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走向超验：读喻红2000-2008年的作品(姚玳玫)

一、“目击成长”：个人名义下的经验式叙述
    喻红的创作在近10年来中国美术界一直独树一帜。2002年在北京、深圳展出的《目击成长》，呈示了她在个人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契合点，一种表达途径。她将个人主义的经验叙述嵌进时代历史的大叙述中--自画像式的系列油画与典型的历史图片并置、拼接，形成互文关系。自我生命如大千世界里的一片树叶、一滴水，每一细微的律动，都与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在这种“并置”的结构关系中，画中的“我”与图片中的外部世界既互为依存、互为诠释，又互相对照、默默对峙。“个人”从集体主义的模糊团块中剥离出来，保持着生命个体独立存在的清晰边界。以此为方式，画家展开了她“目击成长”的系列叙述。
    有研究者称喻红的《目击成长》“盘旋在《追忆似水年华》那种由细节构成的小世界里，……每一个画面都隐含着一丝沉浸于心事的叙事气氛……”这批自传式作品以画家个人成长照片为摹本，用编年体、细节化的画面，描绘“我”从1966年出生到2008年42岁的数十个生活“片段”，这些典型“片段”如一块块路碑，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个人成长的铭刻。（图1）画中与“我”相关的一切：慈祥淡定的姥姥、坚毅疑虑的父母、鸿蒙初开的妹妹、意气风发的同学……还有童车、老家乡下、北海公园、北航操场、苏联专家楼、天安门广场……构成了“我”成长的背景。所有的细节都有言外之音，这组自传式画面，确有“追忆似水年华”的笔意。但作者之意不在于对生存作流水式的“追忆”，她想要揭示的，恰恰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实际上，这段个人成长史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恰好与20世纪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相同步。1966年，喻红出生的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后10年间，政治天网恢恢，牢牢罩住中国大地，规定着每个人的思维乃至行为模式，造就出一代格式化的“个人”。个人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人的每一举止投足都刻着时代的印记，如画家自己所说：“笑的都像宣传画”，每一个手势都可能是样板戏式的造型。（图2）从叙述角度看，“目击”一词，包含某种目睹、见证重大事件的意思，画家的叙述，始终怀有要见证什么的清醒--在一个“个人”缺席的时代，见证自我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个人角度切入时代，将被镶嵌于时代之中的自我，当作时代一个鲜活的细胞来解剖，以丰富的视觉细节，呈现一段历史。（图3）这其中，“我”与时代是两条互为扭结的线索，时代囊挟着“我”，“我”却貌合神离，与时代保持某种间距感。而历史图片的加入，加强了“我”在“历史”隧道中游走的含意，两种画面蒙太奇式的拼接，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对照、比拟、诠释的效果，《目击成长》将抽象的“历史”自我经验化，变成一段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个人经历。
    依赖于视觉细节的经验化展示，《目击成长》组画有一种连环画式的叙事张力，个人成长与时代成长同步展开，环环相扣，以时间为链条，形成上下文关系。在个人成长的叙述框架中，时代历史的因果结构，也发生变异，被重行组织，带有个人色彩。而画面的表现样式--苏联式油画精确、写实的结构轮廓与扭曲、粗率的表现主义笔法相结合，又加强了这种主观化效果。这组画于1999年开始创作，其时，喻红已进入为人母的成熟阶段，（图4）“一个孩子的出生对男性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女性影响特别大，等于说对自己的成长和生活重新梳理了一遍。”“我生完孩子四五年时间基本没有画画”，那是一个重新确认自我的休眠期：“一直在想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对许多事情的关注是自觉的了。”对自我存在的自觉，确立了《目击成长》的主调，自我经验成为缠绕于时代肌体上的经纬。尤其是女儿出生、喻红成为母亲之后，个人生活更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进入自足、自为状态，母性的平凡、宁静、温情与外部世界的纷扰、躁动、苦难，默默相对。对生命底蕴的深情注视，喻红的画面充溢着一种明朗温暖的阳光。当年，戴着毛主席像章却不明世事的女孩尽情享受公园里明媚阳光的那份快乐，而今更明显地体现于女儿这一代人身上。女儿的生命正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女儿花蝴蝶似自由飞翔的生命状态，（图5）与1998年的中国特大洪水、1999年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2001年的“星条旗落下”、2002年的北京沙尘暴、2003年的“非典”、2005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等，相持并论，互相映衬，生命的存在与生命的流逝，相随相依，成为画家注目的两个侧面。
