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李廷华)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

李廷华
 
内容摘要
    本文引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员何正璜的日记及有关档案资料，叙述考察团初到西安之时的社会和学术活动，回顾在抗日战争艰难环境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坚韧和张扬。考察团成员的实践和感受，表现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国民政府主持完成其事，为黯淡时代的一片光亮。

关键词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西安  阎甘园  李朝杰  青铜器拓片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1941年元月初到达西安的。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是留法学生，王子云前往拜访，相叙甚欢。在王捷三的陪同下，王子云又拜访了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何正璜日记1941年1月31日记述了这次拜访，当时用语为“晋谒”。首先，由蒋主席对考察团全体致慰勉词，继由王团长致述词和颂词。这样的一个仪式似乎由当时的官场礼节规定，主人的“慰勉”代表地方当局对中央来的工作团体表示欢迎，当然也有对其工作意义的理解和称颂；客人的述词是自陈工作性质，颂词自不免对封疆大吏美言。礼敬已毕，王子云马上提出考察团需要进行的最主要工作，及希望省政府帮助者，是以前存于碑林的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另外二骏已经在军阀陈树藩统治陕西时期，被盗卖到美国，藏于费城博物馆），需要做石膏翻版。当时，就获得蒋鼎文允诺。何正璜对当时会见的形容是“尽欢而散”。
第二天，西安各报以大字标题刊出蒋鼎文会见考察团全体成员的消息。王捷三趁热打铁，希望王子云向陕西省政府写一个建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何正璜也赞成此事。如果王子云能够主持一个博物馆，发挥其对中外美术历史的知识见解，又可以有长期安定的研究生活，这应该是他们结合成家之后最理想的前途。当然，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甚远，当时的西安，确实因文化传统的丰厚而引起朝野之间的共同重视，国民政府成立了“西京建设筹备委员会”的机构，以党国元老张继（溥泉）为主任委员，招引大批文化界人士前来西安。以后，张继之子张光直成为二十世纪颇有成绩的考古学家，当亦有乃父此段时期的工作影响。最近回大陆参观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回忆自己出生于西安的原因，也谈及他的父亲连震东当年就是由张溥泉先生援引前来西安进行有关工作。在战争环境下，“建设”几同海市蜃楼。西安碑林的大量文物不得不拆卸包扎，隐藏于地下。考察团当时要翻制一些文物的模型，也必须经过当局明白指示，才得以实现。对西安文物的重视，共识已具，而要想投资建构则难上加难。当时，除张溥泉有心于古迹保护，还有军政大员如于右任和张钫，亦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宝贵墓志碑刻运回西安。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刻石和张钫的《千唐志斋》刻石以后都成为碑林的重要藏品，可见西安确实是古雕刻艺术最好的集藏之所。王子云在西安之间，曾经多次拜访张溥泉，得到他的教益和鼓舞。王捷三对王子云的建议，也是出于对陕西乡帮文化建设的热情。这个博物馆虽然没有能够在王子云手里建成。但王子云和何正璜在西安考察中间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物，以后都捐献给了碑林博物馆，何正璜参与建设了碑林的石刻艺术陈列室，并且在该馆工作到退休。
    王子云和何正璜对从来未曾到过的古都西安，印象是美好的。这时候，全国大部分重要城市已经被日军占领，在硕果仅存的几座大城市里，作为西北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安，地位十分突出。西安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来为全国首屈一指，在抗战形势下，更加为国人注重。经历了几年的奔波流徙，王子云和何正璜在西安竟有回家之感。他们在西安受到的欢迎和重视也增强了这样的感觉。
