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8月29日15：00

 

与会者：蔡萌、李媚、阮义忠、王璜生、陈申、顾铮、李公明、冯原、安哥、尚陆等

 

文字整理：广东美术馆志愿者 吴师元 李倩 王秀媛 邓瑞明

 

蔡萌：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莅临广东美术馆参加“阮义忠•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的展览座谈会。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蔡萌，下面允许我介绍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主要嘉宾，在我右手边的是本次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李媚女士，她是中国摄影界非常资深的专家、策展人，同时也是刚刚结束的广州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她右手边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广东美术馆前任馆长、广东省美协副主席王璜生先生。本次展览与王馆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其在任期间所订下的一个展览。王馆旁边是本次展览的主角，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阮义忠先生右手边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先生。顾铮先生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摄影批评家和策展人，同时也是我们“第一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顾铮先生的右手边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传兴先生，他是阮义忠先生多年好友，楼上的《摄影美学期论》那本书就是他与阮义忠老师进行的主要对话。他们之间很多观点的碰撞在今天看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位是中国摄影出版社的副总编陈申先生。他和阮义忠老师也是20多年的交情，他曾出版简体版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同时陈老师也是《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在他旁边一位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先生，他也是刚结束的广州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坐在李公明先生旁边的是“比极画廊”的总监和策展人尚陆先生，以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冯原教授。同时阮义忠的夫人袁瑶瑶及儿子也亲临现场。以及欢迎参加今天座谈会的各位观众，包括《青年视觉》杂志的会员以及广东美术馆的会员，还有许多摄影家、摄影师以及媒体的朋友。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光临。希望今天下午座谈会以轻松的方式探讨阮义忠老师的作品，与现场各位媒体以及会员朋友进行互动，分享观看作品的感受，同时阮老师也会一一解答各位朋友的问题。首先有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李媚女士为大家介绍这次展览的主题。

 

李媚：

 

“本次展览是在摄影双年展中形成的，在双年展之前王馆长已有举办本次展览的念头。起因是阮义忠先生曾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当时王馆很希望他也能来广东美术馆举办这样的展览。正好当时我们讨论双年展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作为本次双年展中非常重要的作品《柬埔寨监狱影像专题：S－21监狱死囚档案》，当时我给阮义忠先生发了一封电邮，表示非常希望该作品能放在双年展中展出，希望他能为我们提供寻找这个作品的线索。随后他给我回了电话，表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作品里面的照片已经成为博物馆里固定的藏品，原来的代理人也因为合同关系结束而离开了。当时我心里已经有一丝绝望的念头，但他跟我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以摄影家杂志的名义，最后使得该作品在我们中国本土上第一次有机会被展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作品从未在媒体上发表。以前我在办《焦点》杂志的时候曾多次征集，有无数次的机会希望能发表该作品，因为种种原因，结果最后都被“枪毙”掉，所以这次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在广东美术馆第三届摄影双年展中展出该作品。正因为该原因，还有是因为在更早的王馆长的动机促使下，阮义忠先生成为了本次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于是也在举办双年展的过程中，顺理成章的达成了举办阮义忠个人展的这一举动。阮先生很高兴接受这次个展的邀请，是因为通过双年展举办的筹备工作中，他看到了这个美术馆是全中国所有的美术馆当中对摄影最为尊重和重视，对摄影的价值最为重视的一个美术馆。这是广东美术馆的一个特点。我想全中国的摄影人都会因此而感谢广东美术馆。他们确实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从《中国人本》开始。所以说这个展览就很荣幸的在我们今天的广东美术馆里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们在做这一个展览策划的时候，我和蔡萌的想法是希望做一个回顾展，我们觉得阮义忠先生第一是“到了年龄”，有资格而且完全有实力做这样的回顾展。因为以往阮义忠先生在国内做的展览，展出的全部都是他自己拍摄的作品，而我们希望完整的展出一个人对摄影事业的贡献和他的艺术成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为摄影展定立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要做一个回顾展，除了摄影家本身的作品、他在摄影方面的传播工作、他的收藏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是一些文献，在这方面，蔡萌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搜集了很多信件，而且阮义忠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心的人，我们很多来往的信件，甚至包括传真，他都一一留下，我个人也有保留信件的习惯，在我离开《现代摄影》的时候，我唯一带走的就是一箱信，那是我从办这个杂志的第一天起朋友们给我写的信，但我没想到的是阮义忠先生居然连传真也保留下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他的行为背后表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我觉得我和他之间是一种互为历史的关系。因为《现代摄影》1986年就开始“盗版”他在《雄狮美术》中对摄影大师和摄影新锐的介绍，第一期“盗版”的是劳森伯格 和强•索德克 这两个摄影家的介绍。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阮义忠老师，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为“盗版”了他很多东西向他道歉，而他很高兴的跟我说：“我欢迎盗版”。我觉得他在面对摄影和面对资源方面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这就致使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出版人。昨天我在展览开幕式发言的时候说，他实现了出版人和编辑的光荣与梦想。这个光荣与梦想就是我们把人类文化的资源尽可能广泛的进行传播，尽可能多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这是阮义忠先生非常值得骄傲的一方面，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摄影人这么感激他和重视他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1986年的“盗版”到90年代中国摄影家出版社陈申先生通过努力，引进了阮义忠先生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在我们中国跟世界隔绝了很多年之后，在我们资讯严重匮乏的年代，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摄影资源，同时还带来了阮义忠先生对于摄影史的理解和整理，这种理解和整理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回顾展。广东美术馆非常重视这次的展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大的面积和空间，使这些作品得以充分展现。而且使在广州的人非常有眼福的看到一个摄影家亲自拍摄和亲手制作的银盐照片，在我们当今这个图像消费的年代，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这绝对是广东观众的福气。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由蔡萌先生做些补充吧，谢谢！

 

蔡萌：

 

