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还活着，野夫没有死”(杨涵)
录入时间: 2010-06-17
郑野夫是我的木刻老师，而在革命道路上却是同志。我们又是同乡，仅隔瓯江一水，早慕艺名，后复十八个月朝夕相处，深感他有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刻过一幅名作《斗牛》，在我看来，似乎找到了适以表达内心毅力的形式。艺术家总要反映自己灵魂深处最激动的东西，故往往艺如其人。造化给予人类的智慧，并没有偏心对待，而环境的薰陶、时代的要求、历史的使命，对每个人的造就却各不相同－我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回忆野夫同志。
郑野夫在老朋友之中称为郑诚之，他家乡的战友叫他郑邵虔，他还有个名字：郑育英，唯有他的亲戚才知道。我在1941年初到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时，他对外都以“诚之”通名。这四个名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野夫同志一生走过的路程。
野夫同志毕业于上海美专，在鲁迅先生的影响和教导下从事新兴木刻艺术，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也许野夫同志会成为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因为他曾经动用他的美术基础来发挥这方面的才能。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他回到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乐清青年服务团，除组织“春野”木刻小组，出版过《春野木刻集》外，还发挥了编、导戏剧的才华。一位曾在乐清青年服务团工作过并在野夫同志导演下演过戏的老战友告诉我：“野夫同志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每排一戏，总是把剧本的中心内容、主题思想、演出成功的设想和失败的估计、把握角色的特点以及正面人物的形象气质等等，都告诉大家，要求精益求精地排练。因此，演出都是比较成功的。”他不仅捷于文思，写过许多有关木刻方面的文章，而且善于口才，能作滔滔不绝地生动地演讲，吸引着听众。野夫同志还有音色很好的歌喉，我听他唱过，但因环境限制没有使他发挥出来。如果不是1939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强令解散乐清青年服务团，也许他会成为乐清抗日救亡运动中出色的领导人，因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工作能力，但这种组织能力到了丽水从事东南木刻云云时才得以发挥。而郑邵虔这个名字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野夫同志到了丽水后，善于团结木刻界、美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社会名流，以浙江省战时木刻工作者战时木刻研究社为基点，举办了第一期木刻函授班，散布了木刻种子，并以木函班的名义，出版了《木刻半月刊》、《木刻从集》，以他所编著的《怎样研究木刻》等木刻书刊。为了解决木刻工具的困难，先于木函班附设“木刻用品供应社”，后又利用当时国民党的合作社组织及其章程，创办了“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简称木合社）。在以上这些工作中，在组织名单上，野夫同志不突出自己，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而行动上却起中坚的作用，实质上他就是主持人，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了。同时他又得到木刻家金逢孙、潘仁以及夏子颐、叶蓁诸同志有力的支持和协助。我就是继夏、叶两同志之后去协助野夫同志的。
在皖南事变前后，浙江的环境十分复杂，抗日救亡运动已被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固下去了，连黄绍
在浙江搞的有利于抗日的措施，也被顽固派取消了。以抗日救亡的公开口号来进行木刻已不可能，而顽固派又往往把木刻和左倾看待，在这样的环境下，野夫同志巧妙地利用了合作社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把木刻运动坚持下去。既然是木刻用品的供给合作社，便可邀请每个木刻家入股成为社员，汇集了股金（十元一股），加强了经济力量；和各地木刻家的联系，在形式上成为木合社和社员的联系；有关木刻运动的情况交流，在形式上也成为木合社业务上的信件往来。我每天折阅来自重庆、桂林、广州、厦门以及湖南、江西各地的邮件。这些信件除了邮购木刻工具的外，大都是介绍各地的木刻运动情况的，我把这些情况汇总交给野夫同志；有的信则是直接写给他的，所以他对全国各地木刻运动的情况了解
如指掌。同时野夫同志特邀了二三十位在浙江颇有社会名望的进步人士，如其中有做过龙泉县县长的唐巽泽、浙江《浙江潮》的负责人严北溟等为合作社的“赞助社员”。使合作社得到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赞助，又找到
合法的名义。野夫同志这种组织才能和艺术，曾使我深为钦佩。
野夫同志对开展和坚持木刻运动很有远见，在他看来仅有木合社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各种合法名义出木刻书刊；但出版工作又必须通过印刷，不掌握印刷条件，则处处求助于人，所以他在1943年后又经营印刷厂，逐步使木刻工具的生产和供应、木刻书刊的印刷和出版，全面取得
合法的主动权。
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又处处碰到各种困难，例如1942年春，木合社人员增加，资金不足，物价不断高涨，而木刻刀价格没有提高，工场难以维持下去。当时我负责工场，野夫同志多次和我磋商，我提出：如从木刻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应提高木刻刀价格，使木刻社继续存在和发展，对于每个木刻家都是有利的，每把木刻刀增加几分钱，想必也不会在乎；但野夫同志却坚持不能提高价格，认为青年木刻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要我从提高木刻
的质量和产量上找出路。我的思想也有矛盾，木合社发给每个职工的薪水很微薄，大家都是凭着一股热情参于木刻事业的，要再提高生产定额和增加劳动强度，这样对待工人同志（他们都是我从温州带出来的），我惠有些于心不安，但我又理解野夫同志经济困难的处境和为木刻家服务的精神，反正我也能打铁，就搬进工场，参与生产劳动，大家同心协力，克服困难。这仅是一例，而野夫同志闯过更加困难的一道道难关，还在后头呢！
……1942年秋后，我们就分开了。
野夫同志在1940年出版的木刻小品《点缀集》的序言上，记得有这样一句话：“野夫没有死，野夫还活着。”时隔三十多年，惊闻野夫同志不幸病，猛然又使我想起这句话，他真的死了吗？不！野夫同志在我的心灵里仍然还活着。
野夫同志的一生，尝尽了甜酸苦辣，假如他处于另外一种环境，时代对他的要求是专心创作，他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就不同了，那流畅的三角刀线条随着人奔放的热情，将会源源不断地灌注在大量的木刻作品之中。这本画册将会留下更多更发的作品，而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出色的歌喉一样则将被淹没。我感到自己也是一样，如果不是时代驱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可能成为一个手艺很高的锻工，也不会认识野夫同志，更不会为耸的画册写回忆文章。“萍水相逢”是句消极的话，我和野夫同志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在一起，投身于革命的木刻事业，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杨
涵
写于1982年10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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