    在易俗社看秦腔《梅花岭》，考察团成员被招待于第三、四排最中间的座位。舞台上有大书红字长幅“欢迎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座位前还摆放了茶点水果。王子云和何正璜等以前也见过不同世面，但作为贵宾，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得到这样的隆重欢迎，都还是平生首次。《梅花岭》是表现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兵的新编历史剧。当时的剧团，针对日军侵略，国难当头，多有新编历史剧，作为鼓舞军民抗战精神的武器，如梅兰芳排演了《抗金兵》，话剧界也演出了《文天祥》等。西安易俗社虽然是一地方剧社，却每有与新时代新文化共同进步的表现。早在1924年，鲁迅来陕西讲学时便对易俗社很有好感，除捐钱赞助外，还题写“古调新弹”匾额。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其声悲凉粗犷，甚合古秦中长铗壮气嘶吼于大野高秋之慨，与这里的饮食习惯也颇相合。王子云多年旅居在外，对西北生活的简单质朴如鱼得水。何正璜则对这里请客吃饭的“羊肉锅”不太适应。秦地饮食，品种较江南西蜀要简单很多，如果要图饮食精良，风光绮丽，现代西安并不是理想之地，而要考中国之“古”，西安则不独古意氤氲，甚至可以说古迹遍地。且看他们初到古城时之所见所闻：
    军阀刘振华统治陕西时期，在公馆内建房，挖出一古碑，工头献给刘，刘不以为意，碑石复埋于土。施工中再有碑刻之类发现，工头干脆不许挖出，怕出力不讨好耽误时间。以后，刘振华离开陕西，有知道此事者报告新当局，经发掘，那不入“刘”眼的碑刻竟是唐大明宫内苑详图。以后西京建设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更在一户人家的台阶上发现唐太乙宫详图。这样的发现，轰动了国内考古界，于是有北京人士前来西安寻碑，居然在一家古董店里觅得方石头十八块，绘有唐代各宫之全图。现在人们知道唐长安城为现西安城墙内面积的八倍，并非臆断。考察团人员为这样的传闻而兴奋，他们自己在这里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941年的旧历正月初一，他们在西安街头散步，过卧龙寺，见有五、六家石刻店，多以旧碑石材为新碑用料，“有一人临危，全家痛泣之浮雕，表情如生活，人身比例亦正，为不可多得之物，而今已砍为数块，数日或经石匠砍磨，更连此片断遗存亦不可见矣。又一家一长碑上全以线条刻成一宫中人物，山石宫殿台几等线条流利，布局大雅，神情如闻其声，我爱之至不忍行。此物若在任何他国，必为博物馆中之上等存列品。而在我国则弃于此地，抚之再三，泪为之盈眶。我等购之既无此费，请政府保留又不可能，又不忍任其湮灭，古国艺术佳作竟遭此命运，我个人为之心痛。又一家一堆小石中间，可有二鹿相逐，其肌肉骨骼腿有劲之象，一一表现卓然。我亦只有抚摩叹息而已。”
    他们进入卧龙寺后殿，见一碑，记有此寺的来历，寺址竟为汉灵帝时所创，宋太祖未登基前曾经在此寺中寓宿，故改名“卧龙”。这个卧龙寺的所在，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东侧，仅一路之隔。以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定居西安，就住在碑林之内；七十年代，何正璜在博物馆分得一套小单元楼房，南观碑林，东瞰卧龙，当年初到西安时的种种印象难免浮上眼前。
    西安东门外的八仙庵，因慈禧太后逃八国联军之难为行宫而著名，但这里的一块碑刻写道：“唐兴庆宫遗址，贞开之间，留学长安者逾八千人，而释、景、回教等，皆许在京师开坛，建寺宏敞，教宗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家之传播尤广。”何正璜当年在八仙庵所见的这块古碑，记录了唐代兴亲庆宫情形。以后，当王子云和何正璜定居西安之后，就在毗邻八仙庵的地方，修建了兴庆宫公园，为西安最大的公园。
