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评述(罗宏才)

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评述

罗宏才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以及实物资料的梳理、钩沉，系统勾勒了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的缘起、背景以及考察活动发生、发展与结束的基本脉络。并结合与考察团考察活动密切相关的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美术考古学等有关学科之研究理念，对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工作目的、工作方式、所获成就、现实与历史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其中对考察团在中国美术考古学学科生成发展、历史转折、趋向成熟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之评介、论断，尤显中肯。

关键词    1940--1945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活动  评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叫嚣迅速灭亡中国，疯狂地将战火燃烧至华北、华中以及东南、华南地区，并对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了残无人道的野蛮轰炸，致大批国土沦陷敌手，无数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受到空前剧烈地蹂躏破坏。
    值此关键时期，留法归来的王子云等爱国人士，鉴于“西北各省，为我（国）四千年民族文化之发祥地，文物蕴藏至为丰富。唯迄今吾人所得而见者，除多数遗址故迹外，仅有少数之石刻物存在。诚以石刻可以保存永久，即埋没土中历若干年代仍可为后世所发现，以中国之历史悠久，各代变乱相接，其他史迹遗物最易湮没、毁灭，惟雕刻作品历久而益彰。且中国文化，发达最早，佛教及一般造像，汉、魏、隋、唐各臻绝境，其存留于今日者亦美不胜收。” 惟以日寇入侵，战火焚烧，使山西大同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大批历史文物古迹相继陷入敌手，破坏摧残，惨不忍睹。而其他尚未沦陷地区之中国固有历史文物古迹又时刻面临着敌寇铁蹄的蹂躏、践踏，损失、破坏势不能止。所以他们认为，应立即组建一支强有力的艺术文物考察团队，迅速开赴西北进行艺术文物考察，“从事表彰西北过去之优美文化，使国人深刻认识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先民故土，固有文明之发明所在，举凡历代史迹文物以及其他随处可见之艺术珍品，其遗留至今日者，备极丰富。值此战时，甚易毁灭。吾人焏应致力于此种宝藏之阐发工作，以期普遍介绍于国人。”唯其如此，对于战时艺术文物的有效保护，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以及深入进行中国艺术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无疑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为抒发爱国热情，履行抗战中一位艺术家应尽的文化责任，王子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交建议书，要求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开赴西北，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抢救收集这一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以紧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侵袭与破坏。
    王子云等有识之士的倡导与呼吁，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同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聘王子云为团长，成员拟挑选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以及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将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学生等相关优秀艺术人材，“负有阐发西北文物，表彰固有文化之使命。”其主要工作任务是考察陕西汉、唐帝陵及宗教寺院并建筑雕刻艺术、甘肃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胜迹以及各种相关古代艺术作品与各种社会民俗艺术品。目的在于“尽量以不同方式加以采集，或写生、或摄影、或拓搨、或模铸，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于国人目前。” 籍以“考证各时代之史迹及社会生活，”“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  因该团此后之主要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西北地区的陕、甘、青三省次第进行并最后完成的，故部分文献资料又称其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从1940年12月开始至1945年初结束，国民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团长王子云的率领下，先后与西京筹备委员会及相关省、区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冒着日寇飞机猖獗频仍的轰炸袭扰，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五省的大部分地区，历时近五年，行程逾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严谨地考察、研究工作，并相应实施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河南洛阳本不在考查团原计划地区中，只因这次考查范围，石雕刻占有重要一环。除陵墓雕刻外，属于佛教的石窟雕刻，陕西关中极少见到，而且洛阳离西安不远，为了多了解石窟石雕与敦煌千佛洞塑像的不同并作比较研究，所以在未去敦煌之前先去洛阳龙门做一次调查……”故考察团实际到达地域还应包括属于中原文化范畴的洛阳地区在内，足迹涉及川、陕、豫、甘、青五省。
