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杂志的创办因缘（阮义忠）

    好友李媚女士曾在一篇文章中这么说我：「与阮义忠交往近二十年，总的印象有三：第一，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每一件事都要尽力做到最好，事无巨细。第二，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福的人，因为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做得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跟随他帮助他一生为他而活着的聪慧且性格好的妻子，因为他在不惑之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了一名无比虔诚的佛教徒。第三，他像是一个大孩子，保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单纯，坦露得意直言憎恶，迷醉于一切喜欢的事情，哪怕是一道美味的汤，也会令他兴奋不已得意至极。」短短几句话，将她看透我的心得尽摊眼前。我觉得，就是这三个特质使我办成了《摄影家》杂志。任何事的成败都离不了「因」与「缘」，此外，就是当事人的性格与投入工作的程度。
    当我的兴趣从绘画和文学转向摄影时，台湾的摄影环境还是非常单调的，气候低迷，活动局限在沙龙比赛的小圈子，所谓的纪实摄影，则处于沉睡状况。并不是没有摄影前辈在记录民情风俗与岁时节令，而是因为没机会发表、没场所展览，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拍了。这种情况，让七十年代才开始爱上摄影的我们，有一度还以为台湾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摄影先锋呢！
    我很幸运，因为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九七二）到黄永松先生主编的英文《ECHO杂志》（后来转型为中文《汉声》杂志）任职，而开始接触了摄影，也由于大量的田园调查工作，使我开始深入台湾乡下老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是当时台湾以摄影为插图的领导刊物，也是纪实摄影的先行者，致力于整理中国民间文化，也大量吸收国外的资讯。
    在那个年代，台湾对新闻传播的控管很严，订购任何刊物都必须获得新闻局的许可。这本杂志是用英文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刊物，因此很容易便可订到想要的任何杂志。就是在那儿，我接触到了当时最重要的世界图片刊物，如《LIFE》、《LOOK》、《National Geographic》；《TIME》、《NEWSWEEK》等自然也不在话下。其中最可贵的就是一些非常好的专业摄影杂志，如举世闻名的瑞士《CAMERA》。
    这些杂志使我的摄影教育日积月累地厚实起来，也成为促使我在日后办摄影杂志的「因」。因为我是透过杂志及刊物吸收养分的，因此深信出版品是沟通与回馈的最好管道。
    离开ECHO后，我任职于台湾电视公司，负责协助一本新刊物《家庭月刊》的诞生。整本杂志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版面由我主控，我可以自选题材，自行从事采访、摄影及撰稿。除此之外，还一手包办这些版面的编排和美术设计，再亲自到印刷厂与分色师傅沟通、制版师傅讨论、守在印刷机旁边与工人盯着一页一页的心血从平板印刷机的滚轮中碾过。
    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让我觉得是享受。别人闻起来刺鼻的油墨味道，我觉得芬芳；厂房里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也好象跟我的脉搏起共鸣。也因为如此，我经常在印刷厂一待就是三、四天。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我甘之如饴，因为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份差事，而是我的理想与生活，甚至生命。我要借着自己笔下流出的文字，手中相机捕捉到的画面，以最准确、有力的方式，透过刊物的传播，把所见所闻以及与别的生命共同激荡出的火花，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说实在的，从技术层面而言，三十岁之前的我已经有能力办一本水准非常高的文化杂志了，欠缺的只是财力。
    我在《家庭月刊》持续了六年的专栏，对台湾文化界起了一定的影响。这本杂志的母公司--台湾电视公司希望我将杂志上的专栏变成纪录片。于是，我便找了几位朋友，跨行做起电视节目来。
    在之后的五、六年间，我制作了几百集的纪录片，以「映象之旅」、「灵巧的手」等为节目名称，收视率非常高。然而，我基本上是不喜欢作电视节目的，因为所观察到的一切，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必须立刻吐出去。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沉淀省思的时间与过程。几年后，我离开电视圈，干起推广摄影文化及摄影专业产品的个体户来。不过，作电视节目的丰厚待遇使我有创业的资金，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心存感激的。
    在作电视节目的期间，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我开始写起摄影评论文章来。《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这三本在华人世界引起颇大回响的书，就是在当时极具名望及影响力的《雄狮美术》杂志上的连载集结。这本刊物原来着重于美术，对摄影并无兴趣，没料到我的专栏却大受欢迎。现在想来，那些文章会感动人的原因，应该是我并没把它当文章来写，而是将摄影艺术与人生最紧密的关系，用最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我来说，摄影就是把生命的热度、生活的价值观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作一目了然、直指核心的传达。大概就是这股「用生命拥抱摄影」的力量，让有些人觉得自己以前的摄影方向走错了，或甚至是因为看了这些文章，而想要拍照、拿起相机的。
