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云，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陈云岗)

王子云，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陈云岗

    王子云先生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他的卓越贡献在于：几乎是由他的身体力行开创出了系统的、全面的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的局面，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他的持续一生的艰辛努力，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美术考古、考察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著作成果。其中最为卓著者，乃是中国艺术史学上的首部《中国雕塑艺术史》以及《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的问世。在王子云先生首倡组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至今64年、考察团胜利结束60周年之际，重新认识王子云先生的历史贡献，缅怀王子云先生的丰功伟绩是中国美术界、文博界、美术教育界的共同心愿与向王子云先生再学习的历史机遇。

一　持续一生的美术考察
    王子云先生自少年时代即景慕司马迁、李白、徐霞客等先贤仗剑去国、壮游天下的壮举。“辞亲远游”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情结，于是，他由家乡安徽萧县--上海--北京--杭州--欧洲走遍中国，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他似乎一直是在行动中用眼睛在看、用心灵在悟、用笔在记属于人类美术的所有。
    王子云先生对祖国艺术文物的热爱之情，缘自他1935年于英国所看到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当他得知1937年巴黎将举办“世界艺术博览会”时，便以书生意气，归国游说国民政府，欲以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参展，但却因国内正值日寇铁蹄践踏半壁河山之际，参展之事终成泡影，而他却踏上了国中难民逃避战火的流离之途。几年间他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终于到了重庆。当民族存亡到了生死关头，人们越发生出保护传统文化艺术的心念。于是，王子云先生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陈言进谏：组建相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以复制、临摹、绘画、拍照、调查、踏勘的手段，赴陕、甘、青等省区，进行美术考古活动。于是长达四年之久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活动”拉开帷幕。
    王子云先生对中国古代的艺术文物的考古活动，实际在时间跨度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为1940--1948年，（含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终止后，于西安西北大学延续的四年时间）；第二阶段为1950年至1953年的川西、陇东、新疆、豫西、冀南、晋北、鲁北、陕北等地的大规模考察活动；第三阶段为1973至1974年间进行的长江沿岸及北京、华东诸地的考察活动。其踏勘的省区已满近除西藏、黑龙江、吉林、福建之外的全国范围。而其中有许多的地方是两次往访。加之王子云先生自1930年即赴欧洲游学，踏察多国艺术博物馆、纪念地与文物古迹，谓其艺术考察活动是持续一生的重要内容并不为过。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王子云先生是中国艺术考事业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实践者。正是由于王子云先生学贯中西的艺术履历与踏遍中西地域的艺术实践，使他的艺术视野始终处在宏观的、更符合比较学意义上的研究与考察的历史高度。
    在王子云先生之前的中国艺术文物研究是几近空白的。中国的综合性美术史也是20世纪初叶的产物；而其中的有关雕塑艺术的论述是极其有限的。而限于当时的条件，能够被纳入视野的数量，更是与雕塑大国的中国拥有巨富遗存的事实极不相称。
    中国对古代艺术文物、雕塑艺术研究的历史空白，主要体现在历史文献的欠缺与理论论述的欠缺方面。关于雕塑，从来也没有人像面对书法、绘画、文章辞赋那样，在中国的历史上被历代的文人雅士所钟情过，也没有留下来积淀丰厚的文字性成果，所以至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也没有一部关于雕塑的艺术史问世。于是，王子云先生的立志并持续一生的考察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他热爱民族文化遗产，自觉自愿投入毕生精力并为之献身一生的伟大追求。
    王子云先生投身民族文化遗产的考察与保护将重点放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领域，是与他的个人学习经历与文化责任的志趣相关的。王子云先生早年学习绘画，并为此而远赴欧洲，后因对雕塑发生浓厚兴趣而转学雕塑，尤其是在参观了散落在欧洲的以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展览后，深深激发了他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搜奇探秘，踏勘寻访的决心与热情。所以在他饱含热情归国后，即展开了由点至线、由线至面、由个人至官方、由游览山川至考察文物古迹的活动。

