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雕塑中的超现实主义世界(李行远)
录入时间: 2007-10-25
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8)出生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小城费格拉斯，一位公证人家庭。他的故乡位于加泰罗尼亚地区，这是一个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地区，它在西班牙政治和文化史上一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使商业理性、国际主义、共和主义、分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的气息。人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仅仅是在加泰罗尼亚这一在地图上看来微不足道的地方，在20世纪就为人类奉献出了毕加索、米罗和达利这几位天才的艺术家。
达利对故乡一往情深，始终为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感到自豪，他亲自设计、在一座剧院废墟上建造的达利美术馆(Teatro-Museo
Dali)就位于费格拉斯。然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故乡的自然风景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特殊地区的神秘情感力量依赖于它的地质构造。小城从环抱它的海湾底升起，四周是平台般的小山，那里过去曾栽种葡萄和橄榄。向东，那位置恰似一个天然的剧场，显示出每一束光的妙处。它的黄昏搀杂着那扰人的怀乡之情，长久地占据着达利最美的超现实主义绘画。”[1]我们在他作品中的风景里可以一再看到在海湾与小山之间这种近乎是人为布置的平衡，甚至使人怀疑是某种戏剧性的安排。
达利早年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美术学校。在学生时代，他就表现出了狂放不羁的个性和对平庸的反叛，曾经由于鼓动同学对抗学校当局而停学一年；复学后初衷不改，终因声称校方没有资格对他的作品作出评判而被学校开除。
作为一位以绘画步入艺坛的青年，20世纪初的现代派艺术思潮同样影响了达利。在早年的绘画中，可以看到他尝试过诸如印象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形而上画派等不同的画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达利与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接触，与其说后者对他产生了影响，不如说此乃二者之间的一拍即合更为确切，从此以后奠定了达利创作生涯的基调。
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1896～1966)在1924年发表的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中，主张文学艺术的创作应是“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2]超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们强调远离或者超越现实，希图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人的潜意识中唤起幻觉，并且从中吸取创作主题。
然而尽管超现实主义者大都热衷于表达梦境和潜意识，但他们的表现手法却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达利的涉及各个艺术领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创作技巧上对古典的回归为特征，他以精妙准确的技法，使得在相互关联上绝对非理性、反自然的物象具有了自身的逻辑和怪诞的合理性。
达利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偏执狂批判”(Paranoiac-critical)。他从1933年开始完整地使用这个概念术语，按他的说法，这是一种自发的非理性的认识方法，是以对精神错乱现象的解释-批评为基础，从梦想、记忆、心理分析中创作出梦想的现实。这种方法存在于艺术家在既定的形象中体悟出与此不同的形象的能力之中，而且这些形象是与艺术家蓄意造成的疯狂或精神失常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
达利的作品，的确表现出他的想象力极端丰富与邈远无涯，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人的潜意识世界中的幽秘诡异有着一种洞幽察微的心理分析与表现能力。精妙的写实语汇和令人惊异的、并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想象力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迥异于现实世界、也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艺术世界的“达利的世界”。[3]
达利不仅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绘画风格，还是不同艺术领域的实践者∶做雕塑；为文学作品插图；拍电影；为芭蕾舞剧写剧本、设计场景、服装；设计家具、工艺品；画招贴画；同时还是一位在生活中也履行超现实主义原则的人，即使是他日常的装扮，亦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表征。达利以其天赋的创造力使不同艺术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呈现出来，也使人们无法把他仅仅局限在绘画领域 尽管人们对他谈论得最多的几乎全是绘画。
在本次展览中，达利的雕塑作品和设计家具以及各种插图为观众提供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即便是在最近的国内美术出版物上也没有对这些类型的作品给予充分的介绍和论述。雕塑与同样占据了三维空间的物体具有很大程度的公共环境性，尤其是在物质性方面，模仿乃至直接的挪用可以表明“物体”的同样重要性。因此，本次展览对于观众全面地了解达利的极其丰富的艺术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下面对于其中一些作品的分析，所依据的是与本展览的内容有着紧密联系的B·Levi编撰的《达利的世界》[4]以及有关资料。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达利对于“物体”所持有的审美态度。达利对于物体的实在性、纯粹性的感受和赞美是与其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态度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4月，《Gallo》发表了达利等人共同签名的《加泰隆反艺术宣言》。这份“宣言竭力证明机器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没有这种新的感受；汽车和航空展览比风景画的展出更有活力和生气勃勃，造型意识应该是一种'后机械师的心理状态'。取代装饰的、抒情的、传统的或民间艺术而起的是电影、拳击、爵士音乐、电灯、唱机和照相机。”[5]这份宣言无疑沾满了未来主义的气息，因此当时就有批评家将其描述为“未来主义的废话”。
