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启示(章利国)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启示

章利国

内容摘要
    本文从学术理论角度，初步分析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取向、学术责任、学术方法、学术观念和学术精神，并探究其对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启示。通过实地考察调查记录，梳理、了解和认识中国西北地区传统艺术遗产的历史和现状，这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取向，特定的时代历史情境和考察团成员相关的生活阅历、教育背景、学术经验，导致了他们这种学术取向自觉意识的形成。在考察团成员身上，学术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密切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也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需要。考察团坚持亲历文物所处原生态现场环境，实际接触文物，大量掌握第一手实物资料。这种田野考察调查方法仍然是考古学、文物学和美术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王子云等人以忠实于壁画现状为原则进行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基于现状保存的学术观念。它启示我们，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原则，就要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现象和本质，尽量避免在对象中加入个人主观意志。考察团筚路蓝缕、锲而不舍、坚韧执著、不懈求索的学术精神感召、教育当代学人。

关键词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学术启示  文化责任  田野调查

    6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60年前，实际上作为前者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群中国艺术学者历时五年备尝艰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独立组织的大规模专题艺术考察任务－－西北艺术文物考察。一次永不磨灭其光辉的军事、政治胜利连同一次同样将永不磨灭其光辉的文化胜利，都令中国人扬眉吐气，为之自豪。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对话的新时代语境下纪念“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具有显见的重要的艺术、学术、文化和精神价值。纪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以求得对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一艺术－文化壮举有尽可能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本文拟从学术理论角度，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取向、学术责任、学术方法、学术观念和学术精神作初步分析，并探究其对今天神州学人的某些启示，求教于方家。

一
    通过实地考察调查记录，梳理、了解和认识中国（具体说是西北部分地区）传统艺术遗产的历史和现状，这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直接任务和行为宗旨，实则也是其学术取向和研究趋势。事实证明，这种取向化为了以王子云为团长的全体考察团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学术积极性，从而从主体内驱力和学术指导思想上保证了考察活动的成功。
    特定的时代历史情境和考察团成员相关的生活阅历、教育背景、学术经验，导致了成员们这种学术取向自觉意识的形成。日本侵略军毁灭性的军事行动，伴随着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丧心病狂的蹂躏破坏和掠夺；抢救收集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艺术文物资料，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它召唤着考察团成员们投身于斯。
    考察团成员们的个人经历对这种学术取向在不同程度上有某种契合。试以团长王子云为例来做分析。作为中国现代美术考古和文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王子云（1897～1990），担任团长领导考察活动时（1940～1945）正值中年，此前他已有令人瞩目的艺术和学术经历。
    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学院－－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于1928年3月26日成立，其早期的主要教师中就有担任图案课的王子云。同年8月，林风眠、林文铮、李超士、王子云、潘天寿、雷圭元和孙福熙一起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这个以美术教师为主体的全国性艺术组织，在其《宣言》中声明“无论古今中外，社会生活愈不安宁则愈需要艺术为情感思想之寄托”，“艺术运动亦为文化运动之中枢”，并在其简章第三项宣示“本社以绝对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以促成东方新兴艺术为宗旨。”这其中蕴含着立足东方，立足中华大地，振兴中国艺术进而振兴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主旨。1930年冬，王子云以驻欧代表名义赴法国巴黎留学，“由习绘画专业入巴黎美术学院改学雕塑，并在装饰艺术学院夜班学习装饰雕塑”。这其间，他遍游欧洲进行美术考察，并于1933年1月参加中国留法艺术学会，还帮助欧洲雕塑大师朗多维斯基完成孙中山雕像。
    1937年春，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毕业的王子云回到祖国，回到国立杭州艺专任雕塑教授，在雕塑、图案二组授课。这样，始终不泯的东方艺术文化情结和正宗严格的西方艺术教育影响，在王子云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在较广泛深入地学习、了解植根西方文化土壤的雕塑、装饰、绘画等符号语言系统之后，再来看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便有了不同以往的体会感悟。对王子云来说，留学前后不变的振兴中国艺术的志向，与他的艺术教学研究经验和后来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实践，形成了互动促进的关系，导致他对中国传统艺术遗产认识的深化。后来他曾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后记”中说：“在当时来说，对祖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丰富遗产，却所知甚少，更不用说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了。从40年代起，由于得有机会深入大西北进行古代美术文物的踏查，才逐渐引起了对祖国美术遗产的无限热爱，在对古代美术宝库的反复巡视中，对中国雕塑艺术有了初步的认识。”当时在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及其同事们组成了一个自觉严肃的以复兴中华民族艺术文化为己任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群体，爱国热情乃至忧患意识成为他们普遍的精神动源。王子云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此外，考察团成员中卢善群（又名卢是。负责绘画、摄影），姚继勋（负责绘画、摄影），周恩铭（负责绘画等工作），雷震（负责绘画等工作）等人，先后毕业于国立艺术院或国立杭州艺专的专科部或高中部，受过这一艺术摇篮学术文脉和学术精神的熏染。
    造成一件事情结果的成因却可能是复杂多元的，某些看似偶然的因素事实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在战争条件下国立杭州艺专内迁，一些本来被建校初期创业大事所暂时屏蔽的矛盾开始凸现。1938年3月，奉教育部令，国立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暂设址湖南沅溪老鸦溪，同时废校长制改委员制，林风眠为主任委员。不久，校内出现了人事、经济乃至艺术观念上的纠纷，林风眠辞职。6月，教育部令恢复校长制，任命滕固为校长兼教务主任。王子云于此时被任命为中专部（当时称附属高级艺术科职业学校）主任。身不由己处在一些矛盾纠葛之中的王子云颇感无奈，他是在这样的特定时刻受命担任西北艺术考察团团长的。1988年，王子云在《我任高职主任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这样谈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因担任学校附中主任，又是迁校委员，在前往贵阳、昆明勘察校址的决策中多次与滕固手下的总务主任杨某发生争议，学校迁到昆明以后，我在附中主任的工作上随处都受到杨的牵制，彼此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适在这时有个小同乡徐朗秋任职重庆教育部，在他的来信中，得知教育部为了保护大西北的文物遗迹，准备组织一个考察团，远去陕西和甘肃敦煌等地进行考察。因为我早知道敦煌是我国的佛教艺术宝库所在地，陕西关中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那里遗留的汉唐陵墓雕刻很多，考察之事自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此还没等到暑假，我即离开了学校赶往重庆，就任西北考古工作团团长之职。”自此之后，王子云便始终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雕塑艺术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形成自己学术经历的主脉。
如果说一个学者的学术取向关涉其学术面貌，乃至可能影响其学术成就的取得，那么从王子云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学术取向的确定及其自觉意识的形成常常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一些主客观因素，一些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结合使之水到渠成。

