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心灵的凝视(尚‧杜杰德)
录入时间: 2009-07-14
我一直相信,秉性佳的人生来就被赋予使命;纵使他们不曾意识到这项使命,所做所为却好到将自己与使命牢牢地结合了。凡付出,必有收获。
这奥秘激起的浪潮将具有同样修养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重组、聚合;强大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转变成理想。但这召唤,唉,听到或是留意到的人,是多么少啊!人们的自私,愚蠢地阻碍了自己张开眼睛与耳朵。
啊,我明白了,我又再一次地被归纳到乌托邦、梦想者的国度里去了!然而,你要如何解释,从世界的另一头,确切地说是从台湾,一个身体与灵魂都奉献给摄影的人,会在一九九○年九月的某一天,仿佛被绳索牵引般地,与他的得力帮手与妻子袁瑶瑶,一块儿来到了「水之堡」?
那一年,阮义忠刚满四十岁,是个彻头彻尾的摄影家,想要进一步了解西方摄影世界。对于曾担任文学杂志编辑、制作电视节目,在艺术大学任教、编辑摄影丛书、一九九二年创办世上最迷人的杂志之一《摄影家》杂志、一九九四年创办《影像杂志》以鼓励台湾摄影人士更认真对待摄影的这个人而言,「水之堡」是他瞄准的一个目标。
对于拥有如此活力、忠诚与热情,秉持着信心、能力、智慧、品味、效率和专业知识勇往直前的人,旁观者只能惊讶又恭敬地表示服气。而我自己则是不得不说,在摄影世界里,我从来也没遇到过这样热切渴望于展现影像一切深度与力量的人。
身为一个朴实劳工家庭的十个孩子之一、渴切丰富自我生命的他,小的时候就对绘画、文学、哲学和艺术产生了兴趣。而一切都证明,这些正是理解摄影的基本元素。昂利‧卡蒂-布列松曾经告诉我,日本人将“摄影”译为“以光作画”。我们也可以回溯到这个字的希腊辞源:一种潜力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东西。我们才刚起头呢!
阮义忠,这位曾撰写数本具哲学深度的摄影书籍的作家,以摄影在家庭中制造了壮丽的变动。他在《人与土地》摄影集中致敬的父母,曾被青年时期的他认为是在过着一种“耻辱的生活”。这是他的话。曾因必须在田里工作而觉得很不幸的他,在浪子回头后作了感人的表白:
「我的思想受到当代的文化潮流存在主义、法国新小说、欧美观念艺术、前卫敲打乐曲的影响……而这些是丝毫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和泥土味的。
我认为要现代就必须反叛传统。这些新小说里的人物和新剧本里的角色,一个个都是鄙视过去、敌视社会,对别人漠不关心,只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的兴趣……照相机令我质问自己: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对你没有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着相机在大街小巷乱幌……并不是我对观景窗中看到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透过相机,我又看到了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怨恨。我无法在自己怨恨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创作题材、发现要肯定的意义。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那怨忿的纠结。
或许,那时的我是那么虚弱、没有信心,所以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不会排斥我的人--那些看起来就能感觉到和蔼可亲的脸孔。或许,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慢慢的,我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的善良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活着。他们大多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乡下人,一切教育来自劳动,来自土地。
我就是这么一天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带给我温暖与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恶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我的相机还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只表达出令我重生的劳动者的高贵情操,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沈默与宽容的土地。」
尽管文化不同,西方与东方得以聚首。摄影借着深邃的映像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疆界,只有人。
阮义忠在“决定性时刻”,在心灵思考与快门的轻启之间捕捉影像;而且我胆敢宣称,有时仿佛约瑟夫.寇德卡。他的构图永远严谨;无论是活力十足的,或是影像之中两个部位所引发的双重趣味,一个回应着另一个;一个儿童的笑脸、一位长者的睿智、一位母亲或父亲的爱,牵动人心的喜乐或悲哀。
对义忠而言,依照自己内心呼唤,尽力而为所得到的宁静,是一种有信仰的幸福。这幸福来自于他对生命力量的坚信。他用爱告诉我们:「这就是我的故乡」,而有了摄影,「我就自在安祥。」
文:尚‧杜杰德(1921-2003)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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