    西安西关外有隋代初建的崇仁寺，在唐代作过李世民的祭庙。明代西安为秦王府，在兴建中从崇仁寺地下挖出大量古玉佛像及锺、磬、刻碑等古物；清代乾隆年间，毕沅为陕西巡抚，重修崇仁寺，为西安当时最大寺庙。同治年间因回民战争，毁于大火。王子云在这里考察时，最关注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建，记叙了东罗马帝国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尔所创，于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当时，唐太宗命大臣房玄龄出长安西门迎接；以后，又建波斯寺为传教专所。当时的中国，信上帝与信皇帝并行不悖。景教在中国流行210年之后，因为唐武宗毁禁一切外来宗教，此碑因寺毁而湮失。在五代、宋、元各代，此碑再未见于任何记述，明天启三年（1623），碑在陕西周至县被发现，以后，移来崇盛寺。清末，欧洲考古家丹麦人何尔模等来西安，要求价购此碑运往欧洲，西安地方当局已经与其达成协议，但消息传到北京，被清廷制止。最后做法是允许何尔模翻铸碑模，带回欧洲，原碑则移入碑林保管。现在参观碑林者，都可以看见这块记录着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交流历史又历尽沧桑的名碑。当时因为此碑埋藏于地，考察团竟未能得观。
    当时虽然没有看见价值无二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崇仁寺的后院荒草中，王子云却发现了几个无头佛像。以他的艺术鉴赏力，认为造型之精美，为中国佛身雕刻所仅见。当时王子云就考虑怎样收藏保护这些埋于乱草中的无头佛像，因为其体大等同真人，考察团根本没有收藏之地，搬运也十分困难，当时只能拍照记录。王子云的计划是要购买下来，运往首都。以后，这计划未能实现，而断首佛像终于还是被碑林保存，陈列于石刻艺术展览室。何正璜也不会想到，这次没有见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以后的很多年，当她担任碑林博物馆的陈列部主任时，成为对国内外参观者介绍中国古代外交的重要内容。和此碑有相近价值的，还有《不空和尚碑》与一具石“经幢”，前者为唐代大书法家徐浩所书，历代记述不绝；后者则刻有尼泊尔文字。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时，来碑林参观，何正璜接待解说，大平在《不空和尚碑》前流连很久，他是不空和尚弟子空海的老乡，对日中交往历史最为向往，能够在这里看见《不空和尚碑》，感慨太多。大平来碑林参观，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报纸发表，电视转播，知道的人很多；1961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参观，则少为人知。当时国王也由何正璜接待解说。看到1200年前的有尼泊尔文字的古物，他当然是十分高兴。当时陪同国王前来的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何正璜在以后的日子里，是碑林博物馆出面接待重要客人最多的研究人员，这样的发展变化，在参加考察团最初，她是想不到的。
    王子云率考察团来西安时，碑林的重要碑刻，已经全部打包藏入地下。因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重要文献价值，考察团也准备将其翻模。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翻制石膏模型是最先进和真实的保存文物手段，再则为拓印、摄影、摩绘。考察团将“昭陵六骏”中未被盗运出国的四骏，做了石膏模型翻制，保存于宝鸡附近乡下的一孔窑洞里。以后，王子云曾经再去寻找而未见。一个十来人的专业团体，在教育部的组织下进行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考察团在西安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欢迎，也因为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还未曾对文物考察保护下过这样的力量。王子云等专家的到来，给具有丰富文物资源而又相对闭锁的古都，带来了新的学术空气。
    西安的民间收藏，也让王子云等人感觉惊异。王子云和何正璜都曾有文字回忆在西安著名收藏家阎甘园家里所见。阎甘园为前清秀才，当地耆宿，也是一位书画家。初到阎家，一进门，王子云等便先观看了他收藏的赵伯驹所绘山水。何正璜当时便觉大开眼界，在日记里写道：“对千年古画表现的高超技法，颇以今天之画家为愧。”阎先生当时已经七十七岁，然健壮有如壮年，他收藏的大量古代字画文物，也敞开让考察团人员鉴赏。何正璜当时记述：时值隆冬，在院子一角，拂开雪层，便见一缩小的唐代屋宇石刻，莲花檐、斗拱、绿色琉璃瓦，都明丽如初，这应该是一件清代出土的唐墓殉葬建筑。院子里还有一尊唐代四龙圆碑，高四尺，直径亦四尺，四条龙互相盘衔环绕成一圆柱。进入阎家客厅，满架琅琅，感觉就象是到了故宫的古屋陈列所。