    据笔者近年来在调查研究中所获得的最新资料统计，总计在1940-1944年期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约计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椎拓各类石刻艺术拓本近千套（张）。同时还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大量壁画摹本，并相应对陕西汉、唐陵墓前具有代表意义的石雕艺术精品以及部分古建筑雕刻与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四骏”与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并关中部分唐陵石象生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论及调查、发现诸事，资料颇为宏富。值得称道者，如1941年2月考察团在西安西郊崇圣寺遗址“基地东侧草丛中，发现花岗石刻佛躯及残段八座，姿态作风，备极伟丽。考其格式、衣褶等，确为唐代遗物，允称中国现时罕有之雕刻杰作。”因此，“除将上项发现物另行摄影呈（教育）部核准外”，曾函请陕西教育厅“会同西京筹备委员会及时加以清查，设法保存，以重古物而保文化”。1941年8月，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姚继勋、梁启杰等人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考察时发现散佚在佛殿背后的唐佛教造像碑碑头。该碑头“中刻宝塔，旁饰以飞仙蔓草等混合图案，刻工之精致洗练，构图之复杂优美，均为唐碑中仅见者，且石质白细，尤为难得。”“虽希腊古雕刻，亦不能与之比美，诚为唐代之名贵作品。” 乃当即嘱托扶风县政府妥为保存。 1941年11月，考察团同人还会同西京筹委会调查人员夏子欣等“在西京东郭门外浐桥乡第七保，发现唐代碑头一具，雕刻精美，为关中现有唐碑中所仅见，具有历史及艺术上之价值。” 亦函西京筹委会训令长安县政府采取切实保护措施。1942年秋、冬之季，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另在西安城内大湘子庙街考察时，发现久置于此，无人问津的唐韦顼夫妇墓葬出土之细阴线刻石棺椁构件共12块，各石皆“线纹细而流利，真像中国绘画线描中‘游丝描’那样精美。”因而被誉为四十年代陕西艺术文物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除过石刻艺术文物的调查、发现以及保护工作之外，考察团还十分重视古代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现。如1942年初王子云等人在西安附近沣、渭流域的二、三阶台地上，发现多处范围巨大、遗存丰富的仰韶、龙山以及商、周文化遗址，采集到不少的陶器、石器以及骨器标本。其中唐虞后裔杜伯国居址的发现消息曾披露于当时重庆《大公报》等新闻媒介上，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同人的密切关注。同年年底，卢善群等人还在调查、临摹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同时，于敦煌附近的汉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竹管、五铢钱币、铁器、骨器以及丝织品遗物，随同考察的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等人称以上诸物对研究汉代的军事制度、烽燧建制等颇有裨益。
    客观地说，此种类型文物遗迹的调查与发现，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察团既定的工作任务范畴，其不但在艺术文物研究领域内有所突破，即使在文物考古研究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就整体考察工作而言，“史迹名胜”一类因“考察行程之时间所限，……在（摄影）技术方面不克尽善尽美”。“汉唐陵墓雕刻”则以陕西汉、唐帝陵及重要陪葬墓雕刻及模制的作品为主，“尤以陵墓雕刻实足以代表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神，”故在以上两类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又以陕、豫两省为汉民族文化之源泉所在，所以其它古代石雕艺术作品遂以此两省为主。而敦煌千佛洞壁画以及其他工艺图案因资料繁富，气势壮阔，最富艺术情趣，所以成为整个考察对象中最引人注目的翘楚。至于社会风俗之考察、研究，曾是一项颇为新颖别致的工作，涉及范围包括饮食、民居、节日、服饰以及市井百态与生民疾苦等各个方面。惟以“西北民族复杂，语音文字不同，风俗习惯亦异。欲使各民族融合、团结，应先熟悉其方言习俗，同时欲考察各地之艺术文物，亦应瞭然于各民族之历史背景及地理系教之背景，方能理解一作品产生之价值及所代表之精神气质，固有此两种关系，民俗之被重视，实非偶然。本团遍历豫、陕、甘、青四省，对蒙族、藏族、回族及哈萨等诸族之生活方式曾尽力调查收集，所得资料甚多。”
    上述诸多弥足重要的艺术文物资料，叠彩纷呈，门类齐全。涉及范围上迄新石器彩陶艺术，下及近现代民俗、民生。举凡雕刻、绘画、彩陶、青铜、瓦当、三彩等器物种类无所不包，工作方法则囊括速写、临摹、摄影、测量、模铸、拓印等一切力所能及的技术手段。其对于研究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以至历史文化等相关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言之，如敦煌写经残卷、龙门石窟测绘图、秦动物纹瓦当、汉龙、虎纹瓦棺、关中汉墓所出陶犬、唐景云铜钟立体全形影拓、三原城隍庙明十二仕女彩塑像以及敦煌莫高窟全景实测图与部分洞窟壁画、拉卜楞寺全景照相、兰州渥桥、扶风法门寺唐佛教造像碑碑首等艺术文物更迭显突兀，至为重要。而甘、青地区的民族风俗，“尤以所摄之照片，因适逢良好的机会，故多属珍贵资料。”
    耐人寻味的是，近六十年来，在种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当年经西安椎拓名师李松如所精心椎拓的唐景云铜钟立体全形影拓等珍贵拓本已成绝品。由考察团同人所发现的扶风法门寺唐佛教造像碑碑首等物则早已湮没无迹，难以寻觅。见于西安收藏家某氏家中的关中汉墓所出二釉陶犬，“高约二十公分，首尾无一缺损，结构结实生动，雄健活泼，全身充沛趣味与力量，为艺术上极有价值之珍品。”更因时过境迁，踪影无着。而足可以与山西晋祠宋代塑像争艳媲美的三原城隍庙明十二仕女彩塑像与始建于明初“号称西北地区著名木建桥梁之冠”的兰州渥桥以及始建于清初、荣膺甘南佛寺之冠的拉卜楞寺部分建筑与敦煌壁画中之许多珍贵题记或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由此说开去，随着岁月的推移以及时代的变迁，1940--1945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非常时期所鼎力抢救收集或拍摄、复制的这批艺术文物资料，将愈来愈显得稀有珍贵。诚如东平所言，“单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就足以使（之）……成为历史瑰宝。它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配合科学、严谨地实地考察工作，在著述、研究方面，考察团所获成果亦颇为喜人。根据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截至1948年年底，总计先后撰写《唐陵考察日记》、《咸阳考古记》、《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敦煌莫高窟及安西榆林窟之壁画》、《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汉唐陵墓艺术》、《龙门、敦煌艺术图录》、《中国历代装饰艺术图录》等各类调查报告及专题研究文章等相关文字资料约百余万字。