《目击成长》缠绕着经验性的细节，对此，喻红有自己的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文革成长背景，特别拒绝宏大的气势，可能小时候想当英雄太累了，所以对身边小事琐碎的事情更有兴趣。”“我觉得‘目击成长’的每一张画，选择的都是它的日常性。” 这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但坚持将日常情景置入画中，《目击成长》获得与这一时期前卫观念艺术不同的另一种美学效果，它经由生活原生态展示，突现了个体存在的感性特征，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个人成长的见证，还是时代历史的追忆，都是鲜活的具体的个人化的。细节化的画面处处流动着个人主义的自我心情沉湎和家国忧虑，关于时代历史的叙述被纳入个人叙述的具体情境中，成为个人记忆有意味的部分。
    喻红的艺术演绎以《目击成长》为起点。

二、在“天梯”上：从超越“个人”到超越“经验”
    从《目击成长》看，喻红是一位对艺术的抽象性保持警觉的画家，至少从题材和形式的处理上，呈现了这种倾向。但她又是一个对历史和时代高度敏感的人，《目击成长》中每一张历史图片的选择显示了她对典型历史瞬间捕捉的敏锐。一个从“文革”、尤其是北京的“文革”氛围中长大的艺术家，喻红不可能是纯感性的、纯个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家国情怀甚至比个人情怀更浓烈。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的某种冲突，一直缠绕在《目击成长》中。尽管她声称她的画面“拒绝宏大的气势”，对身边琐碎小事更感兴趣。实际上她所描绘的琐碎小事都事关“成长”，与“时代历史”相牵连，决非无缘无故。诚如她的访问者所指出的：“你觉得个人的东西必须放在一个大的，跟历史潮流有所说明的时候，它才变得可以拿出来说，如果说你自己单独一张照片，你把它画出来放在那儿，如果不在一个系列里，也没有整个国家历史的背景，这画的价值就会降低？”将个人成长摆在特定的历史格局中，日常琐事也变得别具意味，“成长”成为诸多事件相联结的纽带，一条让琐碎事件变得饶有意味的时间纽带。（图6）这一点，喻红自己非常明白：《目击成长》“因为有图像和照片，再加上一个时间这已经足够观念了。”这种观念的贯穿，使作品具有抽象意味，经验化的细节加上抽象的意味，是喻红自觉追求的目标，后者为她日后的从“经验”走向“超验”，奠定了基础。
    早在1998年，喻红夫妇带着四岁的女儿游览埃及的时候，古埃及的艺术，让她震撼且自省。在这种艺术面前，个人主义表达显得苍白乏力：“埃及那种文化太了不起了，它的神庙，雕塑，浮雕，壁画都非常好。我的另外一个感受是：古代埃及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一个水准，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它能够在神或王权的力量之下，以一个国家集体的力量，使艺术品处于非常高的水准。现在我们的艺术崇尚个人，可是在那儿个人太渺小了。我们现在说个人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真正过多少年，从一个更远的观点来看，好多东西都是垃圾。”很难断定那个时候喻红对个人主义表达已开始反省，但从埃及艺术那里获得的启发，与她在《目击成长》中没有走向个人化的极端应该有一定的关联。2008年创作的《天梯》，（图 7）表明她已经从个人主义的经验式表达中抽离出来，试图触及更抽象更普泛更本质的生存问题。这幅画是埃及名画《天梯·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现代仿写，天梯连接着天堂与地狱的两端，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群。每个人都在途中、在路上，通向天堂的喜悦，跌落的恐惧，面对深渊的绝望，使天梯上的人群悲喜交集，复杂难言。每个人都悬在半空中，进退两难。这是一幕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存在、此在与彼在、天堂与地狱并置、对话的景观，艺术家要追问的，显然已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背景的平整化、方块化处理，增强了形象的平面感，加上轻快、跳跃的色彩渲染，画面具有诙谐的调侃的意味。与前段《目击成长》直接指向一段个人的或时代的“历史”不同的，《天梯》具有抽象的不确定的多重含义，具有沉重与诙谐、悲剧与喜剧、现实与寓言相交织的后现代色彩，喻红显然已走出《目击成长》的表达模式。
    喻红一直在寻找合适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她的画面始终为女性个体经验所缠绕。从1990年代初期中央美院毕业时画的那一批以女性为主体形象的画作，到1999年《目击成长》以自我为形象的画作，再到2007、2008年画的“我们俩--赵波与喻红”系列、“蝉脱”系列、“青春期”系列、《春恋图》等，女性主题是贯穿喻红画面的一条显线索，而且，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具象到抽象、由经验到超验的变化过程。诚如喻红自己说：“91年那个时期我也画了很多女性生存的作品，那时候也有一定的女性视角的观察，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自觉的，只是对自身周围的成长环境或者生存环境的一种关注……那个时期生活找不到方向，无聊、漫无目的，这种状态好多人的画里都有……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对很多事情的关注才是自觉的。”