谢谢李老师！我就接着李老师讲，这个展览所展出的照片，都是阮老师前后三个多月在台湾的暗房里每天工作洗放出来的。我觉得广东美术馆这几年的所做的展览品质越来越好，而我认为美术馆所展出的作品就应该是原作，我始终认为摄影是有原作概念的。我们来美术馆要看什么？我们不是来看普通意义上的图像，今天我们是被图像包围的年代，我们看到图像的机会实在太多，像在电视上、网络上、报纸、杂志甚至街边的广告，我们都被图像所包围，但是真正的摄影作品，我们就只能在美术馆里面看到。而美术馆也就有了义务与责任去呈现这些原作，哪怕是一点点微妙的东西在原作里保存，但我觉得那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摄影师从拍照、带手工把照片放大，手接触底片、接触相纸，然后放到药水里面冲洗，在每一个环节都有摄影师情感的注入。它跟电脑冷冰冰扫描出来是截然不同的。图像呈现的方式、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微妙的东西，那一点点能够感动摄影家、艺术家本人情感的东西存在于照片里，它才有可能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我和李媚老师都有一个同感，这是我们所做最为从容、最轻松、最享受的一个展览，我们都在享受布展的过程。跟双年展相比，这次布展太幸福了。这也得益于广东美术馆这一非常有素质的团队，也得益于阮义忠先生在展览之前对整个展览做的非常细致、严谨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隆重的邀请阮义忠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他的作品和展览，大家掌声欢迎。

 

阮义忠：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记得上次在上海美术馆做展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只是一个开头，迈出了慎重的一步，随后的第二步、第三步…不晓得还要走几步，但接下来的每一步对我来说就是我真正要把我的作品好好考虑的时候了。我所有拍过的照片都在这里公开，其中都是台湾的影像，我在办摄影杂志的那几年间，事实上我已周游世界各国，大陆我也来过很多趟，拍了不少照片。可是当真正在摄影创作的时候，我几乎都把所有心力放在了台湾这片土地上，因为他跟我的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所记录的这些台湾影像，事实上是台湾农业社会的黄金年代，就是人在淳朴生活的年代还能保持精神世界如此的丰富，因为大家都很知足，大家都很勤奋，所以心好、水好、土好，那就天地都好了。我很有幸在那个时候从绘画转到了摄影，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我何其有幸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要把这个生活最好的品质，那个内容那个价值准确的捕捉下来。但世界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台湾在这10年来遭受了两次非常严重的天灾——9•21地震和这次的8•8风灾，我曾经所拍过的这一切如今已在台湾土地上消失了。很多地方不是被地震动摇过后重建的新市镇，就是这次水灾中被土石流淹没而成为了废墟、泥堆，照片中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当然重建的路也许会带来新的契机，不过传统的影像是只能留在照片当中了。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再复活。所以这套照片在某个意义上说，是整个台湾人民共同的一份乡愁。只能在回忆当中重温，而不可能在现实中重逢了。那现在这批照片又经过我这三个月来天天在暗房与之相处，我就觉得特别的百感交集。当然我在处理照片的时候8•8风灾还没来，只是9•21地震，他还有一些痕迹在，但就在我来广州布展的前一刻，由于8•8风灾，我再一次被撼动，重新又回到了照片中的地方看了一遍，因此今天所展出的作品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我的艺术成就，一个是台湾的过去。无论是我的艺术成就还是台湾过去的面貌，他们都很幸运的能够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展览结束后也将被全部留下来，所以这个展览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感谢广东美术馆、感谢王馆长、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两位策展人。更何况这次展览不仅针对我个人的艺术，也针对我在摄影出版上的努力，几乎把我在出版上所付出的力量进行了非常完整的梳理。所以我觉得我以后的孙子想要了解我，看一下这本书就好了，不必再写什么个人传记，多买几本放着，就可流传好几代了（笑）。

 

接下来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我还算是一名蛮努力的摄影工作者，我希望我的所有作品可在往后的日子在中国不同省份不同的美术馆的典藏库里放着，就好像当年我不认为李媚是在“盗版”我的作品，相反我是认为她在帮我传播我在摄影中的感受、感想以及我的思考。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从来没有将我的作品当成是商品，因为我的每一张照片就是我成长的时候，我的生命与被我拍的生命刹那间的结合。摄影让我的生命有了厚度。本来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厚度只限于他的艺术领域而已，可是我的生命厚度，加上了那些陌生人，那些陌生乡村，更何况这个地球上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一些人的一些情感，打动过我、温暖过我的那些内涵，我有责任让人与人生命之间碰撞的火花温暖更多的人，因为对我来说，每按一次快门就是自我的一次教育，我从对象当中学到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有义务在这个激烈变化的时刻、在一个人重新接受考验的时刻、在价值混淆的时刻、在这一个是非不分的时刻、在一个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在心里保持一份净土的这样一个时刻，我的照片恰恰能表现这样一份善良，表达人生活方式的淳朴，我想这两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变的，务必要用心将其传播开来。我的摄影制作、我的一些理论、我的一些出版实际上都围绕在这一点，就是我们人性当中要经得起考验的那一块净土，不要被污染的那一块净土，永远都要好好的守护。

 

摄影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是艺术，它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因此我更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这次展览的力度与做法的严谨，跟对我的肯定，美术馆和这次的策展人都愿意用这样的态度来呈现我的作品，这使我深受感动。在这一个大家不敢对好的东西发出声音的年代，在这一个到处充满批评的年代，很多时候我们光顾着发现别人的缺点而疏于肯定别人的优点的年代，而这次我小小的好通过美术馆而被放大了好几倍，因此我要更努力，我不敢自满，对于下一个展览，我又走出了一步。

 

蔡萌：

 

谢谢阮老师给我们大家分享他做这个展览的经验，同时我们也是怀着对阮先生致敬的心态来做这个展览，确实我觉得阮先生有点太谦虚了，他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的。

 

尚陆先生因为有事要先走，我们请他先来为我们发言。

 

尚陆：

 