    自行创业之后，我先是在自己家里开班授徒教暗房技术。我的暗房设备非常好，有些项目是特地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学生们想要照样设制一套设备，在台湾却买不到，因为没有人进口。当时，台湾刚好开始放松外汇管制，一般民众可以利用小额外汇购买国外产品。为了满足学生的需要，我开始做起暗房设备的进口生意来，慢慢成为几个世界知名摄影产品的台湾代理商。生意不大，却足以支持我办了一个专出摄影专业丛书的「摄影家出版社」，以及过着「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理想摄影家生活，丝毫不必理会市场的需求。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平面传播媒体因为受到电视的冲击，广告大量流失，世界上的一些非常好的刊物都办不下去了。《LIFE》、《LOOK》都成了历史名词，瑞士《CAMERA》也在傲然挺立了六十年之后，不得不引退。接着，法国便出现了一本《CAMERA  INTERNATIONAL》，迅速被认为是当时世上最好的摄影杂志。
    这本杂志的第十四期介绍了法国的「水之堡」摄影画廊（Galerie du Chateau d’Eau)，以整本专辑的版面刊载该机构的收藏以及其创办人兼总监尚‧杜杰徳（Jean Dieuzaide)组织展览的理念。我看了之后深受感动，决定尽早去造访位于法国南部土鲁斯（Toulouse)市的这个摄影圣地，亲自向这位本身也是著名摄影家的总监致意。
    当我的作品「人与土地」系列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后，我在位于巴黎近郊的「法国摄影博物馆」有了个展的机会。从台北前往参加开幕典礼后，我便去了土鲁斯，一心一意要造访《水之堡》摄影画廊。这个展览场真是有意思极了，前身是法国仅存的两座水利机构之一，建筑造型像城堡，又像灯塔。墙面是红砖，室内厚厚的玻璃地板下，清晰可见老式的机械大水车。十九世纪时，法国各地的城市为了要把城外的河水引进城里供民众使用，便兴建水车、设立渠道管理单位。像水之堡这样的建筑，在以前的法国是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的。随着城市的扩充与发展，水之堡也就被拆除了。
    在土鲁斯市的这座建筑，本来也是闲置着的市政府财产，杜杰徳先生为了推广摄影文化，说服市政府将这个废弃的场所交给他办展览，于一九七四年成立了水之堡摄影画廊。那是法国的第一个市立摄影展览场。从那时起，水之堡摄影画廊就毫无间断地展出了超过四百个展览、出版过三百多本摄影集。
    我是一九九○年九月造访这所画廊的，这又种下了我办《摄影家》杂志的另一个「因」。那时，全世界的重要摄影机构几乎都在庆贺摄影诞生一百五十年。水之堡将馆藏作品组织起来，展出数百张摄影史上各时期不同风格的摄影大师作品。就这样，我一家伙就看到了以前在书籍、杂志中所见到并曾为文介绍的所有摄影大师与新锐们的原作。那份激动与感动，我至今难忘。
    那一回的会面，也使我与杜杰徳老先生成为忘年之交。我们在电话上定的约会是半个小时，彼此相谈甚欢。握手道别时，我由衷地表露心声，说希望有一天能把水之堡丰富的馆藏引进台湾展览。
    老先生的眼睛一亮，用一种想要考考我的神情问到，你认为台湾需要怎么样的摄影展？我回答，台湾的年轻摄影爱好者现在都在追求观念的新与手法的变，忘了摄影最根本的精神所在。此时此刻，若是要让我挑选的话，我会先引进巴西摄影家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后来入籍法国)和西班牙摄影家罗德洛（Cristina Gracia Rodero)的作品。这一男一女的两位新生代摄影家，可以成为台湾摄影家学习的典范。记得老先生一连问了两次罗德洛的名字，因为他替萨尔加多办过展览，可是对刚冒出头的罗德洛却不熟。他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有时间和他一起去对面的咖啡馆坐坐吗？
    结果，本来半小时的约会，竟然变成了之后连续五天的日夜相处。他开车载着我和我的太太袁瑶瑶，行经一条又一条的乡间小路，去位于土鲁斯与西班牙边境的巴比庸（Perpignan)，参观正在那里举行的摄影节（Perpignan Photo Festival：Visa pour l’Image)。透过太太刚学不久的法文，我与他一路进行沟通，虽然在言语上有些困难，彼此却能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摄影本身就是一个不需翻译的宇宙性语言，一种「看」的直接经验。当我们提到某一张照片的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一种特定的时空氛围。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样的浪漫情怀，以及推动摄影文化的使命感。我第一次在摄影方面碰到了知音，而他也惊喜地发现我这个东方人对世界摄影有相当的了解。
    当时的巴比庸报导摄影节才是第二届，连许多法国摄影家都还不太知道有这么个活动。在那儿，杜杰德老先生帮我介绍了法国最重要的几个摄影机构负责人。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想到，这些接触都成了往后我办摄影杂志的助缘。
