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潘鹤,狂天才——讲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潘鹤《信息时报》
录入时间: 2009-03-16
2月28日,广东美术馆·深联美术馆举办潘鹤的《美·思想与心灵》艺术展,借着展览,我们看到了潘鹤一生大大小小的名作,也在牛年,走到这位做了深圳开荒牛的老“牛”潘鹤身边,84岁的他,犹如顽童般地讲述自己一生的传奇经历。
这些不为人知的潘鹤故事,不仅让听者哈哈大笑,了解了上世纪一段不可思议的艺术家遭遇,一段荒唐史,更希望读者重新认识潘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式天才艺术家。
潘鹤自述
●说起来很怪的,小小年纪,爱情诞生艺术,灾难激发艺术
说来话长,我是1938年开始画水彩。当时广州被日本人轰炸,我一家人避难到香港,住在我姨妈家里,姨妈是银行家,有钱人。我经常画画给我表妹看。当时我14岁,她13岁,两人就是文艺朋友啦。我表妹在香港长大,英文很好,中文不行,喜欢唱歌。她很喜欢我的画,老是赞我的画,学校要她们画画,她就请我帮她忙,画出来学校表扬她,她高兴得不得了。我慢慢就对艺术产生了爱好,走上了这条路。
说起来很怪的,小小年纪,爱情诞生艺术,灾难激发了我的艺术。讲太多就不好意思了,现在有老婆还讲表妹,哈哈。
我什么东西都没学过,那个年代很难学东西,兵荒马乱。你们这代人和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你们没经历过灾难,我们这代人就是在灾难中成长的,中国一百年来最风平浪静的就是这三十年。我出生在1925年,那时孙中山刚死,全国各地的军阀争做孙中山接班人,大家都不服气,整天没完没了打仗。没多久,日本又开始轰炸,日本人占领广州之后,我们就开始走难了,整个形势的背景是灾难重重。
我那时十来岁,没完没了的走难,所以我们这代人没法读书,一轰炸学校就停办了,一走难就没书读了。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离开香港,我们一家人又走难了,回到佛山。当时佛山是农村,基本上没有年轻人,日本人抓壮丁都抓走了。我爸爸不给我出去,我当时虽然年龄小,但长的很高大,爸爸怕抓壮丁把我抓走了。
当时,我不能读书,不能离开家,也没有朋友,画画又不能到外面画。我不喜欢画静物,摆个苹果没多大意思,我就喜欢写生,在家里画怎么画呢?没有感情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整天写日记,画画就画我表妹。我的日记写的很滑稽,坦荡荡的,写出来别人看了都笑我。我写到我整天画我表妹,但光画不够味道,因为不能拥抱她,我想把她变成立体的就能拥抱了,所以想到用泥巴做表妹。但当时也找不到泥巴,整个石湾都荒废了,走难走完了,用补天窗的桐油灰只能做很小的雕塑。后来,我发现很多拜山的土地神位是泥巴做的,我把“土地”弄回去,用水打打,就找到泥巴了。
当时我的日记写的很好,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朋友,也不怕人笑,看到什么都写下去,我写到用泥巴做出表妹之后,高兴的不得了,结果亲她一下,搞得嘴巴上都是泥巴。哈哈。
这样诞生艺术,你说怪不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如果没有离别就不会诞生我的雕塑,如果没有灾难我也不会搞起雕塑。
●艺术不是一种学问,艺术不能学的,蠢材应该学,不学不是人才,天才不能再学,一学是庸才。
可以说,搞雕塑之前,我就画水彩,后来又搞雕塑、又画水彩、油画、国画,但当时找不到老师。我们的年代兵荒马乱的,油画家都走光了,全国都没有一两个搞雕塑的人,只有几个国画家。我不但是自学,其实我现在都不明白,那时我连见都没见过雕塑。没有石膏像,没有粉笔,因为没有石膏粉,不可能有人翻石膏像,外面的马路上也没有大雕塑,只有一两件是外国人做的。
后来爸爸有很多朋友,说你孩子这么厉害,十三四岁就会做雕塑了,让我去给他们做雕像。我在日记里写着,说我很狂妄,不肯去。爸爸就骂我,说我自高自大。越骂我越厉害,我就自高自大。哈哈。