二
    60年后来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我们觉得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又是最应当被充分宣扬的，是这些前辈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或者说“文化自觉”。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至中国的华北、华中以至于华南、东南地区。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受命踏上征程，去打开一个个艺术宝库，揭示其珍藏的奥秘，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艺术遗存展示于国人和全世界面前，振奋国人的精神斗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在这些激情满怀、思想新进的知识分子身上，学术责任感同文化责任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学术责任感以文化责任感为灵魂，又是后者的具体化形式。他们的行为实践再次印证了新进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责任的代表这一事实。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主张的“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他指出：“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和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亦即要求知道我们文化的来源、形成、实质和前景。他“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费孝通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情境中一再强调、呼吁的“文化自觉”，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跨历史时空普适价值的观念和理论。事实上，“知识分子是生产非语境化的观念的人。这些观念被认为具有独立于任何地点和任何具体地将它们运用于实际的人的真实性和意义。”王子云等人当年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责任感，实则同样显示出认识、认同和思考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在内在精神方面同当今的“文化自觉”一脉相承，只是当年王子云们身处的历史情境是强敌入侵，民族生存危在旦夕。
    艺术文物既是艺术文化的构成部分，进而是视觉文化、文化整体的构成部分；又成为文化的一种视觉符号和特殊载体。众所周知，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之一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视觉文化，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造型艺术，在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化整合体中起着独特的直观的纽带作用，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人们表明，从古希腊时代至今，图像在我们的公共文化发展中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艺术文物带有一代代先民文化建构和艺术创造的痕迹，反映出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意志、文化特征和社会性格，因而人们面对古代艺术遗存时常常可以唤起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意识，增强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当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们穿行于荒山大漠，身负艺术和学术责任汲汲于历史文物资料收集、记录、整理时，他们心中怀有保护和传承民族艺术的紧迫感，也怀有对中华民族古老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他们的学术责任基于文化责任，文化责任感或者说“文化自觉”成为他们的学术责任感深层次的精神保证。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已经开始。在当今时代情境中我们同样需要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觉”。费孝通明言：“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国际对话时代通行多元化的文化准则。事实上不存在一种统一标准、单一模式的全球文化。所谓全球文化实质上是指一种世界范围内整体性的文化现象。这种整体性迥异于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褊狭的民族性和地区性，而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之间日益广泛且深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作用和沟通。在多种文化接触中，倘若失去了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那么就谈不上平等的文化对话。在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必要前提下，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或文化再认识才可能真正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要将文化责任感、文化自觉与学术责任感合为一体，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因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们在全身心投入艺术、学术考察活动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文化责任感乃至紧迫感，依然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主要工作是运用摄影、测绘、制图、记录、速写、拓印、临摹、复制等资料收集分析方式进行田野考察调查，同时适当举办文物资料展览。相继在兰州、西安、重庆举办的三次大型展览，展示了他们田野考察调查的部分成果，造成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也反过来肯定和完善其考察调查工作。
    王子云及其同事坚持亲历文物所处原生态现场环境，实际接触文物，大量掌握第一手实物资料。这成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他们事实上将中国美术史研究从书斋学堂拉进充满新鲜空气和新颖视野的田野中去，从一般已为人知的艺术作品（主要是文人作品）拉进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珍藏奥秘中去，对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成为后世学者的典范之一。他们的一些具体手法至今让人叹服。比如说，在陕西兴平县考察时，王子云首先发现了霍去病墓前石雕的巨大艺术价值，并且拓印这些圆雕制成精美拓片（据说这种技术至今无人可及）。
    王子云当年一直采用的田野考察调查方法和充分重视实物遗存资料的学术态度，后来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极大地影响到他严谨务实学术风格的形成、确立和发展。这与他负笈法兰西的经历有关。从研究古希腊罗马世界文化遗迹开始起步的西方考古学及文物学一向将实地调查作为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从狭义上讲，实地调查包括对考古遗址的发现、记载和铲锹发掘之外的调查方法。”与此同时王子云其实也继承了中国金石学的传统。金石学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到近现代王国维、罗振玉，许多传统金石大家都重视对各类拓片的收集、整理、分析。相比之下，具有现代艺术教育背景的王子云对艺术文物图像和造型之美更为关注和重视。这从广东美术馆所藏王子云陕西绥德画像石拓片中可见一斑。
    在今天，田野考察调查仍然是考古学及文物学，还有美术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正如有的文物学家在谈到文物学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调查法连同分析与综合法、分类法、类比法、历史法、逻辑分析法等一起构成文物学研究的“一般社会科学方法”体系。“调查法运用于文物学研究，主要是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流散文物和革命文物的调查和研究”。田野考古调查的结果有时可能改写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历史，这是已经为一些事实所证明，并且将继续为事实所证明的。