阎先生家后廊有一尊武则天时代的浮雕石刻，佛像造型艺术极精微，出过国的王子云和何正璜都认为与现代欧洲雕塑之写实风格有相同处。阎甘园以自己多见上古遗珍，发表意见：“周迄于汉，走兽雕刻不求真而带图案形式，至唐代力求真实，到武则天朝为极，安史之乱后明显衰退。”盛唐时代似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水岭，到此时期，一切都显出成熟而辉煌，以后便有江河日下之感。考察团成立之时，国人对中国古代美术价值意义的认识已经不同于清末民初，但审美标准也还多有“西学东渐”的影响，对中国上古雕刻与中古雕刻的评价，以“真实”“精细”的西方现代标准为高尚，其实也有些“彼一时也”。时间又过去几十年，西方艺术大都屏弃真实而趋抽象。但真实不同细碎，抽象也非荒率。中国古雕刻，从周、汉时期所表现的浑茫大气到盛唐时期的辉煌精致，都表现出人类中此一民族的向上奋发精神。考察团在阎宅边看边谈，也如同开了一场艺术讨论会。清代是中国出土文物发现最多的时代，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糟践最烈的时代。以阎甘园家中所藏古物而论，老先生就说，实际上多为外人弃后之拾，那件武则天时代石雕，一同出土，还有多件更加精美的，被一个来西安教书的日本人早溪装了十多辆大车运回日本，当时没有什么人敢出面阻拦。自从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廉价弄走大量文物，外人莫不眼红心动手痒。到敦煌路途遥远，辛苦异常，但在西安搞文物，就轻松多了。这早溪的行为，当时无人敢挡，后来又有美国人效法而来，将礼泉唐太宗昭陵的“六骏”割卸装车，将过风凌渡而出陕西省，引起当地人士公愤，致使督军陈树藩不得不管，却又容忍美国人将“六骏”中的两骏运走。现在留存在碑林博物馆的四骏，也已经是被切割成数块拼凑而成的了。谈到这些西安旧事，阎甘园感慨万分，对考察团的到来极为欢迎，也认为中央政府早该组织这样的机构，再不保护古物，恐怕就真正是万劫不复了。
    王子云等人在阎甘园家中，曾几次参观，除待客的大厅外，他家还有专门的古物储藏室，比街上的古物商店大出好几倍。阎氏曾经在城外一村庄散步时见一马槽，隐约可见花纹，以极低价格购回，洗干净后发现是一块大型秦砖凿成，上面还有年代文字。考察团成员惊叹这样大而完整的秦砖，今天已经是高价也难得收到的珍贵文物。阎家还有汉代饭锅，何正璜觉得和她在东京所见日本人现代用锅完全同型。到西安不久，这样的发现便接踵而来，何正璜和几位团员便每日紧张工作，有些是抄录古器物上的文字，有些难以移动的器物，则描绘其花纹，并将收集和发现之物进行登记。当天在阎家所见之物，不好当面记录，何正璜回居处后在日记里追记了整整三页纸。计有：汉代石马，战国时玉簪，周代兵器，北周、隋、唐代石佛木佛。其中的瓦当颇引起王子云注意，在华山上所得铸有“与华无极”和“与华相宜”，符秦时铸有“大秦万岁”等。据阎甘园讲，这些东西，其实最不引人注意，现在也还可以收集到，甚至可以拣拾而得。以后，当王子云率团考察敦煌回到西安定居，便留心于瓦当的收集，或者在野外寻觅，或者在摊档寻购，数年之间，竟大有收获，王子云便自名为“百瓦斋主”。
    阎甘园为旧学深厚之人，收集文物是其爱好，同时也做这方面的生意。考察团是纯粹的研究性质，又是“公家人”，不可能抢他生意，他也就对王子云讲了此中的一些“行情”：就是在他家放置的古物里，也是有真有假。和外国人做买卖，彼辈多不懂其中深浅，而他也为有时捉弄洋富翁而自得。西安城里还有一位姓高的古董商人在和王子云交谈时，却为自己将很多珍贵器物卖给外国人而惭愧。
    中国文物在近代遭受的破坏浩劫，当然有“列强”的侵凌，清末政府的无能更不能脱其咎。王子云在法国时，已经接触到斯坦因的著作，在西安，何正璜又读其西域考古记，她写道：“观其全书，为其勇气智力博知所钦佩，但阅至将全窟精华以数千捆计之稀世古画古经典窃运至伦敦帝国博物馆之情形，不禁令人仰天再三为之黯然无语。不过，玄奘有知也许以为如此方可酬其一生辛苦，因其译品若流散中土，势必渐渐化为乌有，反不如按卷顺章，有系统藏于一安全区域，使全世界人类共鉴其伟。而终不能释怀者，此种画、经，为中国无价之国宝，今本国万万方里之地，无一处可使其安存而必须托赖于外国或更以此为幸，则此中痛心之处，固令人难以坦然也。”何正璜当时所叙，是国难时期的痛切之言。中国现代学者的田野考古意识受斯坦因、伯西和等人影响甚大。姜亮夫等最先接触敦煌艺术研究者，都是在欧洲的博物馆里看到有关藏品。才蒙发研究欲望。以后的几十年，中国文物学术的命运随社会变化跌宕幽微，痛定思痛之际，有不少学者对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的行为有多种不同理解与表述。何正璜所言，看似激切，其实也有相当的真实。王子云在欧洲，也正是看到了伯西和等人的著作，看到了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被西人热爱珍惜并加以保护，才盟生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真切认识。只是，这样的认识越深入，也越因为国势艰危里民族瑰宝难得保护而痛苦。
