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寻踪那些城市记忆中的灰色地带《艺术生活快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新民拍摄了江西的流坑村。在中国有着农耕血统的人数量庞大，祖辈父辈为了反帝反修，年复一年，交出土地上的收获，谓之“公粮”；为了现代化梦想，他们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当“城市化”来临的时候，他们交出的则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崛起”的当代，每天发生的事情都触目惊心，溯其根源，大多数的不稳定都指向土地。农民，农村，农业，每年出现在红头文件里的“三农”，在一种强大却又看不见的力量面前，正在被文件关照，同时也正在被迅速摧毁。土地正在消失，乡村已经不在，靠种田已经难以脱贫，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流向城市，面对城管的欺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正在变成流民。城市如同高铁般疯狂，不顾一切吞噬乡村。富有者更加贪婪，但心怀恐惧，充满不安全感。赤贫者则被赶到社会边缘、任人宰割。
第四单元CNEX计划同样反映农村和穷人问题，王清仁的《博弈》记录了梨园村和麻营村的农民面对岌岌可危的土地使用权，使出浑身解数和争夺者博弈。折射出当下中国农村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博弈描述了政府和农民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及中国体制下官与民之间游戏规则的悄然改变。张经纬《歌舞升平》对香港的穷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这种社会表层的好，不代表每个香港人都可以享受到。虽然贫民不会再衣衫褴褛，但生活在捉襟见肘、忧心忡忡的精神状态下的情况，仍在这些漂漂亮亮的大厦和歌舞升平的社会中天天发生。曹丹《龙舟》历时十年, 记录了中国南部珠三角地区的小谷围岛练溪村龙船的故事。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中国，练溪村的故事，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乡土社会消逝的缩影。
东盟：
事实上，东盟国家也承受着现代化、物质化与传统本土文化撕扯的痛楚，物欲横流，问题丛生。东盟的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为集中发展首都。城市一极化现象影响各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剧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分布不平衡，使城乡差距扩大，城市问题增加等。版图移动板块，来自东盟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多表达现今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其中《拾穗者和吉利服》是一组三张的摄影作品。这组作品对越南承袭的法国殖民主义，特别是巴黎美术学院派进行审视。将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1857）进行了有趣的改动，身穿吉利服的学生代替了米勒画中的干草堆。吉利服是军队狙击手专用的伪装制服，几乎和周围环境浑然一体。吉利服脱离战场，使穿着它的人成了行走的干草堆或是人猿“大脚”，样子看起来就绝对的滑稽可笑了。而且设计上，它的前身是歌川广重（日本富士绘画家）时期日本人穿着的蓑衣。吉利服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到了融合与排斥的矛盾上：人们越是想融入一个环境，就越有可能被排斥。这组作品将贫困这一主题从米勒那个年代的乡村转移到今天越南的都市，关照了艺术中的历史联系和一直延宕遗存的不平等问题。
范玉杨雕塑作品《高中生》表现越南人的诸多压力，比如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质疑，对文化改变的不解、对战争残余以及缺乏人权的恐惧。艺术家尝试想象不断遭受这种压力的人的面孔，并在想象中创作了这一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