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装置潮如同电波一般辐射到杭州、太原、广州、上海、洛阳、泉州等地，当地艺术家将实物装置与行为艺术相结合，举办了许多引发争议的展览。浙江美院“池社”群体所创作的《杨氏太极系列》、吴山专的《红色幽默系列》颇为出位。

　　但是，尚未明白“装置”真正含义的艺术家们只是借“装置”的枪杆，冲击文革以来僵化的艺术制度，一如评论家范迪安(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所说，“以新的造型模式显示艺术家的现代意识，甚至让模棱两可的所谓"反艺术"内容出现，以质疑现存的艺术标准和原则。”

　　装置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初期，只有少数艺术家注意到现成品材料与复数性艺术的组合运用。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与吕胜中就是其中两位，徐的“天书”将难以辨认的木雕刻字印刷成巨大的长卷与书本，吕则将民间剪纸转换成对人类生命历程的庄严祭祀。

　　1989年，当徐冰耗费4年时间所创“天书”首展于中国美术馆时，人们惊讶于用汉字部件重新制造的4000多个“假汉字”。同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将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艺术引进与反应进行了总结，诸多艺术家采用装置艺术的形式，并注意到材料与实物对艺术内容表达所产生的附加值。

　　90年代之后，装置艺术更为活跃。1995年举办的“北京──柏林艺术交流展”、“位移：四人装置艺术展”以及朱金石、宋冬、尹秀珍等个人装置艺术展，算是又一轮装置艺术的冲锋展。此后，类似的展出接踵而至。

　　1996年3月，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行《以艺术的名义》为题的综合艺术展;1996年8月18日至9月3日，《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在拉萨举行;1996年冬，河南郑州天然商厦的开业仪式上，王晋、郭景涵等人完成了《冰96中原》装置活动;1998年3月，范迪安策划了《98福州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

　　装置艺术得以在中国的艺术圈内埋下种子。

　　时间沉淀

　　与架上艺术不同的是，装置艺术需要巨大的展示空间，因此尽管装置艺术在中国艺术家眼中不断认可，却受到许多外界条件的限制，使之难以被众人所知。

　　极少数画廊能有足够的环境和空间承接装置艺术品，北京数百家画廊中，承接过装置艺术的少之又少，而专门经营则更是难找。站在一级市场的画廊，似乎很难为其发展做些什么。

　　这个时候，二级市场跟上来了。

　　2006年，肖鲁的装置作品《对话》上拍于中国嘉德，并以231万元成交，成为国内首件拍卖价逾百万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品。2007年，上拍于北京保利蔡国强所做《万花筒：时光隧道》，获价78.4万元;而上拍于中国嘉德夏小万的《团》则以123.2万元成交;同年艾未未的一件枝型吊灯在纽约苏富比获价513.17万元，这也是迄今为止拍场上获价最高的中国装置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