    其中分为十辑、卷帙丰富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集照片、文字于一炉，相互参照，共为一体，每辑皆有提纲絜领的文字叙述，每页都是一幅情景交融的历史画面，可说是全部艺术文物考察活动最集中、最浓缩的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揆以理论研究之成果与水准，王子云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以及《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著述、论文已经注意到对唐陵石雕艺术的分期、断代以及龙门、敦煌两大石窟艺术的比较、甄别与相互融合关系。尤为重要者，为其率先提出的唐陵石雕艺术之分期论断。所谓：“唐陵雕塑，可分四个时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作风各有不同。初唐浑厚，带六朝风味，即离汉代艺术尚近，以唐太祖永陵、高祖献陵为例。盛唐作品，气魄雄浑，以太宗昭陵、高宗乾陵、武士口顺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为例。中唐气韵缓和、以代宗元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庄陵为例。晚唐各部比例不协调，以武宗端陵、懿宗简陵为例。而唐陵布置之规模，当以简陵为最。献陵前仅掘出头部之石兽，最特别，似虎而非虎，应掘出全部而加以研究。永康陵前之石狮，十足的六朝神韵。余昔游偃师，太子弘陵石刻，应列入盛唐”之理论观点，拓开了唐陵石雕艺术研究的新纪元，对以后同类专题的研究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以有益地启迪与影响，应在中国艺术文物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除过率先阐发唐陵石雕艺术分期之论断以外，王子云还在认真调查敦煌石窟艺术的基础上，另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源流、内涵以及其对中原内地石窟艺术的影响、融合等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认为：自三、四世纪以降，“因当时敦煌乃中国本土与西域间交通之枢纽，适值大月氏迦腻色迦王宏布佛教，东西高僧，互有往来，敦煌遂成为东方佛教胜地。流波所及，长安洛阳等帝都，均为佛教所蛊惑，而由敦煌至内地，凡有河流石壁之处，均开成石窟，刻有佛像。因此种艺术系由西方传来，故于作品中充满西方色调，尤于北魏造像最为明显，至唐则融中国固有风格与外来新异作风于一炉，产生极辉煌优秀之结晶。是以魏、唐二代作品即能代表一切佛窟中之制作。此种现象不难于各地佛窟造像中见之。”
    与王子云刻意阐发的精辟论断相呼应，何正璜在1943年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一文，也曾比较系统地对莫高窟的沿革历史以及洞窟形式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科学地梳理与整合。她依据占有的大量文献与实物资料，不仅涉及到石窟形制的特点以及艺术风格上初步的分期。而且还将所有洞窟大致粗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并根据“现存之雕塑、壁画，为时代背景之不同，（提出）其作风显然（应）划分为魏、唐两个时期。”
    对于何正璜的睿智见解，林家平、宁强、罗华庆在其后合著的《中国敦煌学史》一书中曾客观、准确地予以评介，认为：“（四十年代初）到敦煌实地考察千佛洞，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成绩显著者首推何正璜。她在《说文月刊》三卷十期上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也是‘中国学者实地考察研究敦煌石窟后写成的第一篇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文章。其历史价值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把敦煌石窟立体地介绍给世人的面前，“在敦煌艺术的风格研究上，……首次提出敦煌早期艺术之作风倾向‘系以东方装饰之趣味，混以西方写实之技巧，而另成一种风格。’”其内容与形式均足以代表东西交流之特征’，而唐代艺术则吸收融合外来艺术‘显出优秀的民族形式’的观点，较之‘西来说’无疑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
    凭借考察途中所获大量、丰富的艺术文物资料，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依据1937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委员会制定的《推进美术事业计划书》之第三条有关“分年举行美术展览会”等有关规定，曾在1941至1944年分别于西安、兰州、重庆等地参与并举办过五次大型的专题展览以及数次内部范围的小型展览。另外，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考察团成员还在此一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期内相继在西安、重庆、南京等地举办过不同形式与规模的个人展览以及小型的专题展览。1943年后，考察团还奉教育部训令，积极筹备在印度孟买举行的国际文化展览会。后联合国会议将在美国举行，考察团又将相继采集到的百余件精品，运往美国举行国际展览。
