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当徐冰耗费4年时间所创“天书”首展于中国美术馆时，人们惊讶于用汉字部件重新制造的4000多个“假汉字”。同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将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艺术引进与反应进行了总结，诸多艺术家采用装置艺术的形式，并注意到材料与实物对艺术内容表达所产生的附加值。

　　90年代之后，装置艺术更为活跃。1995年举办的“北京──柏林艺术交流展”、“位移：四人装置艺术展”以及朱金石、宋冬、尹秀珍等个人装置艺术展，算是又一轮装置艺术的冲锋展。此后，类似的展出接踵而至。

　　1996年3月，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行《以艺术的名义》为题的综合艺术展；1996年8月18日至9月3日，《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在拉萨举行；1996年冬，河南郑州天然商厦的开业仪式上，王晋、郭景涵等人完成了《冰96中原》装置活动；1998年3月，范迪安策划了《98福州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

　　装置艺术得以在中国的艺术圈内埋下种子。

　　时间沉淀

　　与架上艺术不同的是，装置艺术需要巨大的展示空间，因此尽管装置艺术在中国艺术家眼中不断认可，却受到许多外界条件的限制，使之难以被众人所知。

　　极少数画廊能有足够的环境和空间承接装置艺术品，北京数百家画廊中，承接过装置艺术的少之又少，而专门经营则更是难找。站在一级市场的画廊，似乎很难为其发展做些什么。

　　这个时候，二级市场跟上来了。

　　2006年，肖鲁的装置作品《对话》上拍于中国嘉德(微博)，并以231万元成交，成为国内首件拍卖价逾百万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品。2007年，上拍于北京保利蔡国强所做《万花筒：时光隧道》，获价78.4万元；而上拍于中国嘉德夏小万的《团》则以123.2万元成交；同年艾未未的一件枝型吊灯在纽约苏富比获价513.17万元，这也是迄今为止拍场上获价最高的中国装置艺术品。

　　而在国内拍场上获价最高的当属黄永砯所作《六十甲子车》，2009年香港苏富比春拍，该装置以338万元易主。此外，似乎很难有其他装置艺术品能在拍场上被人记住。一位评论家曾说道，人们记住的或许仅仅是艺术家的名字，却难以真正了解装置的含义，这无疑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