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布展现场《雅昌艺术网》
进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心环节。政治不仅是一种主宰人们对社会价值认识的力量, 也是引导和规范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政权力量，甚至直接决定了学术观念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取向。戊戌变法提出“上师尧舜之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的诸多主张，是以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拆解与废除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戊戌变法的知识分子们所设想与所建构的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1919 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它引发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仅以新的革命的现实(或者说作为现实的革命)规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内在性质，也通过一系列对新文艺的期待和要求，反过来肯定了革命的现实性、具体性和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讲话》不只是呼吁新的政治和新的文艺之间的有机的、有意识的结合，而是通过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严密论述，在理论上建构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性。改革开放是将现代性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的瞩目。(2)空间维度。世界—中国、中国—广东(广州)，这两组关系所指向的具体目标不同。中国曾经自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世界，170 年前，这种逻辑开始瓦解，中国日益成为“他者”。虽然有海德格尔对中国天道的“尊崇”，也有萨义德“东方学”式的自我告慰，始终不能缓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紧张情绪，这种张力既使中国不断探索前进，但一直处于不恰当的焦虑与自大之中。
(3)城市现代化维度。20 世纪以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城市化建设这样发生着如此巨大的变迁，并影响和改变着十几亿人的生活。在中国的“超速城市化”建设当中，一方面很多由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地标式建筑正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构建起人们全新的视觉经验。作为文化事业发展代表之一的美术馆自然也无法避免这种整体社会语境的影响，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都在建新馆，深圳、天津等城市也在建大型的美术馆，广东省也把广东美术馆改扩建工程列入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要求把广东美术馆改扩建成广州市一个地标性的文化建筑。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使美术馆成为了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重头戏?背后契机是否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文化的需要?是否在走过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路程后，国家开始在思考加大文化品牌、文化形象的树立?这些城市都要求把美术馆建设成他们的地标建筑，是否因为美术馆可以成为这个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言人或者窗口?而另一方面，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居民又在其中结起了“城中村”的伤疤。今日中国，空间被不断颠覆与重建，城市的“动”变成了一种常态。
所有关于城市生活的记忆就像沙滩上的符号，被一次次刻画，又被一次次轻易抚平，不留痕迹，让我们找不到记忆，也失去了“家园”。我们往往太多地被我们城市化的剧变所吸引，被这种剧变所捏造出来的奇观，所呈现出来的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