二　由“游”入“考”的文化自觉
    王子云先生自1937年归国后，意欲为中国参加法国博览会的热望未得到国民政府的积极回应后，他是抱着游览祖国河山、排遣胸中郁闷的心情而踏上“旅行”之途的。他写道：“自知参加博览会已成泡影，想到回国是为看看，等于旅游。更由于在英国伦敦两次见到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引起我对祖国古代艺术的向往。”于是，当他一开始饱览祖国胜境时，即在河南省内见到了些许的精美的出土唐代舞女俑像，这让他倍感陶醉。正是这次的意外邂逅，王子云先生的拍照记录成为了今日人们所能仅见的资料，而其原物则在日寇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在这次归国后的首次游踪中，河南、山东的名胜更是他的钟情所在。他的关注焦点还尚未将古代雕塑艺术或“艺术文物”系统的有计划有目的地作为他穷其一生的研究对象。时间到了1939年，他所依存的艺术学校最终临时流亡到了战时陪都重庆，更多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调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呼吁。这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文化人的危机意识的觉醒，王子云先生对此也深有着切肤之痛！于是他说：“为了抒发爱国热情，我毅然向国民党教育部提出用艺专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一部分学生，组成一个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陕、甘、青等省区，从事调查古文物艺术，并以复制、临绘等手段进行收集保存工作。”
    此倡言以及计划很快获得批准，于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宣告成立，并为此进行了持续四年之久的艰苦的考察保护工作。以今天眼光看来，进行如此之久、如此规模的持续调查踏勘工作即使在交通发达的现在都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王子云先生最初提出要对祖国文物即西北艺术文物进行考察时是有着内在、外在等多种因素的缘由的。首先是归国后的居无定所，为避战火的流亡，更激发了他以及当时许多文化人的民族情感，其次也更符合王子云先生少小立志遍游天下的人生志趣，同时又是一次对从事美术创作的人来说是广见博闻、能够进行写生、搜集创作素材的大好机会。但是客观地说，舍弃他热爱的绘画、雕塑方面的创作活动而专事研究工作是令他难以割爱的。所以，他一俟踏上考察之途，便首先是以游览胜境、探奇觅幽的心态及眼光进行的。如他在游嵩山后写道：“看了开封的博物馆并游了中岳名胜后，对于祖国伟大的历史文物和山川名胜更引起了我的热爱；”“因而又产生了去游济南并重登东岳泰山的心愿；”在四川的赴雅安途中，他说：“汽车出成都西行，只见一片平原绿野，富甲天下的蜀中，景色展现在眼前，这时恰逢油菜花盛开，新柳放芽，更加天朗气清，春意正浓，乃多年来未有的美景享受，感到心情畅快。”在新疆，他写道：“过桥却见田陇相望，不少新建筑出现路旁，是为正在开垦的解放军集体农场。这里多稻田，田间水明如镜，天山雪峰倒映水面，显得分外清丽……。”而且在他饱览祖国河山之壮丽的同时，在他的考察过程中，还画了大量的速写与写生。正是这种难以释怀的对专业的热爱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使王子云先生在结束了四年之久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工作之后，在已应聘至专为他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的“西北大学”后，并且已有三部著作问世的情况下，他还是感到自已：“对于整天钻书本的工作”仍“有些不习惯，”于是，毅然辞了西北大学的教职，去了四川“成都国立艺专”并任绘画系的教授。“重新走上了美术专业的教学岗位。”他认为这“从此不仅是我的雕塑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就连美术考古也在美术史教学的需要中得到了走访全国的机会。”由于重返了与美术专业密切相关的美术院校，所以，王子云先生暂时告别了专“钻书本”进行研究性的工作，为重返教学岗位而倍感欣喜。但几年后的1952年，王子云先生又调入今日西安美术学院前身的“西北艺术学院”工作。他说因“当时学校的发展之需，我从美术专业转为从事美术史论的和美术考古的教学和研究中，”“讲授外国美术史和油画专业课。”并且“一直到……1987年，我仍然是在终日伏案，兴致勃勃地赶写这本（《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尚待最后完成的美术考古游记。”从1940年到“尚未完成”著作时的1987年，已然是47年的光阴。在这漫长的时日里，王子云先生是完全抛弃了他曾经不想放弃的绘画与雕塑专业的教学与创作活动的。因为1948年的他曾经正是为回到专业而告别了西北大学的研究工作。但当他又回到美术专业中所涉及到的美术史论领域的时候，他发现：更巨大的历史使命在等待着他，中国的雕塑艺术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历史的责任感与文化建设的自觉心，使他又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他所命名的“艺术文物”的考古工作中去了。

