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角色
录入时间: 2008-06-17
卢跃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关注到一个现象，就是艺术家在北京的聚集。这种聚集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我们从艺术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把目光展开，可以发现，二十世纪有三次大的艺术家聚集：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初在巴黎，产生了一批大艺术家；第二次聚集在纽约，导致了现代派滥觞；第三次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令人瞩目的北京聚集。
第三次聚集发轫于圆明园，组成了圆明园画家村。
我称第三次聚集为“北京聚集”，主要是指社会价值意义上的聚集，而不是艺术史意义上的聚集。
我曾跟台湾著名的文化人和报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前主编高信疆说，“中国可能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我的依据就是巴黎和纽约两次聚集。
孟禄丁：你和高信疆谈话是什么时候？
卢跃刚：2000年。
孟禄丁：2000年？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卢跃刚：我现在还这样认为。
孟禄丁：艺术家的聚集，应该还有一个大的文化原由。
卢跃刚：不仅是艺术家聚集，刚才说了，还有文化的聚集。比如巴黎，主要是两种人，画家和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包括后来的亨利·米勒，都跑到巴黎去写作。像赶集似的，去感受那里的艺术“气氛”，呼吸那里的自由“气息”。
孟禄丁：但是那个聚集有一个大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一个转折时期。你说北京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的转折时期呢？
卢跃刚：应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型时期。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度和速度要要超过西方“工业革命”转折时期，因为它是以信息革命为背景的，以全球化为背景的。
孟禄丁：那么文化和哲学、精神方面的支点在哪里？
卢跃刚：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呢。我说的强度，可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进行观察：其一，经济腾飞，
其二，中国社会迅速地进入了消费社会，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断裂形态。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社会断裂。北京聚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展开的。一个唯利是图和断裂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精神支点的。如果有支点，也只是经济支点。
孟禄丁：对，它是一个经济支点。在美国和在巴黎，是有文化上的支点。
卢跃刚：有的。
孟禄丁：在西方，其它范畴不清楚，如果是美术，艺术家是走在前面的，艺术家的作品是在前面的，之后才有评论家、批评家、艺术商人来发现艺术家，从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来引发和阐释出一些潮流、理论。中国以往和现在正好反过来，往往是批评家，策展人在前面，或者是理论家在前面，他们通过研究西方，或者研究中国当下的一些现象，总结出一套理论给艺术家指明道路，很多艺术家也误以为他们的理论是富有前瞻性，是未来的方向，实际上这是错位的，应该是艺术家的创造和实验在前面。
卢跃刚：应该是这样。
孟禄丁：如果艺术家有理论在前，我觉得就会被引导。但理论家是用文字来阐释他的思想，艺术家是凭着他的直觉，或者是凭着他的一种无名的动力，用视觉语言去创造作品，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表达状态，也无法对接和相互表述，那么艺术作品产生以后，理论家去怎么解释？那是理论家的再创作和发挥，不必与作品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卢跃刚：
比如说你1985年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与夏娃的启示》，作为艺术家而言，第一，他首先是艺术史的，第二，他是某种艺术思潮的。但是在思想家眼里，这幅油画则可能是一种社会情景和文化情景，会在艺术语言里激发出另外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社会意识等等。
我为什么说看好“北京聚集”可能对社会的影响，甚至会可能产生“思想启蒙”？就是这个意思。艺术在前面走，会激发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
孟禄丁：所以，你强调这种聚集，前提是艺术家必须是生命自由的，而且艺术家必须是个人思想独立的。如果这些聚集的艺术家受制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受制于某种艺术理论家，策展人，甚至商业推动的艺术潮流的诱导，我觉得这种聚集就可能会约束到艺术家群体的整体想象力和创作力。
卢跃刚：我明白你的意思。
孟禄丁：因为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因为他的随心所欲，甚至盲动，在于他的真实率性，相信直觉，热爱生命，他的随性而发，会激发新的体验，会有偶发性的东西发生。
卢跃刚：是。
孟禄丁：如果艺术家在制作作品过程中没有原始冲动，没有偶发性，就不可能找到一种新东西，或者去激活一个新领域。
伟大的作品就在于不断让人们发掘文化和人性的视觉元素，激发和见证人类的思想和创造。
卢跃刚：这里面有意思了。按照我的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对社会提出了要求，我为什么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持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就是这个道理。当每一个艺术家显示出非常独立的自由的对生命、对艺术、对社会的看法的时候，这些看法，可能会不被社会兼容，但是他一定会被激发社会思考。他的想法与众不同，别人就会想为什么不同？如果每一个艺术家都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就会有动感，就会有活力。
孟禄丁：我觉得，艺术家就是打破一种结构，他们一直在消解那些固有的程式。所以艺术史的发展是在艺术家不断的反叛中前行的。
卢跃刚：是的。艺术家是逆着走的。
孟禄丁：他不是在一种所谓的规律上发展的。在艺术上，没有规律。艺术家完全是靠着他的一种特立独行，或者是个人方式，去做一种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尽管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但是他必须得这样做，这样才能产生一种新的东西，产生新的东西才能激活别人的一种新想法和感觉，这是艺术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所在。所以艺术家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实际上跟社会的庸俗思想及艺术理论家的想法不必产生关系，甚至还要主动的阻隔和排除这些影响。
