术不只是从地下走到地上、从不公开走向公开，更重要是从民间开始把中国的艺术文化的使命担当起来，把中国传统艺术形态推向多元的当代艺术形态。但90年代以后，随着艺术的资本化、市场化、江湖化再到今天的官方化，又开始联合起来摧毁民间自由主义的文化力量。我认为，当代艺术从根本上是作为民间文化力量存在，而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而存在的，它应该自然、自主、自由地在民间生存和生长。这个说法，是基于要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的、当代的，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追求的当代文化。不是说我们不能借助官方和资本的力量，不是这个问题。国家应该支持民间去发展文化，有钱人也应该支持民间去发展文化，这里没有矛盾。所以我和民营美术馆合作、和官方美术馆合作都没问题，关键是立场和出发点。民营美术馆一样受到官方牵制，被官方审查，也没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之所以和本色美术馆合作，是因为他们给我适度的策展空间，让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发挥，做出一个学术性的展览，对此我非常感谢。

《画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民间美术馆异军突起，包括广州53美术馆、苏州本色美术馆、上海民生美术馆等，民间力量对当代艺术的这种推动，您的态度如何？

王林：
    就中国来说，民间美术馆的出现是好事，首先需要有场馆去做展览，要有资金去投入艺术。这么多民间人士对当代艺术感兴趣，很好。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有很多“民间”其实并不是民间，而是以民间名义行官场之实。一些所谓民间机构为了取得官方认同的好处，甚至做得比官方还官方。我并不在乎机构是民间名义还是官方名义，而在于做出来的事情有没有民间立场，有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

《画廊》：
    民间立场与现在体制的对立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林：
    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处在前现代社会，并没达到现代化。只有民间继续推动，社会才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能解释中国的现状，也很难把中国现在的问题和中国人的精神要求呈现出来。所以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真实的民间文化力量，有利于中国人直面中国社会真实，有助于推动中国人精神更新，我们要激发、推动和保护这种力量。

《画廊》：
    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史进行书写，今年在民生美术馆、国家会议中心都有以历史为名义的展览，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林：
    我认为这些展览都只是一种主流叙事。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挑战北京叙事》，这是中央集权体制下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大一统的主流叙事，实际上是把艺术传统从延安时期一直延伸到现在。这条线索遮蔽了历史真实，是很有问题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并不是集体主义的主流叙事，它的根本价值在于以个体意识冲击、改变这种主流叙事。对于个体价值的追求和追问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而这个价值在主流叙事当中被涵盖、被描述成为统一的、和谐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被政党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实质上不过是利益共荣，是艺术家、批评家和官方、资本，在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表现在历史叙事中，必然会遮蔽当代艺术史上很多重要的艺术事实和艺术现象。主流叙事是对历史的遮蔽，其历史阐释则表现为有意遮蔽艺术发生的针对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这种宏大历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极大。当代历史叙事是多元化和多角度的，并非是“唯一正确的”。叙述者并非不能用自认为正确的观念、方法来写作，而是要向读者提供一种有张力的、有问题意识的历史陈述，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领会、选择和发现真正的艺术历史究竟是什么。官方化的宏大叙事充满政党意识形态的要求，背后是很多不为人知的、被掩埋的事实，是很多矛盾、冲突、抗争和反抗，只有在这些东西中间才有真正的历史，才有历史的张力。

《画廊》：
    在多元化的、强调个体性的时代，历史应该怎么书写呢？

王林：
    首先要让历史书写回到民间。当代史不是不可以写，而是只能通过个人来写。在今天历史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地盘。过去的一切总是要回忆和撰写的，但书写并非定论，而是不断被选择的。对书写本身的书写要有甄别、选择、淘汰和提取，这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不是一个“结论——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呈现——批评”的过程。支配其中的东西是人文价值追求，如果没有价值追求的历史，不过是利益的交换册和权力的功德簿。


2010年6月17日，采编陈颖，原题《个体意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之一“中国性——2010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策展人王林专访》，原载于《画廊》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