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实验性:从贡布里希中国化谈起《美术文献》

正因为艺术无法获得类似科学那样的检测标准,所以,艺术中的实验就几乎无法和胡闹区别开来,结果很简单,艺术实验支持了无原则(准确些说是无标准)的创新潮流,让时髦,一种名利场中的“看我运动”,成为了评判艺术优劣的唯一标准。

  重温贡布里希所提及的九个因素是颇有意思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研究贡布里希在多年前所给出的忠告。概括起来,这九个因素是:1,信奉进步主义,以为昔不如今;2,盲目崇信科学,借科学的实验性来为难解的艺术表达辩护;3,强调心灵主义,反对理性与机械主义;4,无原则地张扬个性与非理性;5,变化就是一切;6,崇尚“天真”,让“儿童”的自发性干掉教育的保守性与系统性;7,摄影术的普及;8,冷战使艺术变成政治工具,艺术被政治绑架;9,屈服于时尚,让追逐时髦成为信仰。可以看出,贡布里希所批评的不仅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他批判的是20 世纪人文精神的持续堕落。贡布里希对新世界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对艺术时尚心存疑虑,怀有道德上的深刻担忧,这说明贡布里希是一个古典主义学者,属于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那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不能接受由福柯这一代学者所代表的批判性的学术转向。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贡布里希显然属于右翼,而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等人,包括战前的本雅明,以及以西马为基础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则多少与左翼有关。有意思的是,当代艺术一般偏于左翼,所以批判性理论更容易成为其利用的资源。可是,在中国,为什么恰恰是秉持保守立场的贡布里希,却为这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与实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至少是其中一种依据吧!“实验艺术”这一概念的流行,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难道这不是一个问题吗?跨国的文化传播的诡异性,在这一发生于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例子中,得到了充满地域性的独特呈现。

  四

  在贡布里希进入中国以前,中国艺术学和美学领域,包括艺术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黑格尔阶段,后来则延伸到康德。出版于1979 年的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流行美学及其哲学的质量最好的一份理论说明,大致上代表了其时的思考水准。而范景中组织翻译与介绍贡布里希理论时,他心中一个重要的批判标靶就是这个流行甚广的中国式的黑格尔主义,因为反黑格尔主义正是贡布里希的基本理论取向之一,其中一个认识就是对“情境逻辑”的运用,以否定历史必然性,这无疑根源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正是波普尔强调用“情境逻辑”来取代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坚持让历史回到常识中去,回到偶然性中去。对“情境逻辑”的使用,构成了贡布里希艺术史的理论基点。甚至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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