四
    现在让我们以敦煌壁画临摹为切入点，来管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学术观念。
    敦煌壁画临摹是王子云及其同事西北考察活动中的重头戏。临摹活动连同相关摄影、文字、图表记录等，以及后来的展览会和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莫高窟内容总录》，证实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打开在荒漠中沉寂数个世纪的敦煌莫高窟这一东方艺术宝库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此已有学者撰文加以论述，此处不赘。
“图像证史”正成为当今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谢赫留下一部《古画品录》，其中有言：“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不但说明图像记录反映、见证历史这一事实，也揭示了对图像进行辨别、审察即“鉴”的重要性。当我们观赏、临摹敦煌壁画时，亦需有上述认识。
一些研究者已经对王子云等考察团成员和张大千及其弟子不同的敦煌壁画临摹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研究，笔者在此从学术观念和审美观分析入手，做一些补充。
王子云等人以忠实于壁画现状为原则进行摹写。他们尽可能接近壁画造型、线条和色彩的现存状态，用在摹本上对残破壁面稍加整理的方法临摹和记录了一批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壁画的代表作。这项工作基于现状保存的学术观念和赞赏带有历史沧桑感的残缺美的审美观（与他们整个考察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观念和审美观相一致）。他们强调如实呈现壁画现有的残破面貌和陈旧斑驳色彩，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相比较而言突出了摹写对象的客观现实性。而张大千等人以还原壁画原生状态为原则进行摹写。他们先用与原铺壁画同样大小的透明纸印描画稿，再补全壁画的残损之处，并将褪变的色彩恢复到鲜亮灿烂的程度。这项工作基于原貌再现的学术观念和称许带有创造性的新艳完整美的审美观。他们力图恢复壁画刚完成时的面貌。两种临摹方式及其观念自然各有其学术价值和利弊得失。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原貌再现需要运用观察比较、文献参照、调查分析、技术化验、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科学手段，才能保证这种再现真正与壁画创制时的原貌相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上述必要的科学手段因客观现实条件和主观学术修养的原因而不能完全具备和严谨运用时，原貌再现的历史真实性便成了问题，它很可能会比较偏重摹写主体的主观性，从而更接近艺术家的一种再创造形式，而不是学者的一种科学研究形式。
    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圣哲亚理斯多德说得明白：“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王子云等人结合其他实地调查工作的临摹可以说更注重艺术文物的考察，让我们了解到他们考察时为止这些壁画是什么样子。与艺术鉴赏相比，这次考察更是一次强调科学精神的学术研究工作，是遗产保护的科学工作。对此他们是很清醒的。事实上在以后几十年中，王子云始终保持了这种学术观念。他虽然也是一位艺术家，但首先且主要是一位学者，一位美术史家和美术考古学家，并在学术上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壁画临摹方式及其相应的学术观念其实是西方考古学及文物学研究常用的方式及其观念，也是国际上一直较为通行的。例如，我们可以从古希腊美术考古的大量文本中发现它们。文物所具备的一般属性被研究者概括为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和纪念性。其中历史性是指文物“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蕴含着该时代的各个方面信息，而具有历史的阶段性”；科学性“系指文物蕴含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信息”。在现状保存的学术观念指导下的临摹及其他考察调查行为，一般会较好地存留文物的时代烙印，传播其阶段性历史信息和科技信息，并反映文物所承载的信息的流动变化。事实上，不对壁画的缺失和变色进行填补、修正的临摹方式一直沿用至今，成为60年来中国考古文物工作者保存和对外介绍敦煌壁画的主要方式，相应地，现状保存成为这方面主要的学术观念。王子云等人考察调查的学术观念启示我们，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原则，就要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现象和本质，尽可能避免在对象中加入个人主观意志。

