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展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强调中国生存经验和文化身份，呈现个体意识和独立思想创作成果，注重艺术家在形式语言和创作手法中，转换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思维智慧和艺术智慧。针对国际接轨中的他者化、资本化和与之相应的符号化、图式化创作倾向，凸显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国历史上下文关系和中国大陆社会现场中，自主出场和重塑价值的问题意识。这一学术重心与第四届广州三年展拆与建的主题相互沟通。

    什么叫“去魅”？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好几个阶段，从解构传统到模仿西方，再与主流决裂，最后同资本谋合。由此而来的艺术的资本化、市场化、媚俗化开始渗透到艺术价值之中。“去魅”就是艺术领域中的元问题，通过去魅这一过程的实现，当代艺术才可以回到最原始、最纯粹、最真实的生存面貌。所以，它即是一个自我认识（解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升华（重塑）过程。

    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当代艺术走向国际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资讯的同步性，通过先进的通讯工具，通过网络传媒方式，使中国的文化信息和世界处在同步状态；另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其独特的政治形态和经济高速发展相结合，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非常引起注意的。90年代以后，中国艺术在国际上逐渐有蹿红的趋势，成为国际艺坛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当代艺术在舆论上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一是基本上为国内外资本市场所操纵，艺术家的推出，背后都是资本的力量。二是为官方文化意识逐渐控制。中国当代艺术如果仅仅通过国家控制的管道，或仅仅通过国内外资本推出的管道，并不能够充分展示中国人在开放时代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现实。所以，对于日益处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无论是现场批评也好，或者是历史书写也好，中国性的呈现与去魅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性”不是简单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而是对国家性、对民族性、对国民性存在问题的反省。这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有关系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它的复杂性表现在“前现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启蒙问题，就是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得到解决。“现代”的问题在中国同样非常突出，就是个性解放以及围绕个性解放的社会形式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还有“后现代”这样一个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身份问题。这些问题都同时摆到了前台，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互相交织、纠结的文化现实。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的公民社会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从50年代到现在，官方对民间的摄取太多，民间并没有形成民间公民社会。民间没有自主、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这在全世界是很少见的。我们经常谈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如果不重建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利，复兴是没有希望的，更不用说伟大了。

    在讨论“中国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中国性建立在一种集体想象的中国性之上，当然也不能建立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之上，核心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人的自身文化身份的问题。除了前面所讲的民间文化自主性，还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历史文化资源的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是当下精神生态的维度。这两个维度的前提对于当代艺术来说都是个体性的。必须有这个前提，基于个体性，反省与批判集体想象的中国性和东方想象的中国性。其针对性不是要去定义一个一元化的中国性，而是要去开创多元化的可能性，即以中国历史文化为资源、以当代精神生态为基础的文化格局。中国当代艺术从八十年代地下活动慢慢浮出水面，然后经过市场化、资本化、产业化走向官方化和国家化，在今天被打扮成国家主义的形象品牌。用这样的形象品牌在国际上出场，这恰恰是我们要针对的问题。当代艺术本来是要重建中国民间文化力量的自主性、自由性和自在性，但在今天正在被招安、被收编所摧毁。艺术自由和民间自主是推动艺术和书写历史的前提。这样的叙事方式意味着我们要去捍卫现代性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个体自由和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利，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来讨论“中国性”问题。 这是一个呈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去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