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为何成为“方力钧”《信息时报》

    12月11日，艺术家方力钧的个展《时间线索》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近期的热点。方力钧是中国艺术玩世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也被认为山谷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此次展览，以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呈现了方力钧的成长经历，从1958年到2009年，完整地讨论了发展变化的中国，是如何促成了一个艺术家的诞生。信息时报记者在展览举办之际，专访了方力钧，试图了解这个当代最红的艺术家，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发展。

我们成长的经历跟时代有很大关联
    方力钧出生于1963年，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恰处文革末期，在那时，他开始培养了画画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常常因家庭背景受到欺辱的他，给童年带来很大的刺激。
    信息时报：这个展览的主要陈列方式是怎样的？
    方力钧：这个展览主要希望呈现艺术家和他的营养成分的对应关系，就是艺术家受怎样的教育，在怎样的环境下一步步形成自己的艺术。因此，这个展览时间跨度很大，从1958年到2009年。
    展览中，展出最多的是大家看不到的作品，比如我小时候学画画的练习；那些大家都熟知的作品大部分用印刷品代替；最后一部分是我近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把现在的状态做一个直观展示，最后这部分没怎么整理，尽可能地陈列现状。
    信息时报：为什么从1958年，而不是从你出生的1963年开始？
    方力钧：我们成长的经历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联，比如说我是1963年出生，那一年出生的人是最多的，所以那一年出生的人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都跟人口的数量有关系。比如我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一年级有10个班，每个班都是满员。下一届就再没有这么多人，因此选在了1958年。
    信息时报：这次展览也展出了你童年时期的一些照片，你当时的记忆是什么？
    方力钧：最初的记忆是文革，小学是文革晚期，先是工宣队进学校、批林批孔、学雷锋，慢慢就开始有打群架的，有严打等等。
    信息时报：画画呢，你是怎样开始的？
    方力钧：我一直都是被动的。我记事的时候，刚好是武斗，家里受到的冲击比较多，没办法和邻居小朋友保持正常的关系。我爸爸就想找个理由，让我呆在家里，不要跑出去被小朋友欺负。我爸爸是开火车的，就从北京给我带了速写本，又给我介绍工会的同事教我画画。当时我看到白纸的本子，觉得太稀奇了，很喜欢。爸爸勾引我说，要把这个画完了就再给我买。后来，跟小朋友比着画，看谁画的好，一步步走下来。再大一点，回头一看，发现自己除了画画也不会做别的，只好画画了。
    信息时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学画环境？
    方力钧：我是在铁路子弟学校读书，物质条件非常好。那时候学校有特别多的经费买石膏像、笔、画架等等，每个小孩都有一套齐全的配套工具，都是免费的。
    中学的老师人很年轻，非常认真，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让我们去画。但那时，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样的画算画，都靠自己去猜，也从当时非常可怜的画报上了解到一点资讯。

那时，基本上每个艺术家都追着一个流派
    1985年，方力钧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西方现代思潮的涌进，美术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全面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为标志的“85美术新潮运动”。
    信息时报：你的大学时期又刚好是中国思潮最汹涌的80十年代，你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方力钧：“85思潮”的时候，我刚好上大学，1989年毕业。其实，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85”时期比较活跃的人，但我们身处当中，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是这样的。到了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大一股潮流，在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人做出了差不多同样的选择和事情。
    信息时报：当时读大学是不是也感觉很热闹？
    方力钧：那时候非常奇怪。我们上学不久，大概是一年级下半学期，就开始搞教学改革。学校连一个改革的提纲和计划都没有，搞得老先生都不愿意来上课，没有一个方法使得大家一起遵守的。学生也不听话，我们都在屋里用卡带听崔健的音乐，老师来敲门我也不开门。当然，也有一些老师特别严格，学生也比较听他们的话。
    教学改革阶段，教学主力都是年轻老师，他们想着各种办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带我们下一级的徐冰，就把报纸揉成一团往地上扔，让学生画写实的，一个字一个字抠清楚。
    这种环境也是运气，有些人在这么乱的状况下，就会锻炼出来，知道通过一种途径找到对自己有用、符合自己性格的东西。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下变得很浮躁，做的任何事情都在表面上。所以，任何一种环境和方法都是因人而异的，对有些人是好事，有些人不一定是好事。
    信息时报：为什么当时美院要进行教学改革？
    方力钧：这是整个美术界、文化界的变革，80年代整个10年都是这样。一开始是大量的哲学著作翻译到中国，那时候我们去商务印书馆买红皮的世界哲学名著，都要排队，小店里每天都满满的，出大量的书，大家都非常亢奋。接着，大家关心所有引进的视觉艺术观念。那时候，基本上每个艺术家都追着这个流派或那个流派，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足寄托在一个具体的西方艺术流派上面，通过这个东西解决自身的问题。
    信息时报：你那时最喜欢看什么书？
    方力钧：那时候最流行看哲学书，大量的哲学书，我买了很多本，到现在都保存着。
    信息时报：当时，关于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些最新理念和作品资讯，有没有传入中国？
    方力钧：当时已经有了，但我们完全忽略了。比如说，一本杂志上已经在介绍当时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但通过一篇文章有限的篇幅很难让你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那时候也没有电脑，会外语的人也少，印刷的效果也比较差。我是后来翻看当时的资料时，才发现当时已经有最新的资讯了。