我一直没学过艺术,我看不起老师。爸爸让我找老师,我在日记里写的很清楚,我说谁能做我老师,除非让米开朗琪罗复生,他可以做我老师,骄傲的不得了。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但有很多旧书。那时候很多人走难,一些穷人就到他们家里偷东西,把他们家里的书偷出来,用浆糊做成很多的纸袋,卖给市场,市场就用这些纸袋包东西。你会发现很多画在里面,很多印刷品,比如广东画报、东方日报、小说日报都有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我从那里才知道有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贝多芬。
那时候对中国不感兴趣的,狂妄的不得了,中国只崇拜一个李白,其他不崇拜的,现实主义的不喜欢。在旧书摊上看到徐悲鸿之后,我还在日记里写到,徐悲鸿的素描还可以,油画太糟糕了。哈哈。现在都没有那时候狂妄。
后来我又喜欢画油画,大多数画人像。那时候,我没办法买到东西,什么都是自己发明,到现在石膏自己发明,木炭自己发明,纸也是自己发明。没有木炭自己做,慢慢研究,把树枝放到牛奶罐里,封起来,煮饭的时候放在火炉里,烤成木炭。画油画没有布,怎么办呢,找麻包袋,用木匠用的工具,慢慢磨平它,然后就可以用了。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自学,但哪里是自学,只是没有老师。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天天看展览,天天看雕塑,都是学习机会。
艺术不是一种学问,是天性的流露。虽然今天身为教授,但我认为,艺术不能学,蠢材应该学,不学不是人才,天才不能再学,一学是庸才。科学是学问,艺术是感觉,是天性,有话要说自然找到画,有感情要发泄自然要找到办法发泄。艺术就是感情的发泄,自然找到方法的,不用学也能找到。现在80多岁了,我都不能理解,我都没有读过书,不晓得我的智商怎么来的。
●我发现我是皮球,你不打他他漏气,你打它,它跳的越高,越打越跳。
解放后冲击最厉害的就是我了,我爸爸是律师、法官,我是公子哥一个,浪漫青年,一点都没有工农气质,我虽然投奔革命,但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历史出问题,一些性格出问题,立场观点,世界观,价值观都格格不入。
当时,我的才华很快被领导看重,吸收在美协,还给我一些特别待遇,2l,22岁就给我十来块工资。整个五十年代都是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审查考验我,每次运动一定派我去。那些年,我经过36次政治运动,小的就批判,自我检查,大的就过千人批判我,我这个人看惯了,见多就不怪。我同辈人一碰了钉子,自杀了,漏气了,心灰意冷了,对事业没兴趣了。我不是,我越来越有兴趣,倒下来站起来更过瘾,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现我是皮球,你不打他他漏气,你打它,它跳的越高,越打越跳。
当然,我心里还是很骄傲,骄傲得不得了,斗争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被关在牛栏里,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他们都关在牛栏里,人人都哭哭啼啼,悲哀的不得了,我一点都不痛苦,有点阿Q精神。我想,我才39岁就是权威了(反对学术权威),很光荣。
而且,我发现住在牛栏里的都是学术很有成就的人,蠢材在外面,他们没有资格进牛栏,有才华的都关在里面。我那时对人说,牛栏牛栏,他们看我们是牛,关在笼里面,我看他们何尝不是在笼里面。
那时我经常说,每个东西都有白的有黑的。别老看黑的那面,翻过来看嘛,翻过来看就是白的,黑的尽头就是白。四季都有春夏秋冬,什么事情都在不断循环,我们在黑暗时代忍辱负重,过了冬天就是春天,希望会来的。
●整个五十年代,我就这二十天搞创作。
我画的东西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画,一些是抗日时期的,一些是1945年的,还有一些就是解放后的水彩画。当时画画是不务正业,除非你是干部,负责文艺宣传的,一般人都不给你画。为艺术而艺术是受批评的,我虽然是文艺干部,也不能随便画。你看我做了《艰苦岁月》,是因为中央点我名,专门让我做,给了我20天的时间做创作。整个五十年代,我就这二十天搞创作。
