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史略钩沉(王芃)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史略钩沉

王芃


    1997年11月28日-29日，在王子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铜像揭幕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美术学院举行。与会者回顾了这位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大师在绘画、雕塑、历史、考古、美术理论、美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评价了他对我国美术事业和历史考古所做的历史性贡献，赞扬了他为国家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心献身，终身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和人格。
    会间，举办了王子云绘画作品遗展，与会者又一次欣赏了王子云先生三、四十年代精美的作品。更加轰动和震撼的是，敦煌研究院向与会者展示了王先生1940年至1942年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敦煌考古时，亲手绘制的长达5.13米的敦煌莫高窟外景图长卷；西北大学展示了新发现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十集。这是王先生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当年西北考古的成果。当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示在与会的专家学者眼前时，人们被这些历史文化宝藏惊呆了。人们在惊叹、敬仰、感激这位文化艺术大师之余，急切地想知道这些历史遗珍的来龙去脉。由此，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考古文化史终于浮出了水面。
    1937年3月，留学法国学习绘画、雕塑，功成名就的王子云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的形势下，毅然回国，奔赴国难。王先生在伦敦参加了中国艺术展览，对祖国古代美术产生了热爱。回国后，曾建议国民政府以中国古代艺术参加巴黎世界艺术博览会，光大中华文化，从另一条战线宣传中国，掀起反对日本侵华的国际潮流，但国民政府未予重视。王先生报国无门，便先在华北一带作艺术考古，随即被杭州艺专聘为教授。七七事变后，他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逐渐向内地推进的紧急关头，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对文物古迹更是大肆抢掠，肆意破坏。中华文化遭受空前的劫难。国民政府中一些爱护民族文化的人士，发出保护大西北民族文化和艺术摇篮的倡议。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于1939年去过一次敦煌，回重庆后对敦煌艺术大加宣扬，提出对敦煌艺术要保护和挖掘。王子云教授当时应重庆政府之约，设计建造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设计模型已通过，正在备料开工，乃因日寇敌机轮番轰炸市区，工程被迫停止。
    为了发挥专长，报效祖国。王子云教授毅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利用国立艺专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部分学生，组成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陕、甘、青等省区，以敦煌为重点，进行文物考察，为保护西北文物作好基础工作。该建议得到通过，1940年6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编制12人，王子云教授任团长，隶属教育部社教司。考察团组成后，1940年6月先在成教整训一个月，旋赴陕西西安，开始考察工作。
    考察团考察地区主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同时还涉及河南、四川等有关地区。从1940年至1944年，历时4年多时间。其考察主要活动有：

一、陕西关中汉唐陵墓考察
    考察团1940年上半年到1942年冬，同古迹保护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合作，对陕西关中汉唐帝陵进行了考察。其中，西汉帝陵11个：咸阳县东北咸阳原上汉高祖刘邦长陵、咸阳县东北咸阳原上汉景帝刘启阳陵、咸阳县西北咸阳原上汉武帝刘彻茂陵、咸阳县北咸阳原上汉昭帝刘弗平陵、长安县东杜陵原上汉宣帝刘旬杜陵、咸阳县北咸阳原上汉元帝刘奭渭陵、咸阳县北咸阳原小汉成帝刘骜延陵、咸阳县西北咸阳原上汉哀帝刘欣义陵、咸阳县西北咸阳原上汉平帝刘衎康陵。