    因缘不可思议，菩萨好象在冥冥之中为我安排着一切。回到台湾几个月后，我接到文化官员的电话，焦急地问我，有没有办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筹划并实现一个大型的国际性摄影活动。后来我才晓得，他们本来筹划的一个国际工艺大展触礁，那笔为数不小的预算必须在期限内用掉。我当时就想，这并不困难，只要把水之堡的馆藏品借过来就成了，不必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分别联系、邀请全球的的优秀摄影家来展览。何况，这些作品不仅具备广大的国际性范围，内容也集摄影史各流派之大成，包含了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大家们的作品。若是能促成这个展览，绝对会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对摄影界尤有助益。
    杜杰德老先生在接到我的传真后，惊讶的不得了。原来我不是说说就算了，还真的行动了，而且还那么快。于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水之堡馆藏于一九九二年春天于台湾省立美术馆盛大展出。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ICP)、英国的维多利雅‧亚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摄影部以及法国文化部的摄影官员都应邀前来共襄盛举。
    在筹备这个活动的同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么好的一个摄影展，台湾的媒体实在是应该好好地、郑重地报导。可是，那时台湾摄影刊物的水平真是不提也罢，其他媒体也不可能提供较多的篇幅报导摄影活动。我又想到，自己不是一直梦想着能办一本摄影杂志吗？不如干脆趁此时跨出第一步！念头一起，我就停不下来了。从那时候开始的十数年间，我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工作范围从摄影创作转变为替其他摄影家服务的杂志编辑与制作，足迹也从台湾小岛踏上了世界其他的许多地方。
    《摄影家》的第一期，我决定以一半篇幅介绍水之堡的典藏品。可是，剩下的篇幅该装些什么呢？既然水之堡的馆藏是世界摄影经典的回顾，那么摄影未来方向--数位摄影的报导，也该来一篇吧！在此之前，我的摄影家出版社发行过中文版的法国著名摄影家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 所写的《摄影大师对话录》（entre vue) ，知道他把数十年黑白报导摄影的热情，转移到了被当时严肃摄影家认为离经叛道、不屑一顾的彩色数位影像制作。
    接着，如果能关照一下大陆地区以及台湾新一代的摄影家，整期杂志的结构，就是放诸于世界，也应该是第一流的水准了。透过李媚，我认识了吕楠。他的「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在华文刊物的首度披露，就交给了《摄影家》。为此，我专程到深圳与他会面，将他的底片带回台湾亲自放大。台湾方面就比较好办了，只要在我的学生之中找一位创作认真、风格也比较成熟的就可以了。于是，第一期的内容也包括了吴志华的作品。
    材料齐全，再来就是展现内容的具体形式了。要办就办外国人也读得懂的刊物，干脆中英文对照。印刷方面，当然应该尽量接近原作，甚至比原作的品质还要好。纸张必须用最好、最适宜的日本进口纸，印刷厂也非当时台湾最好的沉氏印刷厂莫属。总而言之，我所能想得到的，世界第一流刊物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不顾一切地尽量达到那个标准。至于资金来源，我心一横，决定办到储蓄花光的那一天为止，必要时房子也可以卖掉。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我还真是胆大包天。第一期的内容实在是不错，但是第二期要登些什么还八字没一撇。印刷厂刚把杂志装订好，袁瑶瑶就抱着十本杂志到巴黎去邀稿了。透过法兰克‧霍瓦的帮助，她见到了包括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克莱因（William Klein)、布巴（Edward Boubat)、史耶夫（Jean Luc Sieff)等多位大师。大家看到这本杂志都喜欢极了，诧异在台湾也能办出这么有水准的刊物，知道我们独立办杂志，全都愿意免费供稿。要是没有这些可爱摄影家的慷慨相助，我们也办不了这样的杂志。就是有十八般武艺、再高的能耐，也没有财力支付有些高达数百元美金一张的照片稿费啊！
    我要求自己，一定要让每一位作品出现在《摄影家》杂志上的人，一打开杂志，就会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的作品在《摄影家》受到最大的尊重。我用心了解他们的作品：那张开始，那张结束，那张跨页，那两张应该左右并列。一直一横，或是两横两直，或是横先直后，任何该考虑的影像之间的关系，我都钜细靡遗的想透了。我无以回报，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只能拼了命地做好我可以办得到的一切。我觉得，自己若是有什么长处，都毫无保留地在这本杂志上使出来了。
    即使是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在彻底发挥自己的潜能时，那股力量还是会很大，不但可以感动别人，还有可能改变很多不算小的事。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蝴蝶效应」吧！《摄影家》杂志开办后，就像是一个发光体或是磁铁，把志同道合、具人道精神的世界各地摄影家吸引过来。世界各地都有人投稿来，我们想要策划任何主题，也几乎都能办到；遇到再大的困难，最后也能迎刃而解。很多人以为在《摄影家》杂志的背后有财团支持，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有我太太和我，加上三、四位工作人员。当然，最重要的助力，就是我们的编辑顾问：法国的尚‧杜杰德、法兰克‧霍瓦、迪扬‧沙南（Djan Seylan)，英国的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瑞士的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以及大陆的李媚。