    考察团进行的工作，使得这样的精神痛苦经常涌现于心头，惟其如此，也使得工作更显其意义。在当时条件下，王子云作为团长，以一画家之身，要带领大家完成这样被国人注意的事业，他的能力和品质都在接受考验。考察团到西安后，便不免有些因为工作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矛盾。作为新婚妻子，何正璜为王子云帮了很多忙。几乎所有的内外公文，都被她包揽，包括考察团人员的工资报表、物资发放清册、经费请领报告。何正璜曾经抱怨，这些事情她并不愿意干。揆情度理，有艺术天分的青年，谁又愿意被烦琐公文缠身呢？但是，这样的事情又必须有人干，必须由负责任有能力的人干。现在可见的关于考察团的文字，基本上全出于何正璜之手。倘不是她的任劳任怨，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不可忘忽意义的考察团的具体活动，真正可能难以考寻。何正璜也在具体而微的工作里加深了对王子云的理解。有一次，考察团内因为对具体行动方案的意见不同，以至于给教育部的工作计划不能顺利寄出，王子云在与反对者辩论很久以后，决断说：教育部能否通过计划，应该由我团长负责，团员应该对自己负责的工作部分提出意见。王子云还要求团员对来陕西一月的工作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优秀。当时在团者共七人，投票结果，雷震得五票。这样的方法，其实不论是军队还是团体，不论什么党派，都是可以施行的。考察团人员多为文艺青年，上进心、事业心都强，个性也强，要在几年时间里维持团结，完成任务，确实不是容易事。王子云虽然是考察团很多人的老师，也比他们大出十多岁乃至二十岁，毕竟也是文化人，并不懂笼络人心的政治技术，他只是出于事业必须，也得想办法做思想工作。在评选雷震为优秀的当时，又决定每日聚餐一次，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热烈。一个小小团体的负责人，也是这样难为。何正璜对他有一段活评价：“云为人虽有干材，然失于梗直，至使决无心腹，究其心中，实待人宽厚，而性急言直，人皆不喜。然有人格者，均有此病，令人为之叹息。”当时的何正璜只有二十七岁，对人生事业和人情性格有这样肯綮练达而又真诚朴实的认识，真正是王子云之幸，也是考察团之幸。
    西安当时的风土人情，也是南方城市不能得见的。元宵节的夜晚，西安街头漫天烟火，何正璜形容为“几疑幽王再博妃子笑矣”！人行道上，幼儿号啼，村妇呼唤，正街上左右龙灯、狮子灯、鱼灯、采莲船等络绎不绝。火棒火花火团火炮迄无间断，满街花火成林，噼啪之声不绝于耳。人则人行亦行，目不暇接，屋顶上，树梢上，店门上，人为占满，一行灯列所过，人群左右倾动如海浪，街头贮水之大水缸被挤碎者比足皆是，水流半街。抗日战争时期，西安虽然在“大后方”，却也经常有敌机来袭，人民生活贫困有加，为什么过个元宵节如此狂欢？这里面显然就是“文化”原因在发挥作用。人只要还在生存，还在生活，文明事物和文化事物就不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完全分离；比如健康人吃饱穿暖，诸事如意，他要笑，而病人躺卧，也未必全不笑，并且躺卧既久的病人偶得起床出街，就笑得更加开心。这最经常见于一切人的“笑”，就是人最基本的娱乐、游戏和“文化”。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力量是贫弱的，所以遭挫尔小国日本的欺负，但中国的文化传统，表现在一般人民行为里的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对自己传统生活习俗的热爱，正是不可能被外力长久征服统治的文化心理底蕴。中国人当时的社会组织不够健全，以五亿人口在日军铁蹄下经常兵败如山，民溃如堤，军队的抵抗虽然不乏英勇，毕竟败多胜少，而人民对自己生活中间隐藏的文化传统的珍惜，便成为日益显现的力量。考察团的得以建立，就是基于这样的舆论和知见。西安的“民气”，中国的“民气”，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的生活情态。一次，王子云等人拜访当地收藏家出门，见街上人头攒动，人们扶老携幼，合流而行，原来，这天是药王庙庙会，有戏剧演出。王子云等汇入人流，不走而行，人们互相拥挤着就来到会场，这里的演剧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在一片低地上扎戏台，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更多观众。