    应当看到，不管哪一次展览，琳琅满目、积淀深厚的各类艺术品都曾给予参观者以强烈地艺术震撼。期间“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观众动辄数万余人。其中1943年1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所举办的“敦煌艺术文物展览会”，“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它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激励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斗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委、西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内政部部长周钟岳与著名人士郭沫若、高一涵、卫聚贤以及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华莱士等外国友人都曾亲临参观，给予极高地评价。周钟岳尤“对该团在西北艰苦从事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工作，极为嘉许，并亲为题字，以资鼓励”  。曾热诚提供敦煌唐人写经的张继还即兴题写：“劳军曾记唱凉州，未得西行汗漫游。满目丹青称圣手，天山文物自千秋”一诗以示志贺。高一涵不仅亲为多幅作品题耑、志跋，更热情洋溢地撰写了 “冰雪严寒起冻皴，一经渲染便成春。关山万里生颜色，始信营邱笔有神”那样诸多的优美诗篇。后来的美术史论家在评论考察团的壮举与成绩时曾称赞：“（他们的活动）为战时美坛提供许多古代优秀形象资料，许多考察展览无不具有开拓性的意识，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所罕见。”
    “流风所至，盛况空前”。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中国政府独立组织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专题艺术考察活动。它标志着中国艺术文物考察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溯自18世纪中叶以来由德国美术考古学家温克尔曼（J·Winckelmam 1717-1863）所开酿的人类《古代艺术史》流韵以及由瑞典著名类型学大师蒙特留斯（O·Scarmonlblvs）所定鼎开创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对中国艺术文物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氤氲影响已告成功，同时也宣布了自18世纪中叶以降一百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大部分地区艺术文物实施强制考察、粗暴侵犯中国文化主权历史的最后终结。
    在此以前，虽然常任侠等人曾在1939年至1941年已经于重庆中英庚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开始艺术考古研究工作，其后郭沫若、卫聚贤、胡小石、马衡等一批艺术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曾联袂在重庆江北等地进行过部分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1943年于右任、张继、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胡小石、郭沫若、傅斯年、李济、徐炳昶等人又曾发起成立“说文古今文物馆”。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滕固、郑振铎、梁思成、林徽因、闻一多、常任侠、关伯益、孙文青等人并从不同方面以及不同角度对艺术文物的理念、范畴以及图像、分类、内容、定名或诸如壁画、雕塑、画像石、彩笺等门类在内的单体艺术文物进行过大量的考释与研究，某些方面且有一定的充实提高与创新突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机构与个人在规模、时间以及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基本上还都处于零星、松散、短暂、模糊的初期阶段。而稍稍具有专题化、系统化、科学化性质的大规模、政府行为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组织建设并工作实施，恰恰顺应了早期中国艺术文物界勇于借鉴、艰苦探索、自由开放、激烈碰撞的历史潮流，并在此基础上一跃将中国艺术文物调查研究的总体水平，整合、推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维领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冲击波。它们作为中国艺术文物学界的鼻祖及其先声，在向国际学术界昂然昭示中国艺术文物界实力、毅力以及调查研究水准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艺术文物界日渐理性化、规范化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其中1944年2月1日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及稍后成立的敦煌研究院可称这一冲击波中呱呱落地的新生婴儿。
    有鉴于此，对于六十年前在抗日烽火中巍然诞生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史资料的勾陈收集以及展示研究，于是便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对于肇始于四十年代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演变历史、考察内容、工作方式、研究理念、意义评估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索研究，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由此促使该项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王子云等：《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四辑，《豫陕甘各地雕刻集》文字说明。原件藏西北大学博物馆，资料由王子云、何正璜先生提供。
摘自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西北三年工作计划》，全宗号五，案卷号12043。
王子云等：《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四辑，《佛窟雕刻集》文字说明。原件藏西北大学博物馆，资料由王子云、何正璜先生提供。
 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4页。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考古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0页。
 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档案局：《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收录1941年2月27日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术字第十一号公函并1941年5月3日西京筹委会龚贤明为保护崇圣寺新发现文物致陕西省民政、教育两厅函，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19页。