    唐代帝陵18个：三原县东白鹿原上唐高祖李渊献陵、礼泉县城北九嵕山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乾县城北梁山唐高宗李治和女帝武则天乾陵、富平县城北凤凰山唐中宗李显定陵、蒲城县北丰山唐睿宗李旦桥陵、蒲城县城东北金粟山唐玄宗李隆基泰陵、礼泉县城西北武将山唐肃宗李亨建陵、富平县城北檀山唐代宗李豫元陵、泾阳县城北嵯峨山唐德宗李适崇陵、富平县城西北金瓮山唐顺宗李涵丰陵、蒲城县城西北金炽山唐宪宗李纯景陵、蒲城县城西北尧山唐穆宗李恒光陵、三原县东原唐敬宗李湛庄陵、富平县城东北天乳山唐文宗李昂章陵、三原县城东原唐德宗李炎端陵、泾阳县城西北仲山唐宣宗李忱贞陵、富平县城西北紫金山唐懿宗李澧简陵、乾县城东北鸡子堆唐僖宗李儇靖陵。
    此外还有三原县北原上唐高祖祖父李虎永康陵，父亲李昞兴宁陵。咸阳原上女帝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等。
    在踏查这些汉唐陵墓工作中，考察团在丘壑起伏，荆棘遍野的山区跋山涉水，朝行夜宿，披荆斩棘，访古觅踪。条件极其艰巨。经常在荒山野岭间野餐，在山村猎户土炕上过夜。有时还要同豺狼野兽搏斗。考察团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战斗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汉唐陵墓考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采集了大量汉唐陵墓雕刻资料
    关中地区汉唐陵墓雕刻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刻最珍贵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遗存之一。考察团利用模制，拓印、照相、绘图、写生等多种方式 ，取得了大量能永远保存的资料。主要有：
    西汉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卧象、伏虎等石雕刻的石膏翻制品，猛兽吞羊、人与熊等浮雕的全部拓片，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摄影照片，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文字纪录。西汉十一帝陵全景长卷写生图。
    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文宗章陵等唐代帝陵测绘图，唐太宗昭陵四骏浮雕翻制品，唐高宗乾陵飞马、坐狮等雕刻石膏翻制品，唐武后母顺陵立狮雕刻翻制品，唐睿宗桥陵驼鸟浮雕刻翻制品，唐玄宗泰陵飞马雕刻拓片，唐懿宗简飞马雕刻拓片，唐顺宗丰陵华表拓片，唐十八帝陵石雕刻全部摄影照片，唐十八帝陵文字记录，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玄宗泰陵等唐帝陵实景写生图，唐太宗昭陵前陪家（即将相公主陪墓）写生图，唐十八帝陵全景写生长卷（长纵然12米）。
    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关中考古游记文字材料，西汉京城长安与唐京城长安平面图。
    2、对汉唐陵墓雕刻艺术作了系统论述
    王子云先生认为：“古代遗迹遗制存留今日者，以雕刻艺术品为多，其分类可大致为陵墓石刻及佛教雕像两类。虽均受西方之影响，但已属于中华民族之天才创作。尤以陵墓雕刻实足以代表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神”。考察团在考察关中汉唐陵墓工作中，特别注重对陵墓石刻艺术的考察研究。王先生对汉唐陵墓雕刻艺术，特别是汉武帝茂陵汉将军霍去病墓大型石雕刻群，唐高祖献陵及永康陵、兴宁陵石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唐高宗乾陵石仪卫雕刻，武则天母顺陵石兽雕刻，唐弘太子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石雕刻，玄宗泰陵、肃宗建陵及其以后各帝陵石雕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王先生对汉唐陵墓石雕刻论述是在实地反复观摩，认真端祥考证后写成的论著。对汉唐石雕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学贯中西的艺术家和学者，他的观点和论点是经过中西艺术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此领域最早的理论著述。有很高的权威性。及至今日，茂陵、昭陵、乾陵、顺陵等文博馆所，以及西安碑林石刻艺术馆的许多展品、藏品说明词，还是以当年王先生的论著为理论准绳。

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