当时看戏者大约有两万人。从台边起，直到城墙上。考察团人都是知识分子，每天看报，一般社会文化消息，全靠读报得知；今天这样的两万人聚会，没有看见任何报纸提前预告，而这城乡四面之观众，竟能够不约而聚。传统的约定俗成，每年的节气是老祖宗定下的，到哪一天就有那一天的节目。王子云和何正璜都在南方的上海、杭州和武汉以及北方的北京等大城市生活过，北京每年有地坛庙会，有郊外的庙峰山庙会，而象西安这样城乡不分，全城皆大欢喜的大庙会，他们都没有见过。当时考察团中人也各有议论，有人以为这样的庙会，表明“封建”力量的顽固。但王子云、何正璜等继而思想，考察团来西北的任务，就是为记录民族文化的传统，并设法保护发扬。器物表现之文化传统，容易成为“知识”，而民众生活表现，更是活传统，活文化。在这样的见识里，他们就不仅是考察，而且体会着人的文化，文化中的人。
    王子云在法国留学时的一位学自然科学的朋友孟雨（陵崖）曾经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给党组织出具证明，说王子云在巴黎留学期间就不关心政治，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经常骂国民党。当时孟雨是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活动分子，介绍王子云参加过一次由苏联青年为主组成的旅行团活动，孟雨显然也有心对王子云施以影响。王子云没有和共产党更加靠近，却对国民党政府经常表现不满。这可能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中国的贫富对立，穷通之别，是社会常态，也是知识分子于其中挣扎奔碌的永久背景。在西安，王子云作为教育部直属考察团团长，也进入社会名流之中。他们被蒋鼎文接去参加宴会的情形，何正璜有过生动的记叙：“今日所宴者，乃陕省之参议院，三秦精华，荟于一堂。……中以长髯老者与青年军官最多，此二种人绝不混杂，老者之旁亦必老，皮冠缎袍，谦谦有礼，而军官等则绿呢衣，长革履，精神抖擞，隔几低语，刀鞘微动，颇似泊来电影中之镜头。二者对照，可为新旧中国之特写。……少座，即邀入席，酒肴相当丰厚，如海参、虾米、鲤鱼、瑶柱等，皆为每盘即须二十元至四十元之贵货，既食鱼过半，役者来撤盘去，省府一副官急曰：‘且慢，盘中尚有鱼二十元容我再细品尝，不可浪费也。’满座皆笑”。这或者可以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写照。官场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距离太大了。当时，考察团在小餐馆搭伙，每人每月伙食费四十元，省府宴会一道菜所值就是一个艺术家全月的伙食。而每往稍远之处寻访古迹，自王子云团长以下，全是自己带一只大饼，在扬雄曾经校书的汉天禄阁旧址，他们得到一杯开水，两碟野菜，便大喜过望。还有生活更穷窘的朋友：
    李朝杰是考察团到西安后接纳的一个新团员，他是西安拓碑技术最精良者，被朋友介绍来考察团帮助工作。何正璜见到李朝杰当天有记：“李君为西安唯一善拓雕刻品物之人，今日因夏君介绍独自来访，清寒可怜，念其虽有长技而世不识不用，致使其衣食不全，心中甚为不平。云拟托其拓片一月，先与其二十元购纸。若结果佳好，则继续工作，他可籍得温饱而我们得丰富收获，两得其美。”当时考察团中人，从王子云何正璜开始，都是有一技或多技之长，又有对祖国传统艺术的热爱珍惜之心，所谓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时又都有一个特点，都在为生活出路而忧愁。何正璜虽然出身富家，这时候也要自食其力；王子云的教授工资不低，但如果不工作，马上就会失业。考察团其他人员，多为艺术学院毕业后的失业青年，没有一个人有铁饭碗。比较之下，他们在经过考试之后，毕竟成为在教育部注册的在编人员，考察团存在一天，便有一天工资可拿，而这位李朝杰，学得拓碑绝艺，在西安这个碑拓业务最多的古都，仍是清贫可怜。好在还有王子云、何正璜这样的善良文化人，懂得同情人，也懂得民间艺人的价值。以后，李朝杰在考察团的几年工作里，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有些野外的大型石雕和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拓制之困难，非外人能够想象。李朝杰果然为巨匠之手，所拓作品，以后在展览中最受注重。当时，散置于野外的大型石雕和私人收藏家手里的青铜器之类，很少有人拓印，收藏家只要实物，文物贩子中有收购拓片以赢利所谓经营“黑老虎”者，注意的是名家书法，还不懂也更不屑理会器物之拓。