卢跃刚：他们是两种动物，是食物链里互相依存的两种动物。
孟禄丁：艺术家实际上在前面就是乱搞，严肃地认真地搞完以后，搞了一摊东西，然后理论家来了说：“哎！这个东西有点审美价值。”然后从中引发、建立他的一些理论或者一种想法。如果这种独立的艺术家成为一群人的时候，就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影响社会的思维和观念。
卢跃刚：这种整体性好在哪儿？它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形成“自发秩序”。哈耶克强调的“自发秩序”，就是在自然的状态里形成的规则、秩序，没有被强制被强暴；它是一种基于天道人道的内在的社会契约，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它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明确的社会改造主张的束缚。
我为什么说高度评价艺术家的活动？刚才你说艺术家的活动是偶发的，直觉的，批判的，我则看到他们与社会的动静关系。他们在静面前是动的，在动的面前是静的；对于热，他们是冷的；对于冷，他们是热的。他们对“从众”、“集体”有本能的排斥。你会发现，艺术家这个动物，像是一条在银鱼舱里搅合的鲶鱼。
孟禄丁：对，艺术家就是搅和的。
卢跃刚：艺术创作活力，审美识别能力，是社会演进非常重要的指标，即判断一个民族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前途，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合理的指标。但是现在没这么看。
孟禄丁：所以，我说艺术家的聚集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活跃层面，这是肯定的。搅和的人多了，
需要搅和事儿也多了。以前，就是说艺术家不聚集，这个社会可能是一种静止状态，是一种凝固的、封闭的。现在社会需要活跃需要松动，艺术家就起了这种搅和的松动作用。让人的空间中有活力和变化，是因为里面有艺术家在搅和。所以，我觉得艺术家跟理论家应该是互动的，在这种搅和之中，艺术家和理论家有不同的方式和作用，理论家实际上是在解释艺术家这种搅和的意义、价值。但是这个意义价值是说给公众的，在我看来也跟艺术家没有关系，艺术家搅和的具体行为是独立原发的，是不被左右和支配的。如果说艺术家认同这种价值、意义，他也许就不去搅和或搅和不了了，艺术家就是因为在不断的反动，不断的打破原来的价值观的前提下，确立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行为和方向。
卢跃刚：怀疑和挑战既定的价值，既定的秩序。
孟禄丁：所以说“85时期”，我就说支点问题，“85时期”应该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聚集，大规模的在思想上，在精神上的一种碰撞，但是时间很短。
卢跃刚：八五新潮的背景是八十年代文化启蒙。当时社会思潮支点是文化启蒙。大规模地介绍西方观念和技术。走得比较远的是画家，音乐家，诗人。
孟禄丁：当时很多诗人既是画家，又是诗人。
卢跃刚：
“文艺复兴”如果支点是一个前提的话，分裂也是一个前提。前面我说到了“社会断裂”，现在我想引进一个概念：“意识分裂”。你想想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拥有十三亿人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思想、信息高度禁锢，西方激进的社会学说--马克思主义又是宪法保证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早就名存实亡却“红旗不倒”，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张扬崇高道德却贿赂公行……一条大路走着一个巨人，头特别小，身子特别强壮，一个严重不成比例、人格分裂的巨人。我们这个时代正是面对这个分裂的巨人来进行思考和创作的。思考的力度，创作的力度，正是在对这个分裂的巨人描述和解读之上的。这是一个需要展开的重要主题。
孟禄丁：是的，整个90年代的社会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是分裂的。从“柏林墙”倒了以后，社会主义等于说是不存在了，就是说“冷战”结束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没有了，中国肯定是作为一个很特殊的象征性的堡垒还在矗立着，整个意识形态是矛盾的，是混乱的，但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而且应该说调整得很成功。那么政治和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和精神上，我觉得这种调整是滞后的，甚至无作为，是跟经济这条线是不平行和同步的。
卢跃刚：不平行。
孟禄丁：应该是平行的，到一定程度，两条线同步并对接在一起时，中国才会产生一种实质性的大的飞跃，那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
卢跃刚：中国确是一个小头巨人，身子跑得特别快，脑子是发育特别不健全。不仅小，而且混乱，而且分裂。因此，经济快，政治、文化严重滞后。大家都意识到了，便有了彻底改变的可能性。
孟禄丁：
而艺术在经济层面，就是艺术市场上很活跃，因为经济领域很活跃，似乎艺术创造力也很活跃，但在学术界，大家已经没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了，完全是表面热闹，完全是应付一种经济领域的功利运作。
这个阶段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所以说这种表面的繁荣和亢奋下，已经孕育着一种衰竭和变革。我从去年回来后，预感三五年后要见证历史，这要比十几年前的见证，心情要复杂多，我们的人生有几个十几年啊！
卢跃刚：我知道你的意思。
孟禄丁：整体来看，市场经济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在西方都是这样走的。但是艺术还是文化问题，如果在学术方面，在精神层面，没有一个支撑点，如果失去了这个支点，或者是这两条线不在一起走的话，我觉得某一天就会出问题。所以，通过种种现象，我已经感觉到一种躁动和不安，是需要认清面对和改变的时候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谈论艺术，不要只是艺术圈子里面谈，在圈子里已多年形成了惯性和惰性。
卢跃刚：今天来看我们走过的路程，可以印证你刚才的判断：没有力量。为什么？原因是没有灵魂，缺乏一以贯之的、稳定坚持的某种东西，某种价值。90年代很特别，价值被双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一重，市场主义一重。所以，所谓“文艺复兴”，首先面临的是价值重建问题，说白了，是“补课”、“寻找”问题。我们有过，我们丢失了。如果有“文艺复兴”的话，一定是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孟禄丁：中国从80年代开始，艺术界主体都是群体性的文化参与，中国很多传统观念和意识，也是消解个人的独立存在。艺术家自身没有一种独立自行，自醒的超然态度，没有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感悟和把握，在社会化的群体中就会混淆了自己的角色，失去了自己的责任和作用。也不会把自己修练成一个有深度和分量的艺术家。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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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0-8735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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