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站”策展人谈广东当代艺术
录入时间: 2008-04-25
广东当代艺术和当代的广东艺术,这两种说法有何区别?
陈侗：“广东当代艺术”是一个比“当代的广东艺术”要小的概念，在“当代的广东艺术”中包括“广东的当代艺术”。之所以要做这种区别，是因为“当代艺术”在今天看来其实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手段上，“当代艺术”都与其他艺术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也说过，并不能因为“当代艺术”很红火，就说“当代艺术”是“最好的艺术”。每一个从事当代艺术的人都知道当代艺术指的是什么，只是说出来时说法不一样。他们中间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但做得不好的也是属于当代艺术范畴。很多人更注意那些做得不好的作品，所以当代艺术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人那里“名声”并不一定很好。
皮道坚：“当代艺术”的“当代”显然不只是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我们谈“当代艺术”，也一定是和“现代性”、“当代性”有某种联系。
“当代艺术”首先应有一种文化上的批判性，包括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或者有一种艺术史意义上的开拓性。当代艺术是整个艺术生态系统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代表艺术系统的全部，如果我们说整个时代的艺术系统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那么当代艺术应该就在塔尖上，它起着一种开拓性的、批判性的作用，它不断地拓展着我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在语言上不断地带来新的东西。我们怎样定义“当代艺术”的概念都可以，但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当代艺术在整个艺术系统当中的位置，即一种实验性的、前卫性的位置。
王璜生：“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形态和艺术形态，这主要体现为如何面对、回应和表达当下的社会问题及文化问题，包括观念、立场、方法论、创造性等；而从历史学和艺术史的角度看，“当代艺术”应当是能够提出问题和富于建设性及超越性的，因此，“当代艺术”也将表现出其独有的问题意识和创造力，同时也敢于面对挑战和争议。
孙晓枫：“广东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是一个被设定文化概念，它关乎对当下现实生存中滋生的多种问题的关注、提问、批判和价值判断，切入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来展开观念的阐释。而“当代的广东艺术”中的当代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它包揽了当下广东艺术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现时态的对地域总体艺术的命名。
杨小彦：也许，第一个，也就是“广东当代艺术”，大约是一个站在艺术史的角度所给出的概念，强调的是广东艺术中的“当代性”。当然，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小心定义“当代性”，免得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中。而第二个，“当代的广东艺术”，更多是指一种时间概念，指的是最近广东所发生的艺术现象。
对“当代性”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对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展开”这么一个问题，是这个过程在艺术中的一种呈现，而且是一种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呈现。这样一来，对“当代性”的讨论就要上升到对“现代性”的“展开”的讨论上了，于是问题就和整个中国的转型产生了关联。
这说明，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至少更关注社会问题，更愿意用一种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是非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独特认识。甚至，有的“当代艺术”还要通过一种对社会的深度介入来产生效应。对比之下，当代的广东艺术，更多是在谈论一种“形式主义”，并且常常用一种世俗美学来做掩饰，而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
当然，一般而言，关注“广东当代艺术”并不等于要面对所有发生在当代的广东艺术。
从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角度探讨广东当代艺术，和从中国或全球的政治和文化角度探讨广东当代艺术，两者的意义有哪些不同？