198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不逢时,千载难逢。我们经历的这些年,从一个人的命运,老百姓的命运来说生不逢时,灾难重重,从艺术家来说是千载难逢。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能经历这么多的见闻,有那么多的切身体会,虽然是几十年,但过千年的灾难都集中在这半个世纪出现,在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现在那些学生和画家老说,需要创作条件,我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条件呢?痛苦、阻力才是条件,顺利、一帆风顺不是艺术家的条件,暴风骤雨才是艺术家的条件。艺术家和别的行业不一样。
●我发现我脾气很奇怪的,要打我才反抗的,你不打我就不反抗。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早就做了城市雕塑,解放前就做了三米高的毛泽东像,放在文化公园那边。文革后,城市雕塑没有成为普遍现象。那时候老是要做小东西,要搞民间雕塑,搞得没出路。我们全国美术学院都要培养三雕:玉雕,牙雕,木雕,其他雕塑没出路,我个人感觉不对劲,民间工艺是讨好有钱人的口味,是出口赚外汇的,越复古越崇洋。
当时,我做雕塑系的系主任,觉得很痛苦,雕塑家根本没出路,还要培养学生。当时没有人考雕塑系,最后只能别的系不要的人都给我,我身为教授能有什么感受?毕业没分配,雕塑没市场。我们的学生去石湾,去工厂别人都不要。真的去了,也不能搞创作,做些不三不四的杂活,很惨的,我都无能为力。怎么对得起年轻一代呢,养我们几个老师都养不起,怎么培养学生呢。
我不能不厚着脸皮,把心一横,厚着脸皮找领导,找第一把手,说服他们,上蹿下跳,大写文章。我记得我写了“雕塑要走向室外”,很多人打电话来批评我,都说,潘鹤,你太异想天开了,你还讲这些话,连做民间雕塑都没经费了,国家哪有经费给你做大雕塑,做小点,还希望能有点市场,大了哪里行呢,说我不近人情,还笑我没见过市面。
我发现我脾气很奇怪的,要打我才反抗的,你不打我就不反抗。哈哈。别人说欺善怕恶,我的性格是欺恶怕善,就像打乒乓球,你抽过来,我打过去,如果你不会抽,我也打的不过瘾。你越善良,我就不好意思,你越凶恶,我就越凶恶。童年就养成这种性格,跟屈原一样。我开玩笑说屈原不行,应该学的圆滑一点,我不要自杀,我要圆滑对付你。
●就算居民走光了,也是罗马,如果把雕塑都搬走了,就不是罗马了。
国内第一批开放出国,我就出国考察了。从罗马参观回来,我写了很多文章,我去那里是看雕塑,不是看人民,罗马从封建时代到民主时代,都保留雕塑。就算居民走光了,也是罗马,如果把雕塑都搬走了,就不是罗马。雕塑的历史价值很大的,我希望雕塑真正对中国起作用,我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雕塑做了。我跟刘开渠说了这些,他说这个好,动员全国推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城市雕塑慢慢从广东蔓延到了全国。
就像“珠海渔女”,先有雕塑后有传奇。当时那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塑了以后就变成浪漫的地方,一条情侣路从几十米的小路变成几十公里。这条路恰好是当年我偷渡去见我表妹的路,今天变成了我们的纪念路。
但是现在,我发现糟糕了,我变成历史罪人了。当年我们为什么把雕塑从室内到室外,就是希望不仅美化城市,还美化市民的灵魂,美化人的思想;人格,但是现在的艺术家都不是这样的,把艺术变成求名求利的工具,搞得莫名其妙,别人看不懂的才是艺术,看懂的就不是艺术了,完全抛弃艺术感染人的作用,乱七八糟,要不看不懂,要不就是低档次,像讲粗口,莫名其妙。
●娱乐像放烟花一样,流星,一闪而过。雕塑不是,是恒星
我平常没有什么爱好,工作就是爱好,没人打扰我,我就工作,到现在也是,一点也闲不下来,去年还做了十来件雕塑,现在环境挺舒服的,很多人都来找我做雕塑,但我真正做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这三十年,别人找我做的有九百多件,我做了一百多个。一般来说,这个雕塑我有兴趣才接,如果没有借题发挥、“走私”的空间,我不接的。我的作品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借题发挥,包括“珠海渔女”、鲁迅像等作品。
比如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我怎么表态呢?北京博物馆要我做鲁迅像,我就刚好借鲁迅表达了我对文革的态度,把眼睛放低,不屑一顾,我睬你都傻,小丑想把我拉倒?算了吧!我的心态就摆在那里,鲁迅太给小人物面子了,横眉冷对?
