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和我的艺术生命(汤由础)
录入时间: 2008-05-21
1960年7月23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以一个归国华侨画家的身分，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毛主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挥着手臂欢呼：“毛主席万岁！”心里默默地祝福：“伟大的领袖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那天晚上，我在窗口望着天安门前灯火辉煌的景色，往事一桩桩涌上心头。
五岁那年，我的父母因贫病交迫相继死了，我跟着年老的祖母，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尽管家境清贫，祖母还是送我入学。这时候，我爱上了画画。可是，连肚子都吃不饱，祖母哪有钱给我买画画用的纸笔呢？没办法，我只好一下课就往操场跑，把沙地当纸，树枝当笔，画了又画；回到家里，又拿红砖头往墙壁上画。自己老觉得画不好，想找个师傅来指点。有一次我想向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求教，心想当老师的就是要教学生嘛，他大概不会不答应吧。我一口气跑到美术老师那里，他正在画画。我指着画说：“老师，我很想学这个，你教教我好吗？”他瞥了我一眼，冷笑了一下，又埋头画他的画了。我呆呆地站了半天，失望地走回家。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可是每当少先队员跑来，要我星期天陪他们到野外画画的时候，我总要回忆起这段辛酸事，心想：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
读了四年书，祖母实在养不活我了，把我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我受了许多折磨。后来，一位进步人士同情我，把我介绍去马来亚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在印刷厂，每天要在印刷机旁工作十四个小时，哪里还能学画呢。但是画画这个爱好，我怎样也丢不了。有一次，我在印刷机旁边偷偷地画起来了，正画得入神，给工头看见了。他气势汹汹，一手抢了我心爱的画本，一手揪着我的胸襟，把我拉到老板那里去。老板狠狠骂了我一顿，然后又假发慈悲地说：“你要画画吗，那就画商标吧。”原来，他看中了我的画，要从我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就这样，我在厂里挨过了五年。
一天，老板突然把我的师傅开除了。因为当时我画出来的东西，跟师傅画的已经不相上下了，师傅每月工资二百块钱，而我只有十五块，为了多赚钱，老板就把他一脚踢开了，目睹剥削制度下艺术工人的悲惨结局，我预感到了可怜的未来，心里又悲又愤，恨不得赶快离开工厂。好容易熬过七年，按照合同的规定，我的学徒生活终于满期了。我满以为这时可以自由自在的以我的艺术谋生了，谁知临走时老板拿起账本一算，说我还欠他好大一笔债！
后来，我总算走出了工厂，可是往哪里去？谁要我的艺术？在求生无路，告贷无门的情况下，我只好跟人家画广告摆摊子卖美术用品。我的心像火烧一样的痛苦，我多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啊！
不久，广州解放的消息传来了，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我想，这回不吃饭也要积蓄旅费回国。
1950年5月，我终于抱着一股热爱祖国的激情回到了广州。在广州，我无亲无故，但是党和新中国比亲人还亲。一到广州，组织上马上就安排我在华南文工团美术队工作，我尽可以在新中国这个自由的天地纵情挥毫，尽可以用我曾经饱蘸血泪的彩笔，绘画祖国的锦绣河山，绘画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我真正的艺术生命从此诞生了。
十几年来，党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政治上耐心帮助我，培养我成为共产党员，使我明确了奋斗目标。组织上又给了我充裕的时间从事创作，还给我一个有专门设备的画室，这是我在国外做梦都不敢想的。当我走进这间漂亮的画室的时候，国外那间又黑又狭的房子马上就浮现脑海。我深深感到，生活在新中国的艺术家太幸福了。党还不断帮助我端正艺术观点，提高艺术质量。初回国时，我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观点和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既不懂艺术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无法在创作中进行概括集中。党耐心教导我，领导上鼓励我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还安排我下乡下厂，深入生活。从此，我不仅画我过去比较多画的风景画，而且开始学画人物画了。我的画画路子越走越宽，题材也多样化了。我深入农村以后，画了《农民读报》、《扬帆出海》等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人民给了我荣誉。我想，这荣誉应该归于党、归于新中国，没有党和新中国，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
广东画院副秘书长
汤由础
（原载《我和共产党》，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出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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