皮道坚：广东这个地方的商业化特质，使得它的现、当代艺术不受“外向型”体制的干扰，而是一开始就自发地关注本土的、当下的生存问题，所以，在都市化理论进入我们的批评理论之前，广东的很多当代艺术家或者他们的作品就都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都市问题，以及90年代后期的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远离了意识形态的范畴来拓展艺术的领域，我个人认为这是广东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我想这可以从最早的“南方艺术家沙龙”中体现出来。我认为应该给予广东的“大尾象”相当意义上的评价，他们开始直接关注本土正在发生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因为我在广州生活，我觉得，广东的当代艺术受意识形态的干扰、牵引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就使得广东的艺术家能够自发地关注当代的问题，刚才讲了“大尾象”，应该还有“卡通一代”，
“卡通一代”在全国也是最早关注了商业化、流行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很多变迁，他们用艺术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场景变化的感受，这些都很明显。
陈侗：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这样去谈，但我是很不喜欢这两种角度的划分的。我认为至少创作者不应当一会儿考虑本土问题，一会儿考虑全球问题。如果真要找到这两种分法的差别，我认为前者可能是在创作和批评的着眼点上（比方说“珠三角”这个词就是人们最热衷谈论的，人们会以它作为艺术家创作灵感和素材的来源），而后者主要指的是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同时也包括艺术家将从全球的角度看待各种问题。
孙晓枫：从本土的角度分析有利于整合出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态、存在于其中的诸种特性及方法方式，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角度，从而解决“广东人怎样做艺术，做了什么”。这样一个命题，它强调了其自身不可代替的意义。从中国或全球的角度分析时，“广东当代艺术”多了很多的参照系统，这更有利于确认“广东人究竟做了什么？”并关涉到内在的价值判断和定位。当然，在通过更广的语境时，广东当代艺术的特性会因为比较更清晰化、放大化。
王璜生：其实，在一个中国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我们的言说和讨论都无法脱离这样的话语框架，我们探讨的意义指向也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文化语境。如果脱离和回避这样的框架、语境、视野，我们对广东当代艺术的探讨也将是缺乏针对性和普遍意义的。但是，我们却必须具有自己的出发点和立场，这个出发点和立场也就是本土的，广东的。
杨小彦：前者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后者站在他者的立场上。
关键是，如果没有全球化，本土问题就不成其为“本土”。同样，如果没有本土立场，全球化也就是虚无的，无法落实到实处。
两者其实互为镜像。
从“南方艺术家沙龙”至今，广东当代艺术产生了哪些方法论？
陈侗：我认为首先是“做当代”和“不做当代”在广东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山头”不明显，但是阵营很清楚。我认为广东的当代艺术家在转换现实素材和掌握艺术语言方面做得比较好（如“大尾象”成员的作品），其次就是生活与艺术观念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微妙（如“阳江组”）。我们总是避免成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当代版，也总是在避免出现那种不知所云的个人化。
孙晓枫：对一个地域的“当代艺术”的定位，必须以本地的整体生存现状作为一项依据。“广东化的生活”必然会为广东当代艺术的方法方式提供一个富有个性的前提，广东社会的市民化、俚俗化、方言化中内在的地域幽默和机智，同样成为广东当代艺术中一种近乎天赋的品质。自80年代以来，受港台文化的反哺后更是放大了这种品质。我想“广东人做艺术”体现出来的机智、幽默和韧性的批判恰恰是其它区域的艺术所没有的。
杨小彦：别轻易说什么“方法论”，还以为我们真的有一种什么“方法”，把它寻找出来并成功运用之，艺术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我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说具体事。
广东当代艺术和现在的广东艺术处于什么样的生态关系？
王璜生：广东的艺术生态就像广东的地理生态一样，是温湿般的茂盛和异样的多姿多彩，而广东的当代艺术是这异样中的异样，能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和时候生长出意想不到的奇葩和奇异果，长着长着，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也就构成了这里一种说不清楚的生态关系。
陈侗：这个问题在广东和在全国其他地方表现得基本相似，只是广东的机制似乎更支持当代艺术一些。从事当代艺术的人在整个艺术界只占很小的一块，但同时当代艺术占用的资源却比较多，所以当代艺术显得有些贵族化，这会让从事其他艺术的人有些嫉妒。
孙晓枫：广东的当代艺术和现在的广东艺术仍是处于一种游离的、疏离的状态，距离有多远不能量化，但如果从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来判断的话，更希望两者能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里是要否定一种上下文关系，要强调彼此间的对话关系，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这样才能形成广东内部的文化张力。和稀泥最后的结果是弄得大家都很“郁闷”。
杨小彦：互不相关，各玩各的。
（摘自罗庆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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