阮老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么多的专家在台上，我只是想分析一下我自己对阮老师的认识跟了解，我是最早在法国巴黎拉丁区看到这样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摄影杂志叫做《Photography International》，我一看里面有中文，我很惊讶，在法国的书店，在拉丁区是法国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去的地方，看到一本杂志有中文英文的，写的这么好，然后照片就是很棒的，很国际性的那个水平，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阮义忠的名字，我之前都不认识他。来了中国是十年了，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的摄影，然后我就发现中国的摄影师对阮义忠，阮老师的敬意，然后我才知道他在中国摄影界的这么大的影响。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从我那个角度，我自己个人喜欢有效力的作品，什么叫有效力？可以打动你，可以给你启发。阮老师的摄影，我自己个人看到也是我看其他的图片的看法，我去寻找一种宗教性、精神性的东西，然后我看阮义忠老师的照片，我看到很多宗教性的，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传教士，摄影就是一种宗教，这个就是一种力量，不过你们看他的照片呢，大部分的照片他有一种往上的趋向，你看他用的光线和曲线都会带你往上看，这是我发现在阮义忠老师的照片里非常打动我的。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叫做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 ，也是我最欣赏的一个，他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法国摄影大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拍摄宗教性的，他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所以他在西班牙、法国拍了很多，很丰富宗教性的照片。也是一个偶然，阮老师最早在法国碰到他，和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碰到以后，进行一个交流以后，阮老师带动了一大帮中国摄影师在法国做一个摄影展览，在尚•杜杰德的那个博物馆，所以中国的《摄影家》在1993年的时候就把中国摄影师带到法国去做展。所以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阮义忠不仅是一个台湾人，中国人或者是一个亚洲人，我觉得阮义忠已经是一个国际摄影大师，我们没看到，其实阮义忠跑了很多地方，他拍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照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看到，也是非常棒的。他对其他国家的摄影史也非常了解，也是他把摄影史带到中国的一个原因，很多中国的摄影师看到这个国际摄影史的发展和受到启发，所以他的贡献非常大，他真的是一个国际摄影大师，谢谢。（掌声）

 

蔡萌：

 

感谢尚陆先生，给予了阮义忠先生那么高的肯定。其实，确实阮义忠老师他的作品在我看来能反应一种台湾乡土的温情，好像我们看他的照片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有一种人情味在里面，浓浓的。

 

那下面我们有请一个摄影师颜长江，请你在走之前讲两句对展览的看法。

 

颜长江：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场景，就像看到历史一样，为什么呢？就说在这两张桌子上坐的这些人，不说全部吧，基本上决定我们中国摄影一长段历史，尤其有两位，一位是李媚，以前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呢，人家说她是中国摄影的教母，但是我们也看到她长期的一个合作者，就是阮义忠先生，我觉得，阮义忠先生也可以称为教父，就是当教父和教母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掌声）很难得，很难得……当然旁边还有几位教主我就不在这里说了。（笑声）

 

因为来的朋友都很年轻，我呢，就很想再强调一下两位的传奇。我记得我在98年，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我做过一个作品叫《纸人》，后来一个现在很著名的摄影师叫王宁德啊，就拿了一本书给我，说：“你看看，人家法国人已经做过了。”，我一看，那个法国人叫做Bernard Faucon ，那本书就是《当代摄影新锐》。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暗房做的不好，那个时候刚学摄影，媚姐就扔给我两本书，（当然也是我磨过来的）《世界摄影大师》、《暗房技巧》，很厚的两大本啊，我每次做暗房前就会看一下，我后来也发现，中国像我们这个年龄，或者大一点，小一点，三十多岁以上的，到五十岁左右，基本上都受到阮义忠老师这两本书的影响，一个是《当代摄影大师》，一个是《当代摄影新锐》。因为其他的书我们翻译不过来，大家都去旧书店，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去寻找他的《摄影家》杂志，现在中国我们认为能称得上“好的摄影家”的这些摄影家们，几乎都受到过阮义忠先生的启蒙教育。另外的话，阮义忠还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李媚大姐这里，也就是她办的《现代摄影》，这来两个人或者这两个杂志的结合，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想呢，应该用“伟大”来形容，虽然“伟大”是一个很慎重的词，我想了想，我觉得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们。因为呢，就我们大陆学摄影的话，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这个过程之中，对外国的信息很不了解，很不了解世界的趋势，我们感觉就像在一个漫漫长途，在峡谷里面，在黑暗之中去寻找道路，这时出现了两个人，两个活宝，也许路并不是他们两个人开出来的，有世外高人、有圣哲、有贤人他们已经把路开出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都看不出来的，我们都看不到在那里，阮先生，和梅姐就是给我们点燃了火把，指出了道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在上面一层楼（三楼）有那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收藏，包括现在及其走红的，前卫的摄影师，因为当年都无所依靠，精神来源都是从他们这边来的，同时发表出路也往往在摄影家杂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回顾展，不仅是关于阮先生的作品，也关系到他的摄影生平，这个策划非常好，让我们能了解一个人，和这个人对中国摄影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句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笑声）我们说了多少年要亲眼见一下阮先生，看一下他的摄影杂志，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很荣幸，这是第一点，（笑声）我再说第二点，这话积累了很多年，我也是靠摄影吃饭，我们谈一下摄影本身，我们刚才说他（阮义忠）指明了道路，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家，我作为一个拍照片的人，我自己很容易跟其他的前辈，跟阮先生比较，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最喜欢阮先生的作品就是《四季》，我非常看重这组照片，我觉得是东方的第一传记，因为我们也经常做图片，图片故事这个就是典范，他有几点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是他是以纯净自然的心态去拍这一组作品的，这种纯净自然的心态到现在为止大陆非常少见，我们拍纪实作品是怀着仇恨心的，我们没有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一种和谐的心态，我们受的教育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时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心态上的偏差，我觉得你这个拍的太健康、太自然、太优美啦，也许我们大陆摄影师的特点就在这里，我们怀着一种要战斗的情绪，这也是我们的局限所在，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个……我就说这么多吧。（掌声）

 

蔡萌：

 

谢谢我们的长江兄非常发自肺腑的发言，非常感谢，确实阮老师的两本杂志不但影响到你们这一代，甚至上一代，或者我们这一代70后，80后的，甚至是持续的，包括这个展览之后，在很多方面可能会对未来都会有一个持续的影响。今天我们还有幸邀请到台湾清华大学的陈传兴先生，他早年是留法的符号学博士，下面有请他来为我们发言。

 

陈传兴：

 

