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让我想流泪”，布展期间，同样是参展的希腊艺术家主动走上前来对张新民说。在开展首日，参观者甚至包括理发师傅、保安，他们告诉张新民，“你的照片没有胡说八道”。展览分为“乡村”、“进城”、“城市”、“乡村”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乡村”拍自江西流坑的董姓族群，照片中典型的中国农村里，黄发垂髫自得其乐，青壮劳力干活谋生。正如中国千百个农村，这个族群的人们一千多年来都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繁衍，兴衰。“这是商业大潮还没有完全渗入到农村的状态，保留着开放前的生活形态”。张新民说。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起，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在土地上耕耘收获的中国农民，大批涌进城市。在“进城”部分，出现了很多走在路上的农民，他们挑着行李走在山路上，站在爬山坡的货车车厢里，在火车厢外伸长脖子跟亲人挥手再见，“共同的目的都是——进城。他们的祖辈进城是为了赶集看热闹，他们进城为了摆脱贫穷，改变命运。”到了“城市”，农民工们住在简陋狭小的棚屋，用煤油炉烧家乡菜，在尘土飞扬的车间，在挥汗如雨的工地，不同的行当，讲述着相同的生存状态。在展览最后一部分，同样名为“乡村”的部分，展示了城市化以后的中国农村，人去楼空的村舍，污水横流的农田，给急剧发展的城市化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用２０年，给这组作品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追问快速的城市化给农民和农村留下的种种现状”。张新民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拍摄农民工的历程以及内心的疑问。

    展示的并不是苦难

    从农民工身上张新民看到了自己。早在１９８１年在家乡四川任企业报编辑时，张新民开始了和相机的不解之缘，“漫无目的乱拍，拍些当时认为唯美的东西。”直到１９８９年他工作的蛇口通讯报解散，３７岁失业的张新民才开始真正思考人活着该干什么这样的话题。当时的他家在蛇口的出租屋，每天往来接触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朋友。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张新民最为熟悉的，也是最有感触的。“无论是生活还是情感状态，我跟他们都是一伙的，出发地都是农村，目的地也一样，讨生活，找出路，在城市里没有话语权。”“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么远，要记载底层的生活，都不是。我没法拍别的东西，也没有兴趣拍别的东西，人总会不顾一切地去做一些事情，拍摄他们（农民工）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件事。”１９９０年开始，失业摄影师张新民拎着一部莱卡Ｍ６和一部尼康Ｆ４相机，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打工者。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想着靠形式上的张力来感动人，而是力求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现一些东西。就这样，一直拍到１９９５年。张新民忽然发现，他拍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多年不变的城乡关系正在崩溃。“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拍农民进城这么一个大的故事，前几年拍的都是不明确的，就是进城给农民带来的变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