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首先把摄影机放到了台湾的新竹，那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族群，人们的思想相对保守，因而也比较淳朴。农民一开始的时候对阮义忠的行为很不了解，甚至很抗拒，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于是，拍照就成为了一个“疗伤”的过程，两个互不相干的人，通过镜头的捕捉，把了解、信任、善良都容纳到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去了，因为镜头，两个人的生命从此有了结合的可能，将怀疑、寂寞都抚平了之后，大家都变得很快乐。阮义忠眼中的摄影是神圣的，他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徒，用影像传递生命的纯真和善良。

 

后来的一段时间，阮义忠开始拍电视的纪录片，慢慢地，他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样把看到的拍成好的纪录片，这种带有功利的“观看”使他有点迷失的感觉，没有了拍照片时发自内心“关看”之感。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阮义忠开始自省自己的人生，到底艺术关照的是什么？比如，阮义忠拍了一张在海边的照片，里面一家三口正在海边睡觉，外边就是汹涌的波涛，可两夫妻把孩子保护得好好的。这就是一种平静简单的生存状态，即使是贫穷困苦，只要家人在就好了。还有就是题为《台北谣言》的摄影作品，里面阮义忠把镜头换到城市，拍出了雨雪之间的幻觉，人体上下半身的错位，在真假之间点破了城市如虚似幻的价值观。

 

在《四季》的摄影系列，阮义忠历时9年，记录下山地部落的生活点滴，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折射了成长的深刻经验。在《正方形的乡愁》中，阮义忠使用了传统的座机，定格的时间长，摄影师弯腰拍摄的动作似乎反应了他本人对被拍摄者和摄影本身的谦卑。一部相机，在按下快门的一刻起，已经穿越了历史，而照片作为记忆的载体，却一五一十地记下美好的回忆。当人的年岁渐长，家的定义也不断发生改变，也许不变的只有这么些美好的回忆，它们就像是回家路上的一个个脚印。《有名人物无名氏》的系列中，阮义忠拍下了台湾人的肖像面容，有名人，有老百姓。生命无常，只有在对的时空才能成为对的人，在时空交错之间，也许李敖不再是李敖，而琼瑶也不是琼瑶了，人的命运实在难料。面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阮义忠敏锐地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失去了，人性也渐渐被扭曲了，于是在《失落的优雅》中，阮义忠特地挖掘中难得的人性的美好一面，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积极的肯定，挖伤疤、批判的事由记者来做就足够了。当我们站在一幅摄影作品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图像，我们要想象自己拿起摄影机，还原现场，以同情心关照世界，才能发现人性善的一面。

 

当台湾这个小岛一次又一次面临天灾的袭击时，阮义忠开始反思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到底艺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艺术家从自己成长的一方土地上汲取创作的营养，到家园面临困境的时候，艺术家能给社会带来些什么？图片有什么用？于是阮义忠通过《寻找希望的种子》一文思考艺术家身份的问题。他曾经拍下了证严法师的手，向上的手指向远方，是一个标志，标志法师引导人心向“善”的生活价值。当时抓拍法师的手是他一直所期待的，但又不可以让法师刻意摆出这样的姿势，只能捕捉。很多时候，有了期待，自然就会发生。每一幅作品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摄影师在神圣的暗房中对自己作品的尊重。

 

3楼的作品是阮义忠在1992年以后，主编的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中其他摄影家的作品。通过这本杂志，他向中国推介西方摄影大师的同时，还对中国本土摄影家走入西方的视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方大曾、候登科、吕楠、刘铮、荣荣、黎朗等一批重要摄影家就是通过这本杂志在西方得到认可的。阮义忠坦言办杂志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他坚信只要抱着坚定的信念，那么别人也会被你感动，也会主动来帮助你。他眼中的摄影作品，无分写实还是观念，只有好坏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