我认识阮义忠老师很久，认识他大概30几年，从70年代，一直到我离开台湾，一直到回国教书，我也有幸看了好几次阮老师在国外的展览，那当然在台湾的每次展览我都看，今天这个展览是我过去看过的展览里面最最完整的一次，这一次的完整不是指他的作品，这一次阮老师连他小时候的照片都拿出来，连他以前70年代做插画家的那种青春，十八九岁的那种考不上大学，不想念大学的那种张狂的具有才气的东西都拿出来，还有同一时代台湾文化界很多名人对他在插画或摄影或是文化方面的肯定的文字，阮老师这次都拿出来让大家看，刚才阮老师蛮客气的说他只是对台湾过去的乡土台湾土地的一个关怀，其实并不仅仅是这样子，这种深度就像展览所体现的一个人一个时代，还有一个没有看到的，刚才讲到阮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者，实际上阮老师在台湾的摄影教学也在台湾影响了很多，不仅仅是摄影的技术，实际关于整个摄影的思想创作，阮老师影响很大。除了他个人的这种摄影班，他在大学里，他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是湖北教书的这个，我们没有在这次展览里看到，其实我是很想看看，他在中国所谓的西方教育的新的可能影响未来二十年代新的一代的互动的经验，这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展览没有看到的。我在这里也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做一个补充，阮老师刚才非常激动，以为大家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苦行的人，其实不是，不要被他的话骗了，实际上他每次都说进暗房工作是一种享受，所以每次呢，他换完照片后他都会喝一杯红酒，放他喜欢听的黑胶唱片，自己彻底、彻底的享受。我认识阮老师二三十年啦，他对生活的享受就好像他对生活很多东西细节的注意，他绝不放弃。可以讲他是一个在家的居士（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说他即使是吃斋他也要很长严肃的吃好吃的斋，他不能乱吃。所以各位不要被他讲的这种非常严肃的样子被他糊弄过去。我就把话留给其他人。（掌声）

 

蔡萌：

 

感谢陈传兴先生爆料，下面我们有请著名的摄影批评家、策展人顾铮先生来谈一下这个展览。（掌声）

 

顾铮：

 

谢谢，蔡老师让我来谈一下对这个展览的看法，我想在座可能都是对摄影有兴趣或者学摄影的学生，我趁此机会先提出一个建议，阮先生这批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捐献给这个广东美术馆，都是这个精心放制的银盐照片，我觉得学摄影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看原作，我觉得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在给大家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养眼，就是给眼睛施肥料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并不多。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应该做的，比如说把美术馆的资源向社会开放，在这方面努力的余地还是非常多。所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比如说像阮先生捐赠的这批作品里，有些，像这边这个墙上的相对是小尺寸的作品，可能的话，作品展览了以后，巡回了以后比如说不一定是以镜框的形式，比如说可以成立一个PRINTED ROOM，比如说放照片和版画，大家可以直接戴着口罩，戴着白手套，要求把阮先生的作品拿出来，面对着原作，要一个人静静的，个人和作品对话的空间和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和照片的物理接触，再产生一种心灵的感应。如果在这样的方面广东美术馆有突破的话，满足公共教育机构的一种可能性，像昨天晚上，我听陈老师说，在巴黎的时候，他在图书馆把阿杰记录十九世纪的老巴黎的样子的作品，一张一张的仔细的看，仔细的说研究。这样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想到一个中国摄影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摄影教育是蛮差的，但是因为这个差呢，我们是不是说有可能自己去找比较好的学习方式呢，我觉得美术馆，尤其是广东美术馆有这样大量的一个摄影作品的收藏，如果能把他更好的转换成一种公共资源的话，比如说像这种PRINTED ROOM可以把他成立起来的话，那么在座的无论说学摄影或对摄影有兴趣的，也不一定目的那么明确，我一定要学摄影我才能来美术馆把照片拿出来我好好的看，就是说我作为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结晶，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我要有一种熏染熏陶，我要有一种接触的话也可以来，并不是说我学摄影我才能把这些作品找出来。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一种对话，既是和大师的一种对话，也是和照片中所记录下来的，某时某刻的某个地方的社会人文的这样的社会生活文化各种各样的接触和了解，这种可能性包括广东美术馆在长期积累的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了，尤其是像阮义忠老师作品的尺寸和大小我觉得正好是能满足和阮义忠老师和大师对话。另外就是说阮义忠老师作品的完成度，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不仅仅是学摄影的， 一件事情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自己释然，放心，这样的一种标准，这种追求，其实从阮义忠老师的作品里面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条对于我自己也是值得鞭策的，也就是自己的工作到什么样的程度，到什么一个份上，直到看到完美的作品自己才会知道有一种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反复的通过和阮义忠老师作品的对话，包括他的一个丰富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化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摄影家，对事业的一种热情的投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对我们确定自己的一种人生，对将来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辉煌的事业其实是日积月累的，其实这中间有许许多多沉闷的，当然刚才也说了阮义忠老师可能要喝红酒，在做暗房的时候会放很好的音乐，然后阮义忠老师对咖啡也有研究，对咖啡豆的烘焙，什么样的豆，从哪里去采购，怎么样做，这个过程，比如说在放照片的时候，咖啡，红酒，音乐可能还要巧克力啊什么的，好的巧克力啊什么的，像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但是我想肯定苦闷的，枯燥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也是相伴的，但是怎么样去说自己一路过来，成就自我，我觉得这都非常给我们启示。我的话说的多了一点，谢谢！（掌声）

 

蔡萌：

 

感谢顾铮老师，刚才顾铮老师的发言不但是谈这个展览，也是对广东美术馆，在之后的那些藏品的如何如利用提出了他的看法，而且他很好的提到了如何利用美术馆来学摄影。确实我觉得我们学摄影的学生能看到原作的机会非常有限，广东美术馆既然有这么大量的收藏，系统的按照个案的方式去进行收藏，确实如何能更好的按照这些藏品，更持久和有效的来产生它的意义，然后影响更多的人，是一个国内美术馆要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在西方已经被解决掉了。

 

感谢顾铮老师来为我们献计献策！

 

顾铮：

 

我这么讲啊，不一定说是学摄影的，才一定要把这个作品拿出来看。我也不是学摄影的，但也许哪一天，在无意的时候或者和朋友谈起的时候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亲手摸过阮义忠老师的照片呢”，光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想象当时的这种幸福时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更比方说，将来广东美术馆的收藏越来越丰富，比方说我摸过阿杰 的照片，我摸过曼雷 的照片……和这些作品共享一个时光，这个时候，散发出来的这种氛围会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一种熏陶……

 

蔡萌：

 

确实，摸照片和展览看照片是不一样的，照片拿在手里中有物质感，那种细节感和看展览会有很大的不同，那种经验，我觉得可能会非常不一样。也许以后去美术馆会开放，大家以后能真正接触到传统，接触到照片原作，能够感受到它的质感，它上面的光影，同时也感受到照片当中的那种温度。
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北京的陈申先生来为我们发言，陈老师作为阮先生在大陆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好朋友，对阮先生的这些台湾的出版物在大陆的前期推广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这次展览也公开了很他们二位的私人通信，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谈到很多关于出版往来的线索。我觉得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让我们重观当代摄影的一个局部，去重新看这段历史。
有请陈申老师发言！

