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不小心时尚了一把《时代周报》
录入时间: 2010-01-12
方力钧很“狡猾”。这位中国其中一个最顶级的当代艺术家被公认“很有商业营销头脑”，他在电影中客串、成为纪录片主角、开明星餐厅、收藏古玩、善于处理和媒体的关系，还受聘于11月刚成立的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当上了“院士”。他并不拒绝问题，但的确会以“艺术的方式”回避问题，把身边的听者推往云里雾里-就像他的画作中那些在云上嬉戏的光头们。当然，这或许也因为，他不愿故意给予正面但可能虚假的回答，就像他的主角“光头泼皮”-不过是假装打了个哈欠。
方力钧文献展《时间线索》的观感很像一场电影。
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占了整个第一层的空间，展出的内容包括早在方力钧出生之前的《人民日报》、艺术家成长的各个年代的重大事件和剪报、大量方力钧的师友及同年代艺术家的作品，穿插着作品和各类随意的生活照、摄影家拍摄的肖像作品，以及信件、文件等等。展品众多，许多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就像一场文艺电影，用了巨大的篇幅交代背景，铺陈故事。
大时代下的艺术家
这是广东美术馆第一次这样大规模介绍和讨论艺术家的创作经历，用酝酿这个展览时还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和方力钧本人的话来说，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厘清大时代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
至少，大时代对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艺术家的方力钧都有着极深的影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又说起对他有着转折性意义的“云南事件”-那一年，26岁的方力钧背着个小包，孤身走进滇西芒市的烈士陵园，眼前一片郁郁葱葱，是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陵园，埋着五千多名国民党阵亡将士的尸骨。这与从前的认知形成了巨大的冲突，随着接触的历史越多，他对社会和生命的怀疑精神也越来越浓。对艺术家方力钧来说，这种不真实感、不安全感、悲观和怀疑“至关重要”。
展品里有幅画可能是能找到的方力钧其中一幅最早的画作。薄薄的作业纸上，只有红色线条，一个半圆和众多射线-红太阳。画作下方是工整的班级和姓名，空白处是老师的批注：良。这来自小学三年级的方力钧。
学生年代坐在椅子上拿着画板咧嘴笑的黑白120照片仿佛只说了一句话：方力钧是一个纯良的少年，对于未来和理想一如所有的年轻人。学生年代的他只是想着，“如果画好画就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那就太幸福了”。“什么样的好工作？”记者问。“就不干重活嘛。人都希望自己不干活也能多得一些。在那个时候学习很努力，隐隐约约觉得努力学习能够改变自己的境遇。有很长的时间就是靠这样的想法来支撑自己的学习。”
那个年轻人对于钱的概念同样很简单，他想过赚到很多钱，想得最具体的时候是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想着什么时候攒到6000块钱，就要到中国美术馆去做一个个展。“那时候我还算账，去中国美术馆做展览需要6000块钱。”方力钧回想这些往事时，总是不自觉地乐了。
很难想象那个想着画好画找份好工作的少年人就是今天这个顶尖艺术家：他的画在拍卖市场高峰期动辄成百上千万，作品还未完成就会被预订，被国外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私人机构、画廊收藏；他在京城开的餐厅座上客有潘石屹、洪晃、崔健、顾长卫、张元等人，俨然一个名流沙龙；他收藏古玩；他从不讳言自己拜金，因为“过去的日子里实在太缺钱了”；有别于传统画家，他的打扮很“潮”，印花的黑色T-shirt，今年大热的卷裤脚细条纹九分裤，编织布面踩脚运动鞋-尽管他诧异地笑说这是因为脚疼，在广州临时跑出去买的，还说“我是最土的”。
潘石屹说，时代把几乎每个人都逼成了商人，这也应验在方力钧身上。或许他只是“不小心时尚了一把”，却赶上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潮。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时代周报：最近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招揽了21个艺术家，你和其他当代艺术“F4”都在其中，成了“院士”。批评家朱其称这为“被招安”，认为会有损艺术家的独立精神，作为当事人，你怎么看？
方力钧：（犹豫，笑）这两天采访记者都问这个。一个人的身份，一个艺术家有很多方面很多属性，就这一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我们来讲，罗中立，或者说文化部，对我们不论是器重也好，肯定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感激的。我们也不是疯狗，我们不会去乱咬那些欣赏我们的人。
我自己本身兼着十个左右大学的客座教授，多这一个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另外，它现在只是有了一个名，以后实际的运行到底花多少时间，做什么事情还不知道。以前文化界、艺术界主要是从圈养的范围内看是选鸡还是蛋，现在国家机构或者说体制，目光放到了野生的选种上面，也是进步。
时代周报：你是十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你觉得现在的艺术院校教育怎么样？院校里的年轻人又怎么样？