我当时是一个幻想狂
    1989年之后，方力钧搬到了圆明园，成为中国最早的自由艺术家，1992年，他又成为中国艺术家中最早富起来的一批，在随后的当代艺术动荡中，方力钧始终站在浪尖上，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艺术人物之一。
    信息时报：你当时毕业时为什么选择了自由职业？
    方力钧：也是巧合也是必然。1989年，我毕业时，恰好遭遇了就业压力，同时整个形势也允许有一些自由职业出现，当然，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进单位工作。
    信息时报：当时，做自由艺术家的感觉怎么样？
    方力钧：1989年7月1日，我正式租房子去圆明园，当时主要问题是没有固定收入，一直到1992年年底。我一边画画，一边要解决自己的吃饭和房租，比如说去外地办学习班，画商品画，去业余美术学习班教课，画插图，甚至还跑出去找关系比较可靠的人蹭一段时间的饭。那时候搬家搬的乱七八糟，到现在都理不清搬家的顺序。
    信息时报：有没有想到放弃、去单位工作？
    方力钧：没有。我身体不错，性格特别乐观，觉得这种生活很舒服，没什么。最穷困的时候，冬天冻得不行，圣诞节、元旦跑到大学里去卖明信片，但那时候都是乐观向上，没有发愁过明天。
    信息时报：当时的心态也和读大学的80年代很不同了吧?
    方力钧：90年代对整个文化都是一个大转折，之前人们都充满理想主义。到了90年代，人们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存状态是最重要的，你的一切可能性都是跟你的位置，你的状态紧密相关。90年代整体都是务实的，视觉艺术也变得很具体，有血有肉。
    信息时报：你当时的内心状态是怎样的？
    方力钧：当时的北京很多人把手头正经事都放下来，经商、混，很多人对现实，对未来采取一种完全放弃的态度。
    那时候，心理状态压倒一切，只能作出反映自己心理状态的作品。我画画有点像射击，作品完全针对你的心理状态，把所有能调动的技术、想象力、材料，都集中起来，那个状态非常严格、非常拘谨。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地疏解这种压力，到了1992年之后，就和当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
    信息时报：1992年，你也成为最早参与中国艺术市场的人。
    方力钧：艺术市场差不多在1992年的时候慢慢开始了。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我就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人，能够靠自己的作品过不错的生活。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也不绝望。
    90年代初，我和刘炜合作特别多，我们一起画画，一起玩。当时，我和他商量，自己的画都不卖，因为要卖会很便宜，你想卖的时候也很难卖，等到形势好的时候需要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又找不到了，会失去机会。当时非常苦，经常没有饭吃，刘炜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画小国画，卖给使馆，卖给留学生，生活得很滋润，那时候有这样的收入，喝酒，玩啊，都足够了。但刘炜硬绷着，画大件油画作品，少画小国画。
    所以，仅仅是画画赚钱，也不是多么难。但有比赚小钱更重要的念头支持着你。那时候，我们是最努力工作的人，谁都知道我们是不卖作品，其实我们也卖不动。
    信息时报：是什么让你们那么坚持努力画画？
    方力钧：各种因素都碰到一起了。一方面自己年轻，也不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我当时是一个幻想狂，觉得很多人都在努力工作。所以，压力特别大，每天都疯了一样工作，想要在两年到两年半之间，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找 个可视的东西表现出来。
    到了1992年底，机会来了，形势也好起来了，正好我和刘炜有三年的时间专心创作作品，作品保存得最完整。然后，作品公开展览，在北京、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多国巡展。