 

陈申：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机会，我一直在想要说什么，因为对于阮义忠我们两个，值得说的话题太多了。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想能有什么让大家知道的其他侧面。首先我就说这个展览，阮义忠的展览应该说是在台湾、上海、北京以及法国陆续都有一些展览，但是我觉得今天广东美术馆这个展览那是一个回顾展，我打一个比方，他应该是一个阮先生展览中的航空母舰，就很大了，是一个重量级的展览。

 

那么这个展览，那么当然是广东美术馆给提供的一个船台来制造，那么还有他的老板CEO王馆长（哈哈），还有两位策展人，还有展览的主体阮先生的作品，共同完成的一个大的军舰建筑，通过这个展览，通过这个悬窗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是非常有眼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展览从策展到细节都很完美，其中有一个细节，你看他那个卡片上啊，由一个地方注明“银盐相纸”，那以前好多美术馆、好多杂志都是“银盐纸基”，这个不对，“纸基”只是感光物的支持体，所以可以看出咱们这个策展布展都是很严谨的，这是我的感受。

 

有人形容玛格南 就好像一个宗教团体一样，所以阮先生也是将摄影作为一种信念，在遵循这个理想，做出了很多成绩，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将摄影作为一种事业，在传经布道，对我们国内年轻的摄影家不断的注意、发现、提携，在2007年的时候上海美术馆办展览的时候，我就在开幕式上说，阮先生在国内很有影响，曾经在这个展览馆展出照片的一个摄影家——刘铮，就得到了阮先生的提携和帮助，我说他算阮先生的得意弟子。通过他的杂志，他对国内很多年轻人都在发现，给他们做一个平台去推广他们。

 

还有一个方面，通过这个展览体现出来的一个跟可惜的很有才华的一个摄影家，活了25岁，多可惜啊，谁啊？就是方大曾 。阮老师也对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我把一些方大曾的早期底片给他看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人物很重要，他在完成给方大曾做出版的时候，他完全是倾入了他的感情，很严肃很认真。如果你看《摄影家》那个专辑，好像是第27集，有一个方大曾专辑，有一个前言，写得非常感人，上次雅昌做采访的时候我把这段话复述出来了，阮先生说你脑子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脑子并不好，我特别愿忘事，丢三落四，但这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他这样说的，他说他借了方大曾的50张底片，要拿到台湾精心制作，然后在他的摄影家杂志做专辑为他发表，就是今天在这个展展出的这些照片，他把这50张照片带在身上，然后他的太太坐飞机从香港回台湾，这时候飞机遇到了颠簸，剧烈的震动，一会儿气流过去了，飞机又回复平稳的飞行。这时候，阮先生说：“我问我的太太：‘刚才这一时刻你想到了什么？’，我太太说：‘我想到了我们的儿子，因为他还没有成人，如果我们俩个死了，遇上这个空难的话，我们的儿子怎么办！’，接下来我太太就问我：‘你刚才想什么呢？’，我说：‘我刚才想到了我身上带着方大曾的50张底片，方大曾是1912年生人，1937年在战场上失踪，积极活了25岁，这对他已经很不公平，如果今天他的50张底片再遭到这样的不公平的话，那我就更对不起死去的方大曾了。”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所以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完全倾入了他的个人感情，但这完全不影响刚才顾铮、陈传兴说到的他对生活的这种热爱，喝咖啡，听最好的音响……台湾我去过，但没去过他的家，他说：“我那房子最好的就是我的暗房。”，这就是阮先生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我不想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只是说一点相关的话，谢谢大家！

 

蔡萌：

 

谢谢陈老师，陈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对我支持帮助非常的大，还送我一本《中国摄影史》台湾版和一本《中国摄影大师》大陆简体版的母版，现在正在楼上展厅展出，陈老师和阮先生的通信也借给我们来展出，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您。

 

下面有请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给我们发言！

 

李公明：

 

非常高兴在参加第三届摄影双年展的策展活动中认识了阮先生，在我印象中阮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人，善良，对音乐、对专业的着迷，令我感到非常愉悦。其实我想说的话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的思路整理好，趁今天这么多朋友在，我今天只提一个很重要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摄影界的朋友都说，“当年咱们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阮先生、媚姐来给咱们指路啊，启蒙啊”，这样的一个话语，它包含着历史的真实、残酷，这是一个话题。我们想想，这些在体制以外的个人，他们为什么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重要的印记？这就让我们非常的痛心的要谈到，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人的精神活动、社会的文化生产、尤其是公共的思想交流，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什么样的挫折，有了什么样的教训，可怕的现实。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一些人——好人，以他们的学问，他们善良的热情去为社会贡献他们所知道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就收益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本来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比方说摄影，咱们几十年来中国这么多多少少的摄影团体、机构、学校、人员……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想什么了？他们几十年来的每天每夜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等待这么一位两位孤零零的个人，把他们的智慧贡献给这个时代，令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启蒙人？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有责任去追问这个时代究竟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民族，人民带来过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展览的所有，它跟摄影家的关系、给人们带来的启蒙、他的知识的力量，无疑都与这个国家政治的历史紧密相关，表明上看他们没有这种政治，但是事实上这是不能被遗忘的。所以萨义德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文化是我们以记忆来抵抗遗忘的有力的武器。” 甚至说我们应该每一个字的，每一分钟的，去争夺这种历史。我觉得这个展览在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看起来，它是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完美的摄像，它更令我们看到一个极端不完美的时代的一种见证。 我简单地说一下，谢谢大家！

 

蔡萌：

 

感谢李公明老师，感谢他慷慨激昂的发言！再次感谢！由于时间不够，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下面就有请著名的摄影家和策展人安哥先生 来为我们发言！

 

安哥：

 

听到由李媚策划的阮先生的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感动，也感到很幸运。这样全面的展览令我回想起很多事，我也是在李媚那里认识阮先生的，之后对他和他太太的那种人品，那种态度一直都非常钦佩，而且我学到很多东西。

 