方力钧：任何一种制度，任何机遇都会毁掉一些人，成就一些人，反正都是有人要牺牲有人要胜出，这应该是一个常态。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学院和非学院的。其实对我来说学院就和一把锤子、一块石头这种工具是一样的，用工具更容易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好了。工具是帮助你的，让你获得更多自由空间，而不是束缚你。
我自己的工作特别忙，能够看到年轻艺术家作品的机会也特别少，而且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不是靠一两件好的作品或者一两次好的展览就可以说明问题的。它需要长久的观察。从技术来讲，我觉得现在年轻的艺术家都画得非常好，比我们那个时候画的好得多了。许多十几二十岁的小孩，比我现在画的都好得多，他们现在的技术真是太好了。所以他们需要通过一个长期的观察来证明自己除了技术好以外，其他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时代周报：你的“光头泼皮”一直被认为带有反讽，这样的态度能不能改变那些驱动你进行创作的社会元素，还是说这样隐晦的做法太回避现实了。普遍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相对欠缺。
方力钧：我是一个特别悲观主义的人。我不认为一个个体在社会里能有什么作为，我画的是作为一个个体非常本能、非常无助无奈的反应。这看似我是对社会做出的回应，其实我是在调整我自己，调整自己总比要求社会容易一些。
1982年那幅被偷的素描
时代周报：1982年你在河北念书的时候，展出的素描作品被偷了，那画的是什么？
方力钧：是静物。好像是一个篮球，后面有布。你有那幅作品吗？（笑）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作品，那时候画得很精细，因为刚上学呢，对空气空间特别着迷，又因为画得很精，空气啊雾气啊的感觉很好。可能很多学画画的人会喜欢。展场上不知道怎么就给偷了。
时代周报：后来有没有人拿出来卖？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点小虚荣-有人这么欣赏我的画？
方力钧：卖估计卖不出什么钱的，在当时可能在我们那个地方很少见很好的作品，但大范围内不算什么。这样的东西只有对我是有纪念意义的。
当时发现画被偷，其实挺麻烦的。我们的老师特别好心，他说你作品丢了我们管理方要赔你钱。我们都是跟管理的老师学画画的，而且不觉得这样一个东西要赔，不像现在这样。那个老师后来私下里就嘀咕，是不是他自己把画拿走了，为什么我说要赔他钱他还说不让赔。到现在我也没机会给老师解释不是我偷的。当时肯定两种感觉是有的，不高兴，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重画也是无法重复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不幸里的小满足，虚荣心的满足。
时代周报：两年后你辞掉广告公司的工作，又想筹办自己的公司，折腾了几下才去考美院。在那时你是不是有生意头脑了？
方力钧：那怎么是呢。第一次想起做生意的时候，我和小时候一起学画画的朋友，去找关系，去找主管城市中心这一带的，当时是房管部门还是什么部门的领导，说把城市最中心的一个商场的拐角给我们做生意。到了办公室里，那个领导就问我们，你们到底想出多少钱，你们想做什么呀。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立刻就傻了，不知道做生意是需要钱的，是需要项目的。
我觉得后来一个是被社会逼的，一个是运气，我不觉得我有生意头脑。我中学的时候数学课倒是挺好的，而且我比较小心眼儿，我喜欢算计。
开餐厅也是一种生活积累
时代周报：你一向在媒体上承认自己“拜金主义”，是怎么样的拜金？
方力钧：当然一开始就是这样（拜金），因为一开始我们太缺少钱了，从小就太需要钱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中国的人都渴望成为万元户，后来我们发现万元户又不够，又渴望成为百万元户，现在还有许多亿元户、百亿元户呢，所以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止尽的。
时代周报：聊聊你的餐厅吧。
方力钧：开餐馆，我觉得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是不可以被规定的。按说它应该是自由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是做一点样子而已，做一点事情象征我们是自由的。并不是说我就必须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餐馆是和朋友合伙开的，最开始只有一个，后来有两个，那个时候大家聚会经常去，时间长了就有了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以后有的餐馆是朋友大体都不太去的，有的赚钱有的赔钱。赔钱的，理论上我们是应该关掉，但就会有100个员工失业，我们赔不太多的钱让这些员工可以有工作，好像还过得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这些日常的琐事对我来说都是生命的滋养，只有生命饱满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我自己的生态圈已经建立了，所有的麻烦和经历，其实对我来说都是营养补给的过程，只有拥有了补给我才能从事自己的创作。
时代周报：这个时间段的你，更喜欢油画、素描、版画还是雕塑？
方力钧：此时此刻我更喜欢停下工作去休息。在度假过程中我喜欢画水墨，水墨和人的休息是配合的。这是不错的提醒，我在休假的时候再画几幅水墨。这个展过后应该短期地休息一下。
本报记者
吴筱羽 实习生 洪玮 发自广州
2009年12月28日 版C08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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