以成为“母亲”为界，90年代下半叶起，喻红的女性表达进入自觉时期，女性自我作为独立的个体，与外部世界默默对视，互相感应。女性生命的每一轻微颤动，都被尽情展现。《目击成长》以“母女”形象勾画了特定历史时期女性成长的谱系。一个出生于1966年的女性，连笑容、手势、走路姿态都像李铁梅、像女民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这个时期的女性为时代所规训，作为齿轮、锣丝钉，被镶嵌于大集体机器中。这种划一化的扭曲要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有所改变。对集体主义的抵制，带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个人主义潮流的泛滥，也催发了女性自我的走向成熟。“女儿”来到世上，使“母亲”真正成人，母亲尚未尽致舒展的生命，在女儿那里获得延续，如花绽放。“女儿”新一轮的成长又面临新问题，从80后、90后孩子夸张的面部表情，（图8）可以看出这一代人自由、阳光的心态，及其为现代卡通文化所模塑的平面清浅的痕迹。如果说，这个时期，喻红的女性叙述从自身经验出发、以自我摹写的方式勾画女性成长历程，那么，到了2007年以后，这种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细节性的日常自我形象从画面隐退，画面含义趋于抽象化。“我们俩--赵波与喻红”系列作品呈现了这种变化。（图9、10）画面抽去了背景，形象依然写实，但“赵波”的舞台化妆扮，使“写实”带有抽象感和程式意味，与类似于旁观者的“喻红”构成拉张关系。背景的单色、平面衬托着两个人物的各行其是，结构关系的单纯营造了一种抽象效果。“赵波”似乎是“喻红”塑造出来的，前者两腿的涂满石膏与后者手上的石膏，交代了这种关系。但“赵波”又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她双腿的绑着支架、裹着石膏模，及最后的脱模而出，似乎在讲述一个关于女性生命的残缺及其重新“蝉脱”的故事。在这种虚实相生的结构关系中，喻红的表达已越出写实的界限而带有寓言色彩。之后的《背影》、《孩儿》、《火》、《蝉脱》系列、《青春期》系列中，（图11、12）这种寓言意味愈加强烈。画家开始放弃对架上绘画形式的依赖，她在丝绸上，用纺织颜料画各式女性形象，然后将单薄的丝绸画封上树脂胶。丝绸质地柔韧、飘逸、单薄与女性形象的纤弱、柔美互为喻示，这一切最终被压入树脂胶里，折皱扭曲，变成一块僵硬、沉重的团块。材料作为一种语言，参与了叙述。女性存在的实际情形，不仅经由形象本身而且经由材质媒介获得多重喻说，压在树脂胶里的绸画，成为女性命运的一种喻写、一则寓言，喻红的女性表达已经从“经验”走向“超验”。
    自《目击成长》至今8年来，喻红一直在寻找合适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无论对自我生命作历史碎片式的检视，还是对女性存在作寓言式的表达，她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如果说，8、9年前，基于对“文革”美术、对85’新潮美术那种抽象、宏大表达模式的反拨，《目击成长》采用细节化、年谱式的笔触，见证自我长成。画面充溢着日常温情和生命鲜活感，让人耳目一新且深受震撼。那么，数年之后，在继续《目击成长》系列创作之余，她又另辟路径，用仿写古代或西方名画（如《春恋图》、《天梯》）、（图13）综合多种媒介材料的方式，对人类生存、对女性处境作寓言式的喻写，后者使她的画面充满超验色彩，带有形而上意味。后一种尝试未必比前一种尝试高出一筹，但也许是命定的，一个有追求、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停下她开辟新天地的步履。


1.网上下载，出处待查。
2.《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10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3.《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3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4.《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8、10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5.《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10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6.《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11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7.《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9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8.《关于“目击成长”——舒可文与喻红的对谈》,《喻红》第3页,台北诚品画廊2007年出版。

                                             姚玳玫
                                             2009年2月12日写于广州珠江新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