刚刚强调的都是对他们那一代，我比他们要大10到20岁，但是我们这一代，是第一代所谓祖国的花朵（哈哈），现在不知道你们第几代祖国的花朵啦（哈哈）。 在我到32岁入行的时候，有一次在绍兴参加研讨会，有一个学者就提出来说：“有人说我们摄影的队伍是一只最没有文化的文化队伍”，虽然美学也讲了，或者是沙飞革命传统的历史等等，但是我始终对“什么是文化队伍？”还是有疑问。后来我做新闻，要学新闻史，就跟美院的一些朋友了解美术史啊，文学啊，文学史等等，但是我们摄影史就从来没怎么了解。我可以这样说，其实阮先生对我也应该是老师，就是他那两本书，刚才我又查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八五年出的《世界摄影大师》那个，是我80年代中看到的最早的摄影史专著，是在深圳博雅书店买到的原版台湾版的。当时看了感觉非常震撼，马上开阔了眼界，就不是光是中国，或者是革命这样的史，而是说世界上的摄影术发明以后的摄影文化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其实现在想起来，越来越感到这个对中国这个摄影文化的建设真的是起了太大太大的作用了。

 

还有一点，我也特别佩服阮先生，陈申先生整理方大曾的作品，李媚的《现代摄影》也登了。当时我认识沙飞的女儿王雁，我就曾经问过阮先生，沙飞的这个怎么样整理，阮先生也很想整理，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沙飞当年作为宣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照片，是一种宣传性的照片，但要真正整理他的作品，阮先生告诉我要找回他原来所有的底片，听说《解放军画报》那里有……

 

陈申：

 

听说你去了！？

 

安哥：

 

我去了，但不让看……上次沙飞研讨会，顾铮老师也提到，其实这些是人民的摄影，但国家单位却收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沙飞的女儿通过大家给她出主意，广东美术馆出了沙飞的全集、选集，现在广东美术馆有沙飞作品收藏，沙飞摄影奖，中山大学有研讨会啊之类，这些都是真正在摄影文化上的建设。是官方的比赛，普及一些基本的技术知识和文化有很大的距离。

 

90年代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阮先生在香港采访我，我说给照片，阮先生一定要调底片制作，我就把底片交给他，阮先生就带回台湾。在放好之后底片原封的给我，还多放了一套专门送给我，当我退休之后开始做自己的展览，我也是很潇洒的早上做完体操，做俯卧撑啊，打扫卫生啊（哈哈），然后配药水出片子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抽屉，拿出阮先生帮我放的片子作为标准，对比层次。阮先生对质素要求的严格，对我也是终身受益，谢谢您！

 

蔡萌：

 

谢谢顾峥先生。下面我们有请中山大学的冯原教授发言。

 

冯原：

 

很高兴有机会参见阮义忠先生的这个研讨会。刚才听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专家的发言，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由我来说，也许就有一些话题可谈了。我想，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关于阮义忠先生的）很多话题都会集中在两点上。我做一个小小总结。第一个就是谈到作为一个摄影者——刚才发言的人有很多都是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一个从业的，一个优秀的摄影家，他们谈自身的摄影的历程的时候，他们会把阮义忠先生看成是一个目标。如果套用刚才颜长江的那一句话的话，这应该叫做“火炬效应”。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待影像，阮义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影像，非常专业和地道的影像，刚才顾峥老师也给出了一个有关影像方面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李媚老师和蔡萌老师两个人对这个展览的策展，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把它更形象化地加以理解，就是：阮义忠先生展这个标题，“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可以被更形象地理解为一段历史。左手拿着火炬，右手拿着相机。火炬照亮了一代，甚至两代人，相机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影像。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影像，顺着顾峥老师刚才那个话题来谈。我觉得顾老师刚才提示了了我们，影像最起码有两种观看方式。顾老师推崇的这种观看方式，我把他称为是“本雅明的观看方式”。可以说，这种观看方式是把影像的原真性——影像是有一个原作意义的，尽管摄影是一种复制性的艺术，但是更强调的是影像原真性——看得很重要。比如说，阮义忠老师亲自放大，我们在这一张具有唯一性的图像面前和他对话，这种行为甚至是有冲破性的。所以说，美术馆应该成立一个工作室叫做图像触摸室，让观众可以戴着手套触摸它。这就是本雅明式的观看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一种奇怪的观看影像的方式，我把他称为“福尔摩斯观察方式”。即我们更注重的是观看影像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对着这一张影像，我们会问：何时？何地？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军事的人，你就会观察这个图片上的地形，想到这个地方如果打仗的话从哪里进攻比较好。这就是一种福尔摩斯式的观看方式。观看一个老妇人的照片时，我们也会问：何人？多大年纪？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有几个孩子？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方向上去。我拿来作为对我自己的一个考验要进入这种图像观看方式的一个极限，就是去我们中山大学北校区的图书馆（即中山医科大学的图书馆）。我不可能观看任何医学影像。但有一种医学影像是我们都会看的。同学们能猜一下吗？那就是法医学影像。当你看到法医学影像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让我自己去看法医学影像——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很难像顾老师那样去触摸照片。但是我逼着自己去看，那个时候，我发现了福尔摩斯的观看方式。法医学影像其实也是一种影像，它也是一种记录方式，但是它记录的是许多惨不忍睹的场面。当你带着福尔摩斯的态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图像证据。这两种方式，我想，它们都是影像的功能。我们要回到李公明老师的看法上去。李公明老师刚才的演讲非常慷慨激昂，他说阮义忠老师来自一个偏僻的省份，这一点我不同意。台湾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偏僻的省份。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把两种观看方式的话题扔一边去了——我们要谈的是阮义忠老师的观看方式。那就是说，我觉得，阮义忠老师他所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多样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刚才说题目中有的“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有限的。但是，通过影像，这个人的生活可以无限放大。影像是把人生加以放大的，非常好的，或者说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影像是天然地属于历史的。因为，你一旦按下快门，就产生了时间，这个时间就代表了历史。问题是你对准什么，什么时候按下快门，这个图像什么时候变得有意义。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一个摄影者和一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摄影者，往往是通过他的个人史，把一个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一个摄影者只有具有宗教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刚才我也注意到陈申老师也强调了一点，就是我看到在阮义忠先生这本书上面专门谈到了一场空难。阮太太想到的是孩子，其实，阮先生想到的也是孩子。但是他想到的是图像。图像，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生命的。所以，就在这点意义上我非常相信阮先生他具有宗教般的热情，才有可能带来这么富有感染力的图像。谢谢大家！

 

蔡萌：

 