    河南洛阳原未列入考察团的考察计划。后因在考察关中汉唐陵墓雕刻的同时，拟对中国古代雕刻的另一大类佛教石窟雕刻进行考察，同时也为下一步重点考察敦煌作技术准备，因此，考察团于1940年7月-11月赴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察。考察团对洛阳龙门的历史和龙门石窟的概况作了较深入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撰写了《龙门石窟概况和北朝造像》、《龙门佛窟的唐代雕像》、《龙门石窟雕刻群论》等文字材料。同时，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资料采集，主要有：唐奉先寺菩萨、武士头像模制品，唐极南窟菩萨、天王雕像模制品，龙门东山峡谷唐雕菩萨像模制品，龙门北魏雕像摹绘和速写图画60余幅，龙门唐代雕像摹绘和速写图画80余幅，龙门雕像摄影照片120多张，龙门石窟考察文字纪录，龙门石窟测绘图，龙门石窟全景写生图长卷，龙门古阳洞窟内题铭拓片30多张。

三、青海塔尔寺参观考察
    陕西关中汉唐陵墓考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结束后，考察团于1941年3月到达甘肃省会兰州，准备开始对列于考察计划首位的敦煌进行考察。之前，经甘肃省政府建议，考察团先赴青海，参观著名的青海塔尔寺藏教壁画和塑像。考察团对塔尔寺金碧辉煌的殿塔建筑，极富藏族民间审美情趣的壁画，和具有浓厚喇嘛教造像特点的塑像进行了详细参观。调查了解并考证了塔尔寺的历史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同时还了解了西宁以东另一座以壁画和塑像称著，明代初年创建的瞿坛寺的情况。

四、敦煌莫高窟考察
    考察敦煌是考察团的主要任务。在完成陕西关中汉唐陵墓，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青海塔尔寺的考察后，考察团于1941年10月赴敦煌莫高窟进行重点考察。在当时条件下考察敦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考察团乘汽车从兰州出发，经武威、张掖到酒泉后，完全进入戈壁滩，汽车无法通行，改坐骡车走三天三夜先到安西，安西去敦煌更是180公里沙漠路，骡车也无法通行，只好改坐农家木轮牛车，而且白天酷热无比，只能走夜路。又经过三个昼夜的艰苦跋涉，才到达敦煌县城，又走15公里沙深没胫的沙窝路才最终到达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多数佛洞被黄沙掩埋，洞门须匍伏进入，洞内沙深数尺。洞窟前有两座破庙算是可以住人的房屋。其它设施一概没有。加之当时经费困难，正常工作难以开展。
    1941年到1943年春，经过2年半时间的艰苦努力，考察团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大量工作，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
    1、摹绘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壁画
    计有北朝大型壁画摹本8幅。其中有长达6米的《五百强盗得眼图》、《萨捶王子饲虎图》，长达8米的《伎乐飞舞图》等巨制。北朝佛教故事和单身像摹本2幅。隋代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画像摹本14幅，唐代大型经变图摹本12幅，唐代单身菩萨像摹本8幅，魏唐各代佛洞藻井图案摹本30幅，五代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摹本6幅，宋代五台山图壁画摹本1幅，元代佛教故事人物摹本3幅。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察团进驻莫高窟约一星期后，四川名画家张大千也带着几个助手来到敦煌临摹壁画。对于敦煌壁画的临摹方法，王先生考察同张大千不同。王先生考察是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现有的色彩如实地摹绘下来。张大千则是“恢复”原有面目，从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年深日久褪色的壁画“恢复原貌”。王先生认为“来面红红绿绿，十分剌目，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王先生对张大千他们这种临摹古代壁画的方法颇有异议，然而两位先生的关系却很融洽，常相往来，切磋问题。两位大师对摹绘敦煌壁画所持的不同观点和实践，开启了以后众多的敦煌艺术流派，其影响是深远的。
    2、绘制了大量莫高窟图画
    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图长卷，鸣沙山、三危山全景图，以及莫高窟不同局部景观图24幅，千佛洞塑像速写多幅。其中，尤其珍贵的是由王先生亲手绘制的莫高窟全景图长卷，该作品是一件长5.5米，宽大约0.33米的巨制。采用了艺术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绘制而成。概而论之，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景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细而察之，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图下还标有准确的距离尽寸和比例，又具有考古工程实位图的作用。是一幅绘画艺术和考古工程完美结合的产物。
    3、拍摄了莫高窟各洞照片