你永远是最小的，你的问题都是新问题
    从1992年起，方力钧一直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进入2000年后，他甚至参加过电影拍摄，开了自己的餐馆，然而，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自己希望能够更多自在的方式。
    信息时报：这个展览，对你个人来说，有怎样的影响？
    方力钧：对个人来说，这个展览很有意义，就像个人考古学。因为，我们经常会忘记有历史，忘记一些在你的生活中曾经很重要的人，而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空档，更容易忘记。通过这个展览，就会修补一些记忆，对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感情，还是对自己的认识。
    此外，我们开始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是艺术品市场非常好的时期。那时候，市场非常好，每个人都是大量的生产，去赚钱，不太关心艺术的发生、发展。这种浮躁对中国艺术整体的生态结构很有害，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标准。等到今年，我们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市场又下来了，大家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我们更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因为艺术有一个恒定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比市场价值稳定得多。我们希望能把这个个案做的比较充分。
    信息时报：历史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多重要？
    方力钧：我们平常会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所有的艺术都在围绕着这个功课做文章。所以我们不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做一个交代，对整个生态没有好处。
    信息时报：相对其他艺术家，你开餐馆、拍电影的经历，看上去很丰富。
    方力钧：其实一个人活着要应对很多事情，面对个人的无奈，驯养，规定和自由自在的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文明就像猴皮筋，并不因为你追求自由，你就能把它弄得多么宽，也并不因为你特别老实，就停止对你的压榨。被驯养，被工厂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作为个体，你觉得很惨，有时候不甘心，你总是不想它把你绑起来，人性或生命是不可以被规定的。
    所以，你之所以做某几件事情，并不是表示这几件事情特别重要，而是说，你比不做好一点的是你还有做这几件事情的自由。
    信息时报：也就是说，你也感受到了这种束缚？
    方力钧：当然了，这种力量永远不会停止，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官位、钱财而不存在。有时候，恰恰是，你得到的越多，它对你的束缚越大。
    信息时报：你现在的作品能够怎样呈现你的状态？
    方力钧：现在的作品更像是写日记，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角度，多说几句。比较松散，不再从某个角度固定地讨论一个问题。但整体的状态，就是不想自己多几道人为的约束。
    信息时报：你如何看待自己生活中的问题。
    方力钧：其实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人遇到痛苦、麻烦、问题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自己死掉，那么问题就不存在，但大家都不肯这样做。如果这些问题一定要伴随生命，那我们就要拿出一种态度，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它？
    问题有时候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高高兴兴地又掉到一个陷阱里，这些发现，也都是一种乐趣。
    结合到工作上，比如说我画画，问题就是对作品的滋养，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大概也想不好要画什么，找不到题材。
    很多艺术家关起门来，希望创作伟大的作品，但他没有营养，没有从外界，社会吸取营养，就像一个人不喝水，只想小便，你怎么小便呢？生活本身就像喝水一样，没有这些问题，你就没有营养了。
    信息时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追求？
    方力钧：外国人讲追求自由，但中国人不会说自由，是自在，自在就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看武侠小说就很明显，要训练，要有一个过程，人在社会上更多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信息时报：你现在达到自由自在了吗？
    方力钧：那是一个梦想。（笑），社会太大了，人太小了，人总希望自己比世界大，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就不会被别人打败了，所以你能看清的是，人就像站在舞台上的灯光里，只能看清身边几厘米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终身要警惕的陷阱，你永远都是最小的，你遇到的问题都是新问题。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玥晗
2009年12月27日 版C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