感谢我们的“图像侦探”，造词大师，冯原老师。下面请王璜生先生，我们美术馆的馆长，为我们作最后的发言。

 

王璜生：

 

我们现在应该是大家来提问，很难得有机会跟阮先生有个交流。现在应该是进入一个与提问与对话阶段,在座有这么多的学者。原安排我做最后总结,现在全部被冯原教授总结完了，我想我就提一个问题，向在座的专家也向阮先生提个问题。我们现在创办阮先生的历史、贡献与作品回顾，在我的隐隐约约感觉中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阮先生对中国的新摄影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他不仅介绍国际上观念性很强的摄影，包括对中国现代摄影起到影响的作用的大师级人物与作品，阮先生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也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新摄影的发展，是中国一个划时代的转捩点，使中国非常传统与官本位的摄影阶段转向具有现代思考型，针对社会针对个人的当代摄影，应该说阮先生对中国当代摄影的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我看阮先生的作品，他对于非常深的乡土情节，对于摄影的纪实手法，对于传统的摄影的制作手法的迷恋与极力的倡导，对某种现代的摄影方式，像数码等新技术，阮先生相对比较拒绝，非常坚持某种本质性的传统性的东西，恰恰在这里面，我发现有像是不是想听听阮先生或者在座学者，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同感，或者说有什么看法。

 

阮义忠：

 

这个问题很好，身为一个摄影家来说，我只拍我认为非常容易非我不行的那个主题，我是一个台湾人，我认为最好表现的主题就是台湾的这一块土地，跟上面的人的生活，身为一个编辑，我就不能把我最喜欢的当成生命一般重要的主题套在别人身上，我要包容。我看别人表现的题材要从他们的生活背景出发，他们的社会背景出发，他们的时代性等，不能用我的观点出发，不合的就是不好。在这方面我调解的很好，我曾经写过两本书，一本《当代摄影大师》，几乎所有的摄影家都是我所喜欢的，可是当我写《当代摄影新锐》的时候，有一半的创新方向是跟我截然不同的，可是我依然会把他们选进来，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以一个摄影潮流风格的引进者的角色来选这本书，而不是用我自己的主观的喜好来过滤和筛选，如果说我拍的体裁是这么乡土，可是我对中国的观念摄影带有一种启蒙作用的话，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要跳脱出自己狭隘的眼光，在哪个时候我应该更包容各种的表现手法，总算是做了正确的事情。哪个时候我用眼力来判断，只要这个创作者选择这种手法是不是一种很诚实的，他表现来的精准度是不是到达一个高度，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可以肯定。我想身为一个美术馆的馆长，你也是一个画家，如果很有坚持某种褊狭，我想你只展国画其他的都不展了。现在对于摄影给予那么的肯定，就是这个时候很包容各种不同的??，各种不同手法与表现，这是正确的。我不敢说我的每个判断都是正确，不过你要给人肯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得期许，要在人家还没有最好的肯定，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你已经看出他的好，然后给他肯定，那这个时候造成的影响就会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大。所以当年《中国新摄影》的那本专号，刘铮和荣荣两个人，拖一个日本人，石川逸把他们的照片影印一下，然后订起来很简陋的，带到台湾来给我看。那时候我刚好在北京，石川逸找不到我，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跟我联络，说我正在北京，石川逸又跑回北京，电话联络上的时候，我干脆就做个决定，让刘铮与荣荣跟我见面，一见面，我当然被他们哪种摄影的新的方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坦白讲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可是呢我没有那么冲动的作决定，我说一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我总要给一个他们考验，是一下子才气露出来玩一玩呢，还是说把这个有坚持下去的决心，果然一年之后他们再度见面，他们不但有跨出去，而且有更成熟，这个可以证明他们在摄影这条路时里的真诚度与持续性，所以《摄影家》杂志完全不考虑了，整期辟出专号来介绍中国新摄影。那我很高兴这些中国新摄影的摄影家还真是目前台面上被认为最活跃而且会一直发展下去的一批人。这是我的回答，不晓得及不及格，谢谢。

 

蔡萌：

 

现在我们是一个互动环节，看看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观众一：

 

尊敬的阮老师，你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听到早在十年前就心仪的陈老师的声音和你的笑语，我是一个跟摄影毫无关系，从事着跟摄影毫无关系的工作，我作为一个摄影的门外汉与爱好者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今天的这个活动给我最大的教育的是看到了阮先生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火炬的形象，这个形象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在这里不是说要有问题来请教你，我想是发表一个感想。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了火炬跟相机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漏掉了一点；李公明教授讲的那个我们“体制”的缺陷，使得阮老师成为火炬的形象，那么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看阮老师的两本书的时候，看他的自序，我就一直清晰这种感觉，第一本书《当代摄影大师》，阮老师讲这本书的源起的时候是讲他本人在学习国外的时候整理了很多的资料，特别是在袁老师的帮助下，整理了许多国外的资料，然后有了这些资料才把这本书拿出来，这个时候阮老师举起了火炬，这个时候的火炬是他无意识的举起来的。但是到了第二本书《当代摄影新锐》的时候，他就是有意识的在压制自己对摄影艺术自己的见解和爱好，去介绍更多的这些摄影的新锐到台湾，那么这个时候，阮老师是有意识的高举了火炬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阮老师功不可没，对于整个台湾的摄影界获得中国大陆摄影界的，阮老师功莫大于焉，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我也提醒大家注意，阮老师的火炬，他的火光照得比较小，只在台湾一隅，他真的能照到我们中国大陆这一片广袤山河的时候，离开不了陈申老师，李媚老师这些人的努力，我知道我购买的阮老师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它都是由陈申老师主编，那么如果没有像陈申老师这样有先见灼识的人引入阮老师的这样的火炬，我想包括刚才严长江在内，可能那个时候都会处在迷茫当中，我想所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观众二：

 

阮大师，我也是一个门外汉，我是用着手机来拍照。今天我看了许多，给我的感触也很大，我早就听说，我在网上查，说阮义忠先生是中国的摄影教父，我就凭着这个来了，我心想来看看教父是什么样子(观众笑)。我没有专业的相机只能拿手机来拍几个照。我看了阮大师的介绍与很多作品，我有一点觉得很奇怪，可能是这些相片的年代都是黑白的年代吧，是八零年以前的，那个时候彩色好像还不是那么普及，当然我也看了一点你的彩色相片，也是蛮好的，但是数量是那么少，这里头我有一点问题，阮大师对于黑白与彩色是怎么看的，谢谢。