五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筚路蓝缕、锲而不舍、坚韧执著、不懈求索的学术精神，如同火焰在考察团成员胸中燃烧，照亮了他们崎岖坎坷的漫漫征程。这种学术精神也必将感召、教育当代学人。
    自1940年6月至1945年8月历时五年，王子云率领考察团，不顾天上有日机袭扰轰炸、雨雪雷电，地上有匪盗豺狼、险隘荆棘，穿丛林，进大漠，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克服经费紧张欠缺的困难，经过川、陕、豫、甘、青五省，行程将近十万里。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几乎走遍当地的山寺、佛窟、古墓、摩崖，调查、收集、整理艺术文物遗产，查阅当地有关文献资料。
    从当年的考察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考察团成员们冷静面对艰难困苦的记述；从珍藏至今的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站在荒草中、残壁前或木架上拍照、描绘、记录艺术文物的考察团员专注工作的身影，发须蓬乱、衣衫破烂的王子云及其同事脸上坚毅平静的神情。王子云曾回忆起当年的考察生活。例如从兰州去敦煌需先乘汽车经武威、张掖、酒泉，然后换畜力车。在酒泉雇骡车走三天才到大约二百八十公里以外的安西，接下来自安西到敦煌的一百八十公里行程几乎没有像样的路，团员们只得改乘农家木轮牛车颠簸前行，此段行程中的三个休息站不过是沙窝里搭起的小草棚。在敦煌考察的两年间，王子云经常借助这样的“交通工具”往返于敦煌、兰州之间。种种难处苦处无法悉数，他们竟以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超乎寻常的忍耐力走向成功。
    岁月悠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人与事几乎已隐没在半个多世纪的滚滚世事烟云中。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画卷，重观陈迹，依然为之感动而深思。当代学人也需要像王子云们那样胸怀有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原则和坚韧执著的学术探索精神，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见宋忠元主编《艺术摇篮·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8页。
 《亚波罗》1929年第8期，又载《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37、138页。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456页；并见《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华》，第33页。
 见《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华》，第36页。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456页。
 王子云：《我任高职主任的前前后后》，载施绍辰主编《艺术苗圃·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65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3、184、188页。
 [美]R.柯林斯：《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上），吴琼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页。
 [英]E. B.泰勒：《原始文化》，顾晓鸣译文，见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页。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652页。
 吴诗池编著：《文物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3页。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见《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29页。
 吴诗池编著：《文物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58页。

Abstraction：
At an angle of academic theory, the thesis primarily analyses Xibei Art-Relic Investigation Group（XBARIG），with Wang Ziyun as the commander, and its academic orientation,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cademic method, academic idea and academic spirit. It, what’s more, tries to explore the enlightenment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by the Group to the curren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XBARIG academic orientation was , through abundant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s，carding, finding out and realizing the history and actualities of traditional art heritages in the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In the special history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 XBARIG members’ living experience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experiences, they formed such kind of conscious mentality. Their respectable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nd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made a close combination, which is needed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Group members insisted on making their own spot-investigation to get a great deal of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ritages on their own. This method of spot-investigation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chaeology,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Study of Art History nowadays. Wang Ziyun and his group members made copies of the Dunhuang frescos according to their present status, which was based on the academic idea of keeping the status quo. It tells current researchers that, in order to persist in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y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reflect the appearance and essence of research object truthfully, and to avoid putting subjective will in the object. The Group members endured great hardship in pioneer work, while they worked perseveringly and dauntlessly. Their academic spirit moves and inspires curr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sides, educates them.

Keywords：
Xibei Art-Relic Investigation Group（XBARIG）；academic enlightenments；cultural responsibility；spot-investigation

作者简介：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美术理论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