雕塑和娱乐是两回事,娱乐是短时间的开心、鼓掌,但从来没见过好雕塑鼓掌的。米开朗基罗,没人拍手叫好。娱乐像放烟花一样,流星,一闪而过。雕塑不是,是恒星。不像绿豆晚上播种,早上就可以吃豆芽。我们就像种松树、柏树,上千年的,起码要100年才长得起来。所以艺术家定位很重要,可以定娱乐界的位,也可以定雕塑界的位,可以定豆芽的位,也可以定松树的位,不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艺术看什么风格?主要是看人格。争论什么风格问题,莫名其妙。艺术是人格表达,就像爱情,有感情自然有表示,不一定要什么话,用什么手段、动作。
认识“真”潘鹤
除了在潘鹤雕塑园里看过雕塑,真正第一次好好观看潘鹤作品,还是在这次他在广东美术馆·深联美术馆举办《美·思想与心灵--潘鹤艺术展》。此外,对潘鹤的了解也不多。从深圳和珠海的城市雕塑,知道他创作了成为城市景点的“开荒牛”和“珠海渔女”,从美术史,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创并倡导了中国城市雕塑。从广州美院的朋友那里,知道他是德高望重的教授,老艺术家。
那天,我和几个媒体同行略早到了展馆,趁人不是太多,慢慢仔细看了潘鹤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作品,边看边暗自惊讶,原来早年潘鹤还画过油画,还画了数量众多的小水彩。那些水彩很有意思,篇幅很小,灵气动人,一部分是岭南风貌,显现了当时淳朴的乡村风情,一部分则是潘鹤在上世纪70年代画下的国外风景,用色大胆,表现力惊人,丝毫不逊色国外那些著名大师。
我们几个记者边看边惊讶,忍不住猜测,潘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他画的这么小?在这些水彩画后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疑问,直到之后的一个早晨,和潘鹤一起聊天--明白。原来潘鹤最早就是画水彩,原来他从来没有学过任何艺术知识或手法,所有的艺术起因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公子哥”在战乱逃难的无聊时光,给自己喜欢的表妹画水彩,后来和表妹分离,又因思念,他开始做表妹的立体人像,从此踏上雕塑之路。
而我们看到的小水彩,大部分都是潘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偷偷画的,在环境不允许的条件下,潘鹤发明了一种可以藏在香烟盒子里的水彩画,他将纸张放在香烟盒子里,藏进上衣口袋,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偷偷画下来,而这些风景,在多年的社会变迁后,竟然成为当时地理风貌的最好见证。
类似的小故事一再从潘鹤的口中传出,让我惊叹,在谈笑中,我发现,原来将今天很多对艺术家和作品的描述放在潘鹤身上,都不恰当。潘鹤的成就无需意义或市场价值来评定。作为一个没上过学,自己自学的天才艺术家,他的一生显现了一个中国伟大艺术家所能达到的多情、狂放、豁达和天真,所谓真艺术,也是人的艺术。而我之前,从报刊、他人口中所了解的潘鹤,却是一个被社会意覆盖、失去“真实”的人。
采访过后的好些天,我常常向身边朋友讲述潘鹤的话,沉浸在对潘鹤的惊奇和兴奋中。有时,我想,当我们提到国外大师,往往会被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个性吸引,但提到国内老艺术家,却不容易了解他们的真实个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传奇故事和真性情若不为今天的年轻人所知,也是一种遗憾。
张玥晗
2009年3月15日C13版--C15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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