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

原载《叶恭绰研究》第二辑，北京画院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

 

 

叶恭绰（1881—1968）和胡根天（1892—1985）都是广东籍学者、书画家和文物鉴藏者。1949年以后，叶恭绰长期活动于北京，1951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年任北京画院院长 ，而胡根天的主要活动则在广州。胡根天早年曾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后历任广州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等，长于油画、中国画、书法及诗词，著有《胡根天文集》 ，出版有《胡根天作品集》 等。由于工作关系及对文物尤其是广东乡邦文物的研究与喜好，两人有鸿雁往来，互相探讨请益。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最早关于两人交集的记录是胡根天于1953年10月22日所写的日记 ：

 

 

在此之前的1950年9 ⽉，⼴州⼈⺠政府筹建“⼴州⼈⺠博物馆”（1954年4月4日更名为“广州博物馆”），馆址设于广州镇海楼东侧的仲元图书馆，胡根天则被被⼴州市⼈⺠政府任命为⼴州⼈⺠博物馆首任馆长。而在1951年8 ⽉，华南⼟特产展览交流⼤会筹备委员会成⽴，广州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下设美术⼯作委员会，欧阳⼭任主任委员，胡根天、⻩新波等任副主任委员 。所以，这次北京之行参观拜访，胡根天是以博物馆馆长和美术工作副主任委员的双重身份去的。他在参访叶恭绰时，自然也就谈到了两个话题：一是关于广东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一是关于美术工作情况。尤为珍贵的是，日记中谈到周恩来关于中央美术学院开设国画专业的话题。看得出来，此时的叶恭绰与中央最高层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对于掌握文化艺术政策非常正确”。后来，于1955年创设北京画院，并由叶恭绰任首任院长，也就顺理成章了。日记中谈到“叶托调查‘平英团’史迹”，“平英团”乃成立于广州的一个反英组织，时间大致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据此可见，胡根天北京之行访叶恭绰，并非单向行为，叶恭绰也有托胡根天了解广州方面史料的意向。这一年，叶恭绰七十三岁，胡根天六十二岁。

在北京之行的第二年（即1954年），胡根天在5月2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现在已无从找到胡根天致叶恭绰信札，但从此日记中大致可知其内容。幸运的是，在胡根天后人手中，找到了叶恭绰的回函。复函凡五页，以毛笔书写在十六开大小的宣纸上，信封上书：“广州市五层楼广州人民博物馆胡根天馆长，北京灯草胡同卅二号，叶”，邮戳漫漶不清。现将信札释读如次：

 

信札并无年款，信封上的邮戳也显示不清晰，但庆幸的是，胡根天日记中说寄给叶恭绰的信札是1954年5月21日，而叶恭绰在6月28日的回函中说“前月惠书”，时间上是相吻合的。从内容上看，叶恭绰信札中所言“承示地志博物馆要点三”，在胡根天日记中也有详细说明，可与信札相互印证，故也是对得上的。由此可推证出叶恭绰致胡根天信札当书于1954年6月28日。

叶恭绰信札中谈到的数人，都是当时岭南地区有名的学者。陈寅恪（1890—1969）和岑仲勉（1885—1961）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均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都对隋唐史有独到的研究。陈寅恪著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而岑仲勉著有《隋唐史》和《元和姓纂四校记》。岑家梧（1911—1966）历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南民族学院教授，致力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著有《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等。冼玉清（1894—1965）历任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从事历史学和艺术史研究，著有《岭南掌故录》、《广东丛帖叙录》、《广东女子艺文考》等，叶恭绰为其写有《题洗玉清自绘<海山踯躅>卷（图中乃杜鹃花，别名踯躅，义取双关,寄其羁抱云）》、《为冼玉清题黄晦闻遗札》、《冼玉清自澳门枉诗见存，且商行止，赋此答之》、《冼玉清教授<琅玕馆修史图>》、《霓裳中序第一（题冼玉清女士<旧京春色>图卷）》和《百字令（为洗玉清题所藏邝湛若玛瑙小冠，上有明福洞主四字）》等诗词 。罗原觉（1891—1965）为文物鉴藏家和学者，从事书画、碑帖和金石研究，长期寓居香港，与冼玉清、叶恭绰等交善，叶恭绰有《为罗原觉题梅花岭史道邻墓图咏卷》诗 ，而广东省博物馆藏有冼玉清致罗原觉的信札一通，故叶恭绰在信中请胡根天向冼玉清打听其通信处是很有道理的。

