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禧现象(钱绍武)
录入时间: 2009-03-06
大禧早已全国知名,用不着我再来锦上添花,大禧的成功经验也很多,我在这里仅想谈其中的一条。我称之为“唐大禧现象”。我们知道在各种社会里,一个艺术家总处于某种矛盾的情况之中,就是社会的需要和艺术家之间的某种不协调,南唐的大画家李唐有一首诗:“雨里烟村雪里滩,看似容易画却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这里的“时人”也就是普遍的社会需要和李唐产生了矛盾,弄得李唐大发牢骚。齐白石也遇到了类似的矛盾,他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要在似与不似之间”。他没有发牢骚,因为他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他的画雅俗共赏,既不堕艺术家的身份,也发了一点小财。前些日子,我们不少的画家觉得国内太落后,太受约束,想尽办法到国外去,寻找艺术的自由天地。
我在今年年初,由于机缘凑合,竟也到欧洲去“自由”了一小会儿。因为非公务出国,所以接触了一群年青人,他们都很自由。但我略作了解之后却发现他们这自由也颇为有限,他们都在发愁画卖不出去。如果他们完全以卖画为生,那可就相当不自由了。由此可见,这里也同样存在社会需求和他们自由作画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只是凭一种信念:“将来总有人会理解的。”好在他们也各有专职,并不以此谋生,那么从容等待,倒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矛盾却并未解决,他们并没有找到“合理的结合点”。但是这次我在比利时竟找到了一位画家,他和社会毫无矛盾,而且相得益彰,那就是鲁本斯,只有他又当大画家,又是大富豪,又是大官僚,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都很一致,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胖女人抱着,活得高兴,画得痛快。问题在于这种好到颠毫的“结合点”是十分稀有的,没法推广。直到抵达意大利才找到了另一种典型,一种在万分无奈的逆境中还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的好例。我找到了米开郎基罗,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被迫要为敌人教皇服务,他就做了一批奴隶,一批巨人似的奴隶。这是他找到的“结合点”,从教皇看来,他雕了一批为自己服务的奴隶,当然没有问题,但米开郎基罗在这些奴隶身上体现了自己的悲伤、愤慨、不屈和反抗。他既符合了当时社会的要求,也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找到这种“合理的结合点”。这并不是迁就和屈从,相反这是艺术家的智慧,这是艺术家的本领!这是一个成熟了的艺术家的标帜!这种智慧和本领我以为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艺术家都是需要的,而在我们中国最好范例,就是唐大禧。他善于在多变的政治气候中找到“合理的结合点”,既为当时的社会所允许,所需要,又不违背艺术家的良心和艺术尺度,总能十分出色地进行艺术创作。因此,我称之为“唐大禧现象”。
1964年,唐大禧创作了《欧阳海》,表现的内涵是一种为别人、为人民奋不顾身的精神。构图塑造都经得起推敲,就到现在来看,也是件较好的艺术品。应该说,他抓到了“合理的结合点”。时隔十年,大禧创作了《群山欢笑》,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这本来也是比较狭窄的政策,大禧却看到青年人的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健康乐观的本质,艺术上处理得极有个性,生动活泼,很有感染力。就在现在来看,也是件好作品,他又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1977年,他又创作了《海的女儿》,真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但又充分表现了女性的优美。直到现在来看,依然是件好作品,他又一次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最近我到香港出席林鸣岗先生的“巴黎画展”,看到了大禧创作的刘作筹先生大型铜像。刘先生我不太清楚,看那架势,大概是位有成就的人士,从他的收藏来看,那是一位极有眼光,极有修养的中国文化人。大禧这像,着重刻画了他的沉稳厚道、涵养极深的文化气质,我以为是一件好作品,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这件作品将放射持久的光芒。后来和大禧谈起刘先生来,才知道他是位长期在金融界工作的高级职员,从新加坡回香港定居,热爱祖国文化,痛心于珍贵的文物不断外流,就下决心竭尽自己全部积蓄为祖国保存了大批精品。在晚年,他决定不留给自己的家人,却全部捐献给国家,香港舆论品评刘先生的一生,只用了八个大字“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大禧正抓住了这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充分体现了一种博大而含蓄,随和而坚决的气度。大禧就是这样地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
由此可见,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环境,哪条政策,作为艺术家就是善于找到“合理的结合点”。这是艺术家的天职,这是艺术家的智慧和本领。我们应该学习这“学问”,主动地,自觉地去解决这个矛盾而不是被动地发发牢骚,怨天恨地而无所作为,我们应该向学生介绍这些经验,特别是雕塑这门艺术,它不像绘画等,可以自己待价而沽。雕塑从根本上就属于“公众艺术”的范畴(至少大部分作品如此)。它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和公众分不开。我这样说,是否在号召投机取巧呢?当然不是。我认为:有意识地、主动地,在特定的环境气候中找到“合理的结合点”,这和“投其所好”、“拍马屁”是完全不同的。不同就在于我提出的是“合理的结合点”,这“合理”二字就要求我们首先是有原则的,而不是“墙头草”。这原则就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人民始终要血肉相连,歌哭与共。这正是我想提出“唐大禧现象”的原因,我们都应该向大禧学习。当然,我想大家必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禧总能把握住这个“结合点”?为什么他总是抓得这么准确、这么“恰如其分”?结论其实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大禧的智慧,他具有一种洞察本质的智慧,他能透过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人性”的美。我相信这才是使他突破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局限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大禧的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早在1979年他就创作了《猛士》,全裸的女人跨着骏马,弯弓发射,所向披靡。他以这个作品直捣封建思想的根本,令人看了豪气顿生。接着他又创作了一批更具时代性的作品,其中《启明》向新时代寄予着希望和信念,而《新的空间》和《创造太阳》则在雕塑语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看到不少新派艺术家正在进行超前的探索,但很多新观念,新招法并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理解。而此时的唐大禧,却在新时代中再次寻找新的“合理结合点”。他的新,新得让人能接受,新得美,新得舒服。更可贵的是,他没有“老化”,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就,他不断在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我相信他一定能不断找到新的“合理结合点”。这使他的艺术生命常青,使他能获得最广大的观众和极普遍的赞美。
钱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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