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封神板》还是《西游记》
——记广州三年展
管郁达

《现代艺术》2003年第1期

     当代艺术中的策展人学术权力是一个认真讨论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及学术的自由、公正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但是在类似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展览中，学术讨论往往表现为单一的“话语”。
当代艺术的“本土化”和“中国语境”成为近年来各种场所“众声喧哗”的主要论题。
     随着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国际策展人会议等等这些由有跨国学术文化背景的策展人策划、组织的当代艺术活动和大大小小的“外围展”，在中国大陆口岸与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登场与谢幕，中国当代艺术的亮点好像已经从海外转移到了本土。当代艺术的“本土化”和“中国语境“成为近年来各种场所”众声喧哗”的主要论题，国际策展人、批评家、画廊与本土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的合流、共谋与互动已经构成了中国、乃至国际当代艺术生产流水线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说得夸张一点，这种合流、共谋与互动甚至可以决定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与艺术市场上的”学术定位”与“金钱价位“，在当代艺术的系统中，策展人和批评家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杜尚(MsrcelDLJchamP)使任何东西特别是日常生活和行为变成艺术品的革命性行为，取消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所有的形式和内容进入了艺术‘多少意味着“艺术”这个概念变成了不可限制的所指(fefere。ce)，这种革命改变了艺术作为”在生活旁边的”的理想关照或反映形式，而成为“在生活里边的”另类表演形式‘又同时要求观念上的学术性，显然使得艺术品的“不可见的“部分变得很大，这就产生了艺术品的身份认证问题(赵订阳《挥霍者或拯救感觉＞》。于是，一件艺术品所以有资格被认为是艺术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批评家和展览策划人的解读，特别是包含着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到哲学的学术分析在内的批评和解读，这种批评和解读构成了策展人、批评家的学术权力的重要内容。
     这次广州三年展由有跨国学术背景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先生领导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班子进行策划，他们都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批评家和策划人，与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强调“国际化”和去年成都双年展“架上／样板“的文化区域性主题不同这次广州三年展似乎更强调从历史主义和现代性的角度对1990年一2000年的中国实验艺术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的“重新解读“和清理，这里，所谓“重新解读”意味着对以往种种“解读“的价值重估‘说穿了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对于这点，广州三年展的策划者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将“重新解释“的任务定位于“为集体研究和讨论建立一个平台“，而不是“仅仅用一种意见取代另一种意见”，正是充分估量了“九十年代中国实验艺术“这一学术命题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90年一2000年的这十年，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剧烈动荡、变化莫测的十年；更是中国实验艺术观念革命。思想转型、建构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经验”的十年‘给人的感觉很像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各种不同风格的人群、观念和制度“全体同时到场”的现象，所有现存的方法和理论预设，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样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步生长的文化这次的
广州三年展更像是一个对1990年一2000年中国实验艺术的总结报告，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展览，是对这十年中国实验艺术的 “合法性”追认。
     事实的把握都要非常的慎重和小心，否则‘极有可能陷入一种过度诧释的处境，使艺术品真正可能的意义被遮蔽和遗忘。但这次广州三年展尽管力图避免这样一个陷阶，还是给人一种“满汉全席”和“四库全书“的感觉，后来一艺术家辩解说这是一次“翻新”，倒有几分真实。我的印象，这次的广外三年展更像是一个对1990年一2000年中国实验艺术的总结报告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展览，是对这十年中国实验艺术的“合法性”追任。它并没有关涉到对当代艺术体制化和策展人学术权力的批判和反省这样一些当代艺术的本质问题。我以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过分的苛求，对广州三年展和它的策划人，我们应当有如此的期许。
     在我看来广州三年展对上一世纪近十年来中国实验艺术的“重新解读“并没有如它的策划人所期望的那样“为集体研究和讨论建立一个平台”，而是构建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合理、独断的“话语权力”系统‘这个系统进一步强化了策展人的学术权力，这种学术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它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力话语‘使策展人成为艺术作品最终价值的裁判。这就是所谓“策展人的时代“。其实，包括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双年展、三年展，在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也在向世界杯、奥运会之类的体育竞赛看齐，成为国家力量、文化竞争与商业、传媒重新整合、角逐的新兴场所。所以*我们这里虽然以广州三年展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但需要反省和检讨的恰好是当代艺术的体制本身。
     真正使我对中国实验艺术的发展抱以期盼的，可能是在替代空间由艺术家、批评家自发组织的一些展览，像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黄永洲与“厦门达达“、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的“西南艺术群体、栗宪庭的“对伤害的迷恋”、王林的“中国经验“、邱志杰的“后感性“、朱其的“图像志异”等等。这些展览都有很强的文化针对性和现场感，提出了很多至今仍然非常具有生命力的鲜活的学术命题。当代艺术中的策展人学术权力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到学术的自由、公正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但是在类似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展览中‘学术讨论往往表现为单一的“话语“‘单一的声音。体制化的学术游戏规则就像安装有防火墙的电子邮箱‘能够自动请除那些“不合时宜“意见，并修正那些锋芒毕露的批评。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能激发儿童阅读快感的是《西游记＞，大闹天自、无法天天的齐天大孙悟空无疑也是一个反体制的英雄，但折腾不久也被体制招安到西天取经去了，取经的途中前程未卜充满可能性与实验性，取得真经回家当然是大功告成各路神仙、大侠论功行赏排座次——这就是《封神榜》了，所以，像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大展也很重要，折腾了十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到“地上”，从“出门”到“回家”，从“海外”到“本土“，现在终于进入了《封神榜》的时代，这肯定是中国实验艺术的一个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