三　王子云先生的巨大贡献
    王子云先生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艺术文物的考古研究后，不仅早已就某些种类的美术文物进行了阶段性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而且一部巨著《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问世，更是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美术史的空白，具有着开山之作的地位与价值。与此同时，他的几乎是所有的来自亲自踏勘而收集的中国古代雕塑的图片与文献，以及在踏勘过程中，所由此而起到的对艺术文物的保护作用，是功勋巨大的历史贡献。
    除了前文所述的王子云先生所持的旅游性质的考察活动成为他从事美术考古的独到特征外，而专注于美术遗迹的考古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由王子云先生所滥觞的重要形式。他所秉持的考察、调查的计划与方略，以及所涉及到的范围与规模，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王子云先生的考察研究具有着以下特点。
    一是有着文化比较学的学术眼光。这种由比较而得出的见解，往往使他能够得出新的结论或提出了新的见解。如在他考察兰州道教胜地金天观时，发现其中的明代壁画规模巨大，他认为山东泰安岳庙中的壁画、山西永乐宫中的壁画，无论从内容与规模或是艺术成就上都“远不及此。”并比较了上述三地壁画的内容差异，他提出：“从艺术意义上说……这里所画的全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其服饰妆扮，也多是明代人的生活情景。所以金天观的壁画，其价值是很高的。”并且当时“壁画的保存情况大致完好，整个壁画中的人物穿插结构多有变化，色彩纯正，线条匀整有力，可以说是明代初年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中有代表性的绘画遗产。”但是时至他晚年健在之时，此观及壁画已“荡然无存了。”在考察甘肃麦积山时，他据碑文所记，提出：“令人奇怪的是唐代佛教盛期，为何麦积山在唐代开凿的窟龛特别少？”“而麦积山邻近国都长安，修建佛窟应远盛于敦煌”才是。于是他分析指出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东西通道北移，天水已非交通枢纽，而新线路中的陕西彬县却有了大佛的产生；另是麦积山至唐时山形所限，窟龛已密如蜂房，而一般信众仅可在夹缝中寻找空隙而开些小窟，所以数量远逊于前代。
    二是在考察过程中，他既是艺术文物的调查者、欣赏者，也是艺术文物的保护者。例如1950年的初春时节，他在对四川芦山县进行调查时，当他走过一座名为广福寺的寺庙前；“刚进寺门，却听见里边传出击打倒塌声，过山门，见大殿中尘土弥漫，原来是很多青年市民，为了响应破除迷信的号召，正在捣毁殿中的塑像。我急忙进细看，所捣毁者竟是具有明代风格的菩萨像。”于是他“不加考虑，大声疾呼地加以制止，并找到一为首者加以说明。”但他说：“遗憾的是我来得太晚了，全大殿的塑像已经破坏的仅仅残存有东南角隅的一身正式菩萨了，其他的连同后壁佛坛上的佛像，都已经一齐掀倒在地，连一躯完整的也看不见了。”
    又如1947年的3月，他在河北定县的隆兴寺内，看到三尊造型优美但已残破的白石菩萨雕像正被施工者准备因加固立柱而将其遮掩起来，他说：“我得知后力持反对，但因时间关系，无法找到管理工程的单位面说。急中生智，立即写信向中央文物管理局反映请速加制止！”这都充分表现出王子云先生为保护文物不致损毁与湮没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可贵精神。
    第三，在王子云先生的艺术文物与美术考古活动中，因他以及他所率领的考古队所记载、绘画、拍摄、拓印而留存下来的资料，或因他的发现、调查而使原文物得以保存或收到保护措施的情况更是不在少数。如陕西富平县境内的唐定陵石刻也是唐代陵墓石刻中的高大奇伟之作。四十年代王子云先生曾率古察队在此拍照、记录、拓印，但原物却于60年代已被砸毁烧了石灰。尤其是在1942年时的西安考察中，他曾记录了一次很有成果的发现。他说：“我在西安工作时，于巡视街巷建筑中，偶然在南门内大湘子庙街一座旧建筑门前发现台阶石上有石刻，当即用水刷洗去，果然看出，宫廷装的仕女人物线画，当即在附近注意查看，见有两家门外的铺地石上也有同样的线刻画，于是告知教育厅”将其收集起来，并且又在周围陆续发现了共10块同样规格的线刻石，又经在厕所内挖出的墓志铭查验确认，这是唐中宗时代韦氏家族中韦项夫妇合葬时石椁石。这组10块石板共有13幅画面的线刻人物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相貌神态最具典型盛唐气象。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盛唐期间人物线描艺术与石刻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综上所述，由于王子云先生是由一名美术实践者而逐步走上了艺术文物考古领域的美术考古学家，所以，在其考察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审美感受的状态，能够以丰富的创作者的经验与心态去感知那些在以往的时代中以同样的心态创作出了这些作品的作者们的心灵感受和经验的情感价值，从而使他的考察过程成为了一种对关于艺术美的解读过程。在他与作品之间不存任何的隔膜与陌生，所有的只是艺术感受方面的共鸣。这是他所坚持的“美术考古”的独树一帜的最大特点。它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艺术（美术）类的文物？在艺术文物的解读方面，我们到底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对王子云先生所开拓出的关于艺术文物考古方面的贡献还远远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他的价值所在！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纪念他的历史贡献时要特别需要发省的地方。

作者简介：陈云岗，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