    考察才运用摄影技术，在敦煌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多为北朝、隋、唐时期壁画精品。考察团成员以浙江美专师生居多，他们的审美观念、艺术修养均为上乘，他们拍摄的敦煌照片作品几近完美，半年世纪时光的流逝，这些照片成为历史瑰宝，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4、撰写了莫高窟洞调查研究文字材料
    该材料题为《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由王子云、何正璜执笔。该文是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历史现状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敦煌艺术的考古论文。对当时306个佛窟逐窟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和考证。该文曾刊登在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上，是考察团敦煌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样的工作在敦煌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5、提出成立敦煌研究所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敦煌，考察团1941年到达敦煌不久，即致函重庆政府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
    西北艺术文考察团对敦煌的考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行为的敦煌考察。他们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清理，采集了大量资料，写出了中国最早的敦煌调查报告和考古论文，为敦煌的保护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五、拉卜楞寺考察
    拉卜楞寺建于清代初年。是一座建筑规模仅次于布达拉宫的著名喇嘛教寺院。位于甘肃夏河县城外大夏河岸。寺外垣周约3.5公里，远望恍若一座壮丽的皇宫。别具特色的是该寺全是二层楼的石建筑，这在内地佛寺中是绝少见到的。1942年10月考察团考察敦煌期间，王子云先生在兰州。适逢拉卜楞寺嘉木祥活佛侄儿与蒙族贵族女儿结成藏蒙联谊婚姻。甘肃省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参观考察拉卜楞寺建筑艺术和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绝好机会。建议王先生等以教育部考察团的名义参加婚礼。王先生等遂借此对拉卜楞寺和蒙藏婚俗进行了一次考察。王先生等作为贵宾参加了婚礼，受到嘉木祥活佛的热情接待，全寺喇嘛列队相迎。王先生在观礼席参观了整个盛大、别致，热闹非凡的婚礼仪式。并接受了新郎新婚敬献的哈达。王先生还为嘉木祥活佛及新婚夫妇作了画像。考察团的活动对增进民族关系有积极作用。
    婚礼后，考察团对拉卜楞寺进行了参观考察。调查了解了拉卜楞寺的历史、现状，以及内部的组织结构，参观了其中闻思学院大经堂的设施、壁画和塑像。对拉卜楞寺同塔尔寺的艺术和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采集了部分资料，还巧妙地拍摄了一幅把三张底片连接起来的拉卜楞寺全景图照片。十年动乱中，拉卜楞寺毁去百分之七八十，这张全景照片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

六、河西走廊佛窟群考察
    考察团在考察敦煌期间，往返兰州和敦煌途中对河西走廊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区的佛窟群即有所闻。1943年结束敦煌工作后，随即对这些地区进行考察。
考察团在山高壑深的祁连山中跋涉攀登，先后考察了酒泉文殊山佛窟群、张掖马蹄寺佛窟群，金塔寺佛窟群，观音洞佛窟群。通过参观考证，撰写了《酒泉文殊山佛窟群》、《张掖马蹄寺佛窟群》等考古文字材料。对这些佛窟艺术进行了学术评价。采集了图片资料，公诸于世，使这些远在西陲高山深峡中的古代艺术渐为世人所知。

七、西安考古
    西安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名城，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建都于此，文化积淀深厚，文物古迹繁多。作为中华文化艺术摇篮的历史中心，自然是考察的重点之一。考察团从1940年至1944年上半年，特别是敦煌考察之后，在西安开展了大量的考古活动。
    考察团先后考察了西安大雁塔、小雁塔、钟楼、鼓楼、城垣、城楼、城隍庙、清真寺、东岳庙、碑林、民居等。同时还以西安为中心，深入到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察。
考察团在西安等地的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包括：