参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十辑。收录于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3页。
 参见何正璜1941年8月2日写就的考察日记及1941年所著的《咸阳考古记》一稿，均未公开发表。
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档案局：《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录1941年11月至1942年5月《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丙、文化事业》，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28页。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考古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1页。
以上所引参见西北大学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第十辑。收录于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3--44页。
参见西北大学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第十辑。收录于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4页。
参见西北大学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第五辑。收录于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2页。
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56-57页。
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3页。
著者均为何正璜氏，未公开出版。
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渝版，第四号，1943年。
卢濬（善群）：《敦煌莫高窟及安西榆林窟之壁画》，重庆：《新华日报》， 1946年2月9日。
 均为王子云1946--1948年写就，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8页。
 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考古美术考古游记》第二章《西北各地美术考古》，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7-86页。
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所录1944年4月22日《张溥泉日记》，台北：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文字介绍，原稿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资料室。资料为王子云后裔提供。
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发表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渝版、第四号、1943年《西北文化专号》上。
参见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中国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54-155页。
 参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委员会推进美术事业计划书》（1937年7月7日）、收录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335页。
 包括1944年在西安曾举行的第二次《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另，第一次考察成果展览在1943年春，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58页。
 1948年6月王子云、何正璜在西北大学文物研究室工作还曾以西北大学名义在西安举办过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参见西北文化局有关追回王子云所藏文物档案，1950年9月，案卷藏陕西省档案馆凤县库。
 参见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第225页。
东平：《历史遗珍--“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的发现》，《文博》杂志1992年5期，第44页。
 以上所引均参见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中央日报》刊载中央社记者采写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之新闻报道，题为《敦煌艺展--昨日开幕，观者踊跃》。
民国三十二年（1943）一月十三日张继日记：“王子云君借去唐人写经两卷，备敦煌艺术展览之用。其一为亡友允丞先生所赠，一为杨尊一同志所赠。”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所录1943年1月28日《张溥泉日记》，台北：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第225页。
参见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8月，第380页。
参见蒙特留斯（O·Scarmonlblvs）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蒙特留斯（O·Scarmonlblvs）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主旨起于“联类”（series）、“体制”（type）概念，实际即今日考古学所习惯称谓的“类”、“型”概念。蒙特留斯由于率先洞开考古类型学的神秘大门，从而做为开创世界考古学类型学理论的大师而受到人们的尊重。格林·丹尼尔称赞他“用数字表达分期”和“以交叉断代这一对照编年技术提出的初步技术类型学方案”是对史前考古学的两大贡献。参见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8-144页。

作者简介：罗宏才，中国美术史论、美术考古专业，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