一般研究者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也找不到拓碑内行若李朝杰。器物拓制在中国艺术、文物界便几付阙如。王子云在考察期间，自己掏纸钱拓了一些拓片，以后的某个时期，有人认为他在考察团期间收集的全部文物都应该是公物，王子云也为此被折腾很久，最后以捐献出七大箱珍贵文物为了结。那时侯，这些拓片因为“不值钱”，不在接受捐献之列。后来，文物学术的研究渐渐开拓深入，器物拓片因为其技术难度之高而渐成宝贵之品。而这时候的拓印技术人员，像李朝杰那样的绝才，非但凤毛麟角，简直已经再难寻觅。如果不是王子云自己保存了那样一批拓片，这样的研究范本真正是无从再得。这只是考察团进行中的一件小插曲，也可见当时的任何留心留意，都会留下无限功德。广东省美术馆在2005年为纪念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而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其基础就是因为该馆收集到王子云当年保存的那批拓片。当年宴会上一盘菜的价值，就是一批珍贵的文物保存。何正璜的日记，悲天悯人，足见情怀。极而言之，对民族文化的珍惜保护，正是悲天悯人之情怀所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得以成立，并且在艰难环境里工作长达数年之久，正是国难时期知识分子集体人文精神之表现。当时的国民政府，能够在百事艰危中勉力行此，也显黯淡时代里的一片光亮，百年回顾里的一丝安慰。
    考察团初到西安的生活，丰富、紧张也不免滋味复杂，其中最有理想精神并且富于文字表现的，还是何正璜。“登城顶土堆上，地势颇高，全城景物历历在目，黄土堆堆，尽为当年豪华盛地，恍惚中，如见张良、陈平、韩信等忙碌于开国繁务，张骞、苏武之由此门远国归来。霍去病、霍光之金甲银戟，董仲舒、刘向之锦袍厚履。甚至王莽、符坚、姚苌、宇文秦等，亦一一见其形影。”“在此古城荒漠中，不觉一时高歌‘汉宫秋色’之调，大地寂寂无一丝回音，并流泉鸟声亦无。我从未经过如此绝无声音之地，感觉另有趣味，竟自一人伸臂独跃独跑于其上，念在我足下之空城，即历史上我民族所表演最精彩一幕之实际舞台，望视线所及处，皆关中平原大地，空间与时间之伟大宽阔令我更感觉一身之短促渺小。跳跃小止，徘徊下坡而去，空气清鲜冷肃，若非阳光明爽，几疑自身亦已化为一古代之精灵矣。”何正璜的文字简洁而富于感情。在当时工作十分繁忙而饮食、居住条件都甚为艰难的环境里，她几乎每天都有日记，有时候白天访贤问古，及晚乃归，她会在旅途小店和农家土炕上，伴如豆一灯，写下几千字的日记。笔者引述的这些文字，都是何正璜日记的原文，可见在记录见闻之间，何正璜也弛纵想象情感。这些文字，历几十年时间风尘，依然有激动读者的力量。它让人看到当年青年文化人对国家民族的热情，对文化事业的执着。五十多年前曾经有过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古色斑斓里，发射出理想的光辉。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孟雨1958年9月1日给西安美术学院党组织的证明材料。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引自未刊之何正璜1941年日记。

Abstraction:
The paper quotes HeZhenghuang’s dairy (who is the member of the Southwest Art and Cultural object Investigation Team) and other concerning materials, and states the team’s early working in Xi’an. The paper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Race Culture and the Race Spirit is over the hard environment during the War. The member’s practices and feelings showed the wonderful humanist spirit in Chinese scholars; also the Citizen Government supported it, which was the sunshine in the shadow. 

Keywords:
The Southwest Art and Cultural object Investigation Team; Xi’an; YanGanyuan; LiChao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