    1、摹绘了东岳庙前殿壁画，对后殿大面积山林仕女壁画进行了整幅缩绘，并折摄了全幅的照片。撰写了东岳庙考古论文。摹绘了西安清真寺砖刻纹饰图案。对大雁塔 四面门楣和门框石上唐代线刻画，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书雁塔圣教碑下假伎乐天浮雕，小雁塔及小雁塔门楣唐代浮雕飞天刻石进行了考证。逐一进行了拍照、拓印。对西安钟楼、鼓楼，西安城墙、城楼进行了考证，拍摄了多幅全景照片。对西安城楼、钟楼、鼓楼、城隍庙、清真寺等古迹测绘了建筑图，还对重要的殿宇牌坊等建筑物进行了写生。
    2、西安碑林考察
    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唐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冰阳、李邕、张旭、怀素等书法名碑进行了考证论述。对“大禅法师碑”、“道因法师碑”、“石台孝经碑”等碑碑侧、碑座上唐代花纹图案及线刻画进行了考证论述。对碑林碑石中的不同装饰纹样的碑头进行考证整理。对具有代表性的碑石，雕刻进行了拍照、拓印。对碑林碑石的书法艺术、图案装饰、线刻浮雕、碑头艺术等撰写了考古论文。
    3、民居考察中的重大发现
    在考察民居建筑过程式，在旧建筑铺地石和厕所墙上发现了唐中宗时代皇后韦氏的宗族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这组石椁上有线刻画，乃盛唐时代的制作，是极其宝贵的唐代绘画实物资料。是考察团在西安最大的考古发现。
    4、小器物文物的采集和研究
    收集了各类不同文字和各种云纹的秦汉瓦当120多种，编成《秦汉瓦当艺术》一著。对西安的古铜镜、带钩、印纽、佩玉、人物、动物雕塑等小器物进行了采集研究，撰写了美术考古论文。对西安的汉唐墓俑进行了采集考证，对中国墓俑雕塑艺术的发展撰写了研究论文。
    5、古代长安城考察研究
    对唐代长安城规模、结构、布局、建筑进行了调查考证，撰写了研究论文。
考察中的西安考古是一次较全面较深入的考古活动，对西安古代历史的研究，西安文物古迹的调查、保护和研究，起有积极作用。

八、兰州考古
    兰州是西北的又一重镇，也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同时，由于它是去敦煌和西北各地的中转站，因此，成为考察团西北考察，西安之外的第二个工作中心。考察团在兰州也开展了较多的考古活动。
    考察了兰州西门外著名的明代建筑渥桥，评价其为“西北木建筑之冠”和“艺术桥”。进行了拍照和写生。
    参观了兰州著名的明代道观金天观。重点考察了其中的明代壁画《太上老君应化图》81幅。评价为“明代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中有代表性的绘画遗产”。摹绘了其中部分壁画。
    调查考证了唐代创建，元代修复的庄严寺。对其历史上称道的“三绝”，特别是传为吴道子手笔的观音画像等进行了考证。
    对兰州大佛寺及北塔山北塔寺等古迹进行了调查考证，绘制了《北塔山图》长卷。
   考察了兰州城隍庙。对兰州特有的民间工艺袖珍艺术小葫芦进行了赏评。
   采集到一些原始社会彩画陶器和敦煌写经等实物资料。

九、其它考察活动
    限于当时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等各种条件，有许多地方考察团未能大部队前往。但尽量派部分成员去进行资料采集。如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渑池石窟以及四川广元石窟，洛阳白马寺之唐代雕塑，河南嵩山魏塔、会善寺唐净藏禅师塔，西安香积寺塔、兴教寺唐玄奘舍利塔、华严寺塔，三原城隍庙及其中可与晋祠宋代泥塑媲美的十二乐女彩塑，扶风宋代建筑法门圭塔，岐山古建筑周公庙、太平寺，兴平唐代佛塔、马嵬坡杨贵妃墓周围碑石等，进行了写生、摹绘或拍照。
    另外，考察团虽为艺术文物考察团，但同时还开展了超越艺术文物范畴的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调查史迹名胜并收集整理成专辑资料
    据新近发现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第一辑为《史迹名胜（上）》，第二辑为《史迹名胜（下）》，共列照片过百张。采用全景式拍摄手法。其涉及范围东起河南中岳，西迄甘肃敦煌，青海西宁。其中有陕西周原全景、关中八景之一咸阳古渡全景、举世闻名的甘肃月牙泉全景、河南卧龙岗全景、天下雄关潼关第一关全景、甘肃张掖街景、塔尔寺塔全景、拉卜楞寺全景、华山风景等。这些四十年代的景观，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化，大多都遭受严重破坏，甚至不复存在，这些资料不提提供了这些著名景观自然变迁的直观场景资料，也提供了原始的修复依据，因此，有珍贵的价值。
    考察社会民俗风情
    考察团遍历豫、陕、甘、青四省，对汉、蒙、藏、回及哈萨克族等诸多民族之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尽力调查收集，拍摄了许多有典型意义的照片，代表性的有50多张。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各民族之社会风俗、生活方式亦发生的巨大变化，研究社会之发展，民俗之变迁，这些由艺术家们有意识系统收集的资料，自然有特殊的价值。