达利在后来的另一篇文章里继续表达了对于“简单的机械物”的热情赞扬。他认为电话、洗脸盆、白色冰箱、坐浴盆、留声机等等都是“权威而纯洁的富于诗意的物体”[6]，在常人的眼里，类似的这些物体当然也有其造型上的审美价值，即所谓的工业品设计中的美感。但在达利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热情赞扬源自他的反艺术观念，他的所谓“富于诗意的事实”是因物体的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清晰”、“整洁”和“纯净”而引起的。[7]
在本展览中展示了达利设计的几件家具∶矮桌、唇形沙发、扶手椅和灯具，它们显示了达利对运用各种材质的敏感性和对于造型的新颖性的追求。而像《唇形沙发》这样的作品则同时还表现出他一以贯之的性欲关注情结，巨大的红唇必定会使每一位坐于其上的人产生某种焦灼的联想。
达利的设计灵感与他的纯艺术的创作灵感均是源自他的幻想世界，不同的是在设计中他可以把环境的因素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从而营造出更吸引人的戏剧性情趣。最典型的作品是完成于1974年的以30年代绘制的《梅·维斯特头像》为雏形的《梅·维斯特之屋》[8]，沙发、壁炉和窗帘的拟人化使这位美国女演员的头像成为一个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情欲与喜剧的空间环境。
达利的雕塑作品是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在三维空间中的最好体现，尽管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他的绘画而非雕塑。这次展览中的《回顾往事的女人胸像》最初创作于1933年，至今一直被人们视作超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这件作品上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发现达利常用的几种形象它们总是构成了达利艺术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例如爬在人脸上的蚂蚁、头顶上的面包和面包上的米勒《晚祷》中的两个农民形象。蚂蚁在他的艺术中是焦虑、紧张和衰老的象征，这与一般人对蚂蚁的感官印象是容易吻合的。面包的寓言则不那么豁显。在40年代达利画过一幅题为《表达爱情的两块面包》的作品，他自述道，面包是最古老的拜物教主题之一，也是他最早的和唯一对其保持忠实的主题。在后来所画的夫人卡拉的肖像上，达利自称她那坦露的乳房象征着面包，“以表达我贪婪地想吞吃她的愿望”。[9]可以认为，面包的形象与性欲的想象有内在的联系。米勒的《晚祷》也多次出现在达利的作品中，他还写过《米勒“晚祷”的悲剧性神话》一书，是其偏执狂批判方法的实验；米勒的这幅作品在他心灵中的形象转换，成为了“无意识思想的最复杂最不可思议，最为丰富”的作品。[10]
这次展览中的《圣乔治和龙》在达利的雕塑艺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圣乔治是传说中基督教的殉教者，关于他屠龙的故事至迟在6世纪就开始流传。据说在利比亚的海边有一条毒龙，人们因惧其为害而要献上少女作为祭品。圣乔治骑着骏马，挥动长矛刺死了毒龙，也救出了被献祭的少女。达利的这件雕塑虽然也是如历史上的同题之作那样选取了圣乔治以长矛刺杀毒龙的一刻，但圣乔治的动态、双手的轻松持矛使杀龙的紧张转化为人与龙之间的对话，在骏马后面的少女不像是被拯救的弱者，而是一位充满了生命力的见证者。
在本展览中一再出现的柔软的钟表是达利最为人知的形象符号，甚至也被人们视为超现实主义关于梦境的代表性符号。1932年，达利以柔软的钟表为主题的画作《记忆的永恒》在纽约展出，就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兴趣。达利对于时间极度敏感，在他看来，时间是一种压迫的象征，钟表则是这种压迫的形象体现。他自述道，“机械用品成了我的最大敌人，例如手表，它们只能是柔软的，或者根本不能有！”[11]在潜意识中，达利对于时间充满了恐惧与焦虑。
达利作品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关系总是或明或暗地贯穿始终。在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带抽屉的维纳斯像或人体像便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形象诠释。达利自己对于抽屉的解释是，它们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有关，这个理论认为儿童天生对封闭空间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打开抽屉；一是要满足探索未知物的欲望，二是要排除这件未知物可能造成伤害的恐惧。弗洛伊德还认为，抽屉也代表了女性潜藏的性欲。[12]达利的带抽屉的人像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的主体性进行解构的成功的图象文本。
李行远
2002年4月22日于广州美术学院
注 释：
[1] 罗伯特·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李芒译，见《达利谈话录》，第97～98页，江苏美术出
版社1991年5月。
[2]
布列东曾前后3次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这第一篇宣言的中文节译本见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
文学研究》(上)，第474～5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其译文与此处所引略有不同。
[3]
达利对于自我的期许就是成为自我，他在《天才家日记》中写道，“每天早晨醒来，我就体验一次
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转引自同[1]，第91页) 。
[4] The Dali Universe, by Beniamino
Levi,2000INTER ART RESOURCES。
[5] 参见道恩·艾兹《达利》，吕澎译，第2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5月。
[6] 参见同上书，第30页。
[7] 他与建筑师勒·科布西埃的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参见同上。
[8]
该作品是借助于建筑家奥斯卡·托斯凯茨的制作而完成。
[9] 见前引《达利谈话录》第179页。
[10] 同[5]，第118页。
[11]
见前引 The dali Universe, pp.32～33
[12] 同上引书，p.79 。
(本文为配合展览“狂想的旅程 大师达利互动展”专题研究文章，详见《展览出版典藏档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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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0-8735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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