叶恭绰在信札中，除回应胡根天的“地志博物馆要点三”之外，重点谈及和广东地方文献、文物相关的《王涣墓志》、百花冢和王兴骨灰之事。

《王涣墓志》全称《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1954年5月在广州越秀山镇海楼后出土，现存广州博物馆碑廊。王涣，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卒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授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任掌书记之职随徐彦若南下，以疾卒于金利镇，以天祐三年（906年）葬于广州镇海楼后，即现今之广州博物馆后侧。岑仲勉曾有《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称志文可解决晚唐史载之误 ，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笔者亦在《现存岭南唐刻叙录》中著录此墓志 ，乃岭南地区唐刻之较稀有者。叶恭绰致胡根天信札之时，此墓志刚刚出土一个月，且在北京的全国出土文物展中展出，因而受到叶氏的关注。叶恭绰在信札推测的王涣“其墓亦必在附近耳”，经征询广州博物馆相关人士及查阅资料，最终并未发现此墓，或年久毁坏，仅存墓志。

百花冢为为明末广州名妓张二乔之墓，位于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张乔，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十六日，卒于崇祯六年（1633）七月廿五日，字乔婧，因每吟唐人铜雀春深之句，遂自名“二乔”，又名张丽人。先本吴籍，其母入粤生乔，随母沦落为“歌妓”，与南园诗社诸子交厚。惜早逝，年仅十九，其友彭孟阳等葬之于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当时名士各为诗一首，植花一本于墓旁，号为“百花冢”。笔者曾撰有《“百花冢”碑刻考》述及此 ，而叶恭绰则很早就已关注到百花冢及其碑刻拓本，他在1940年填写了词牌《百花冢》来吟唱 。后来在《张二乔百花冢墓志原刻拓本跋》中说：“近日冢失所在，碑亦无存，拓本且不易得” ，叶恭绰尚有《题张二乔墓台石拓本》、《明代张二乔生日，粤人士为作纪念，漫赋》和《浣溪纱（旧历四月十六日，为明末张二乔女士生日，同人以名香花果祀之。方壶并歌余所制<百花冢>曲为寿。先期由邓昙殊绘象供养，因为题此。呜呼！何世何年，此物此志，古愁今恨，能不依依？乔倩有灵，当与同感）》等诗词咏及百花冢 ，可见其对这一具有重要文化涵义的历史遗迹极为关注。在叶恭绰的书画藏品中，有一件《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便是和张二乔、彭孟阳等人相关的乡邦文物。该件作品后来捐赠给了广州美术馆（今广州艺术博物院）。

“王兴骨灰”中的王兴乃明末抗清将领，号电辉，福建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叶恭绰在写此信之前的三月写有《明末王兴抗敌殉难墓志拓本跋（附原文）》，称在1952年11月在广州河南南箕村王兴墓，并掘得装有骨灰之巨缸，“缸中骨灰累累，视志文乃知将军合家遗烬，旋载致镇海楼藏焉” 。

1954年8月10日，胡根天在日记中谈到对叶恭绰复函的回应：

 

 

叶恭绰在信中谈及“王兴骨灰必宜特建一冢”，胡根天则告知已“暂厝博物馆，当与文管会同志商建冢安葬”。今据原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先生告知，王兴墓葬后来重新选址在越秀山山麓，靠近现在的解放北路以太广场附近的山路边。叶恭绰所建议的在“观音山”择地新建，观音山即在越秀山，基本按照叶恭绰的建议而建。至于“百花冢”，据笔者了解，原广州市白云区龙洞小学教师郭纪勇先生在广州沙河梅花园军区第四招待所内发现此墓旧迹。在该所礼堂前的一块天然花岗岩右侧顶上，斜刻着每字约十厘米见方的隶书：“百花冢”三字，左旁竖刻小字三行，只辨认出首行中有正楷“山张”二字。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拓本“百花冢”三字，正与此石刻该相吻合，但此墓则早已平毁无存了。

叶恭绰在信中谈及“铜壶滴漏拓本”之铜壶滴漏，原藏于广州博物馆，后于1959年由广东省博物馆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档案中记录了来源，并这样描述：“此件是我国目前所知时代最古基本完整的一件铜壶滴漏，看到日壶上铭文所刻监铸官员，表明当时铸制非常隆重”。该文物的时代为元代，被定为一级文物。

胡根天任广州博物馆馆长一直到1954年8月，其后一度担任广州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所以他在给叶恭绰的回函中谈到“晚最近已辞博职，专负责市文史馆”。在此之后，两人的交游似乎便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或从此便戛然而止。由此不难看出，叶恭绰和胡根天的交集完全是基于职务行为。耐人寻味的是，两人都擅长诗词，都在自己的诗词中和友人有投赠酬和之作，唯独均未找到对方的名字。可见，两人应该并无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私交。就现有的资料表明，除了日记和信札外，几乎看不到两人交游的痕迹。惟其如此，以胡根天日记和叶恭绰信札为中心的两人交游的考订，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分居京、粤两地的两个文物、绘画界的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已接近尘封的活动轨迹，因新发见的日记和信札，使得其艺术历程变得更为丰富，其艺术形象亦更为丰满了。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于柳南小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