    杂志绝对不是一项个人创作，必须要集合众人的智慧，再加上各方面的助缘。好「因」加上好「缘」，就会产生好的「果」。关键是，在正确的时候作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好。一件再好的事，太早做或太晚做都不容易成功。当然，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知道时候正不正确，只是凭着一股热忱和对原则的坚持、品质的追求。除此之外，就是真心想要替好摄影家服务的心意吧；尤其是那些被低估的、被遗忘的摄影家特别让我想介绍。人间充满了锦上添花的事，总有人该在雪中送送炭吧！
    基于这个理念，我们促成了一些别人不肯做、或是做不到的事。我们是最早把中国摄影家推向国际舞台的摄影杂志之一，比如说，第十期的《中国专辑》（一九九三年十月号）、第四十一期的《中国新摄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以及其他零星在各期出现的中国摄影家。现在他们多半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我们也在老友、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帮助之下，挖掘了一位在抗日战争时（第十七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前线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替中国摄影史某部份的空白作了一些填补。
    我们曾经以专辑形式，全面整理了一些摄影表现在国际上比较被忽略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立陶宛、捷克、匈牙利、荷兰、奥地利、印度等等。还有，让人出乎意料地向另外一本好杂志致敬。瑞士已办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杂志《DU》（第十五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因而回过头来重新整理本身在摄影方面所做过的努力，将作品组织成一个巡回世界、大受欢迎的摄影展。此外，发掘并整理柬埔寨暴政时期的死囚肖像（第十九期《面对死亡》，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两位美国新闻记者，也在之后顺势得到了于世界重要机构展览及出书的机会。有时看到一个难得的主题，我们也会将整本专辑提供给一位摄影家，作个单一主题的披露，如：史帝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人性的凝视」、吕楠的「中国的天主教」、刘铮的「国人」等等。
    那一期期不是专号的杂志，则是我身为主编的工作偏爱，因为我可以像一位厨师享受调配食材的乐趣那样，把来自不同国家的佳肴，组成一桌盛宴。
    杂志办了十年多、六十二期，用的是我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以及工作的全部、生活的全部、感情的全部、理想的全部。本来我期许自己办一百期，却没有做到。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可惜。杂志没有继续办下去，亏损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在财力方面一直不轻松。主要的原因是，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发生了一个百年来最大的地震，夺去了很多生命，却也撼醒了不少人对社会群体的关心，我就是其中之一。也许是缘分到了，我在主动跑去记录慈济的「希望工程」时（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灾区援建了五十所学校），知道了台湾有一大群好人天天在无私地付出，而且在付出的同时还会感恩，因为对象以自身的苦难示现「世事无常」，帮助人们了解自己有多么幸福。对艺术家来说，付出心力就是留下作品；对慈济的志工而言，所有的付出却是要让他人生活得更好。我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从往昔只求个人成就被肯定，转而乐于以自己的专业来报导这群善良人的事迹。在皈依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成为佛教徒之后，我渐渐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在这个慈善团体的工作上。
    同一时期，摄影界也形成了一个对我而言是相当无奈的现象。整个世界的摄影生态正在改变，许多拍照的人渐渐希望跟流行的观念艺术靠拢，影像对他们而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越来越多人不尊重拍摄对象，拍到的画面不再是有生命的个体，而是仅供利用的工具。这种情况使我觉得，接下来，《摄影家》可能不容易介绍到像过去那样令人感动的好主题了。
    什么事情都有阶段性，每个人都有该交棒的时候。身为一位曾经备受支持、鼓励与赞美的摄影杂志主编，我衷心希望有一本比《摄影家》更好的杂志会出现。不管是在世界那个角落办的有理想的好杂志，我都愿意像当年杜杰德启发我，编辑顾问们支持我那样，在时间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给与协助。文化与艺术的可贵之处，就是传承好基因，让每一代的优良品质累积成为下一代厚实的起步基础。
    接触摄影三十七年来，我在自己的摄影创作上一直努力不懈，在为其他摄影家服务的工作上也花了极大的心力。现在，广东美术馆将摄影家杂志的三本专号：中国新摄影、中国摄影、方大曾专辑的内容精选展出，实在是意义深长，也让我十分开心。这件事同时也应证了佛家所谓的「因缘果报」。「因」就像种子，「缘」就像阳光、空气、水。好「因」加上好「缘」，自然就产生好「果」。


文：阮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