 

阮义忠：

 

这个问题确实是门外汉才会问的（观众笑），不过门外汉的问题也常常更……

 

我原来也是拍彩色的，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黑白。那个彩色是我杂志里头介绍的其他摄影家的作品，在刚刚拍照的时候，我是黑白与彩色同时拍的，我身上是挂两部相机的，一部彩色一部黑白。挂在比较，手拿的比较方便比较靠近眼睛的那一部一定是放彩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杂志工作，杂志要印彩色的时候都比较慎重，彩色通常都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影像，黑白的被认为可以不必那么强，可是彩色要立刻吸引人家的注意力，所以我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拍任何照片，包括你们今天所看到很多的照片，比较早期在1975年以前的，大概都有留下彩色的另一张照片。为什么都没有呢，事实上在那个阶段，我的最好的照片都是彩色的而不是黑白的，因为第一个机会都是会给彩色的，有时间再拿一个黑白拍的，那么你们怎么看不见我的彩色呢，实际上我是一个常常觉得我的人生都是有一个非常不可说的，或者说不可猜的，不可预料的那种意外发生，我的意外发生在那一次让我有如死掉一样的经验。我为了要去演讲，而且要去清华大学演讲，那个时候陈老师还没有到清华，还没有回来，我为了要去清华大学演讲，我把我那个时候拍照大概七年的时候的最好的彩色幻灯片放在两个柯达的幻灯片盘子，那个盘子一个可以装八十张，两个盘子可以装一百六十张，当然没有装满。我记得是一百五十张，空着大概十个空格，连同放大机，要从我住的地方，因为前一天有一个朋友在我家过夜，我们聊得很晚，所以第二天他要上班，我要去火车站搭火车，所以我们坐了一个计程车，以为说既要大家要分道扬镳之前先找一个餐厅吃早餐，所以我们把车开到离他的办公室比较近，离我要坐的火车站也比较近的，就是在台北大大有名的明星咖啡屋，那个是台北文化界人士很喜欢去的。一下车的时候，我们两个顾着边下车边聊天，竟然把放在计程车前座的幻灯箱跟一百五十张幻灯片全给忘了。那个时候我下车才发现计程车往前开跑了，我那个时候的所有朋友都是报社的记者，每一个人都帮我在报纸上发消息说摄影家阮义忠的东西掉了，请这个人捡到的话送到报社来，我们有重金慰劳，只要幻灯片，幻灯机可以留下来，这句话也写了，可是也没有用。换句话说，我七年的摄影心血在自己的粗心之间成为乌有，不见了，坦白讲有三天的时间，后来那个演讲我没有去，我打个电话去取消了，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心如刀割，我根本讲不出任何话来，我也没办法拍照，我每次拿起相机，我对自己的粗心的那个懊恼是难以形容，我简直像死掉一般了，简单说了，人在哪种情况下怎么跨出一步呢，只有一个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再以不拍彩色了，（观众笑）真的，我一拿起彩色的就觉得我拍不出以前的样子了，也许有些人跟我不熟，真的跟我熟了，大概知道我的个性，我作决定就是真正的决定，绝对没有打折扣的，我要决定什么那就是决定什么，我说的话跟我做的事是很少人能够相信，它就是同步的，我说就等于在做，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以从那天我就开始拍黑白。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到底是彩色重要还是黑白重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非常粗心换来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无法弥补的错误，所以彩色重要还是黑白重要，是一个人的看法了。你拥有什么，你失掉什么，你拥有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失掉，可是你能够放得下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拥有啊。谢谢各位。

 

观众三：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摄影界里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你的作品对我们所产生的价值，因为很想知道你如何确定你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一直想做的，就是你一直想做的，坚持的方向。

 

阮义忠：

 

这个问题呢，说好回答也很好回答，说难回答还真难回答。一定不是门外汉问题，可能是很门内汉的，要想一想，可是我还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对于我今天所造成的影响，我当然是觉得我何其有幸。这是实话，我只不是在正确的时候把一件事情做好而已，我一直常挂在嘴巴，我做的事情就是写了那么两本书嘛，可是那两本书的影响，除了我拍照之外，那两本书背后真是有一些吸收，透过我太太的读书，可是真的在写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根本是在同一个餐厅同一个桌子写出来的，而且因为今天要交稿，早上我和我太太开着车子到哪个餐厅吃饭，吃完她去上班，我儿子还在我身边，哪个时候我儿子大概才念幼稚园而已，我就丢给他一叠纸可以画画，他画过就到外面公园玩，我一个人吃过早餐后，把资料摊开稿子摊开，然后抽烟，我现在戒烟了，我那个时候一定要抽三包烟，一根又一根。坐下来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一定要把稿子写出来我才走出这个餐厅的门，结果早餐吃完了我就开始写，很专心的写哦，旁边的人大声的擦桌子抹桌子顾客讲话聊天大声吆喝，都不会打扰我，我的身心灵都浸将在此时此刻跟摄影有关的事情，是我哪个时候很好的本事啦，如果稿子还没有写完，我就吃中餐，中餐之后就接着写，一根烟一根烟抽，通常写到晚餐之前，晚餐吃完就写好了，立刻出门拦一部计程车，冲到雄狮美术交稿，事实上文章都是这样急就章的写出来的，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心灵都浸将在哪一点上，所产生的文思、意念跟你跟摄影的理解都非常精准，这是我坦白要说的，你们大概也很难想像，我写完没有看第二遍，然后就发稿了就出版了，然后就连载了，然后就引起好评了，然后就结集出书了，然后就有中文版繁体字版了，然后一不小心陈申把它看到了，就把它变成简体字版啰，一切都是那么的偶然跟意外，所以我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我上辈子一定做了什么好事（观众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绝对不是说我的才能有多高，我告诉我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所以这一辈子就靠这么一点点就产生了一点影响，我实在是用感恩的心来对待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时候我又在说一些感性的话了。一个人会成功，背后实在有非常多的人为他付出，在座所有人都让我有这个机会重新回顾自己的过去，讲一些诚实的话，我想我不是矫情故意说的，谢谢各位让我有这个机会表白，谢谢。

 

文中脚注来自百度百科及互动百科

 

 

校正：公共教育部李姗姗 叶小青 陈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