    关注促进民族关系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考察团认为，考察西北各地各民族的艺术文物，意在加强文化沟通，使各民族融合、团结。所以他们的工作关注并促进民族关系。如他们收集的资料中有：“蒙藏联婚之大典”，即是有藏、蒙、回、汉等多民族参加的一次蒙藏联婚典礼盛事。“夏河县汉藏合壁之国民公约”，画面两对神态天真的汉族儿童和藏族儿童在一起，所靠之墙上书有“国民公约”四个大字，历为汉字，左为藏文。汉藏亲如一家得以彰明。
    194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困难，特价飞涨，通货膨胀，考察团人员的工资贬低到难以维持生活，考察团经费更是极端困难，无法支持，于是报请解散。经协商，教育部批令由西北大学处理善后工作，将考察团收集的文物及资料移交西大历史系保存。西大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先生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继续从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的理事和研究工作。截止到1948年，王先生在西北文物研究室先后整理发表了《敦煌艺术》、《中国装饰图案》、《汉唐陵墓图考》、《关中碑石考》、《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等专著，并整理编辑成《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一书。这些专著，史料翔实，图文并茂，成为研究西北地区历史及文物不可缺少的权威性理论著作。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西北等地区艺术文物的考察，是一次全面、深入、系统，有明确目的的文物和艺术考察。他们所做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考察团本着“本团之使命在于调查采集各地之优越遗作及民俗资料，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藉以表彰我国古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的宗旨，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豫、陕、甘、青广大地区的史迹文物进行了踏查清理，研究考证。采集了大量的绘画、图片，文字和实物资料，撰写了一系列有价值、权威性的理信纸著作，为西北史迹文物特别是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同时，考察团的工作还涉及风景名胜、水土保持、民俗风情、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艺术文物范畴。
    考察团成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考察，开展高质量的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他们勇于奉献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考察团的工作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1943年至1944年，考察团多次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举办以敦煌壁画为主的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大大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了抗日热情，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功载史册。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活动是我国近现代一段重要的文化史，考察团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和成果，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财富。可是由于诸多原因，这一段重要的文化史在解放后没有得到必要的整理和评价。伴随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一段历史寂然沉没竟罕为人知。同时，那些宝贵的资料也大部分散失或毁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对这段历史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确认它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搜集、整理、研究考察团当年通过艰辛劳动取得的资料。让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重焕光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