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游戏精神与竞技象征的对话(邓启耀)

    邓启耀：当说到游戏和竞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由想起古希腊的竞技场和奥运会，也想起哲人们有趣的对话。游戏、竞技和对话一样，都是一种不容易被单方面预设的运动过程--身体或思想的运动。虽然我们是师生，但我更希望我们是能够互相激发的对话者。下面，我们就以一些直观图像开始吧。如果没有任何语言文字的提示，我很想知道大家看了这些图片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董世兵：这些照片带给我最大的感受，首先是视觉效果的冲击，其次是异文化因素的震撼，由于其中部分照片和我经历的童年完全相似，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我对过去的回忆。例如“抛子”，我们小时候常玩，我们也玩斗鸡、踢毽子、做弓箭、弹弓、削宝剑、荡秋千……这些活动伴随我们度过很多岁月。上初中以后，更多的是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尽管我们不再去玩那些曾经玩过的游戏，但它们在弟弟妹妹身上得到了延续。
    邓圆也：感觉很好玩、很开心的，好像都跟“民间”的娱乐活动有关：民俗游戏、竞技，还有些类似体育--民间体育。
    魏乐平：第一感觉是定位准确。尤其民间传统竞技类活动，通过纪实摄影展示，加以保护，推向国际，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邓启耀：你们的感觉不错。这是由中国著名摄影家胡武功、石宝琇先生策展的“中国民间体育”摄影大展的部分样片，大展从2008年3月开始在国内外巡展。“体育”是这个摄影展的关键词，但同时还使用了游戏、竞技等词，涉及到记忆、快乐、异文化、传统、保护等和文化、心理相关的内容。这说明，“体育”二字似乎还不能完全揽括我们所知的民间传统活动。那些玩泥巴抛石子之类的游戏，如何归到体育中？棋牌类非纯粹“体力”的活动，斗鸡、走狗（如细狗）、斗蟋蟀、斗牛等非人“体”所为的活动，还有那些具有浓厚“异文化”色彩的活动，应该如何界定？所以，我想先问一个通常不会有人问的问题：什么是体育？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身体与体育以及游戏、竞技
    邓圆也：从字面上看，体育似乎首先应该和身体有关系。体育运动员出场，举重、体操、田径、球类，第一印象就是运动员的身体：要么壮，要么高，要么健美，整整齐齐，和德智体的“体”很容易联系起来。但体育似乎又和身体没有直接的关系：棋类“运动员”出场，七高八低，有的形容枯槁，弱不禁风，怎么看都和“体育运动”不搭界。还有，当我见到“中国民间体育摄影大展”里那些随意散漫的游戏时，就在想它们和“体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邓启耀：我小学时参加过一次象棋比赛，不小心得了个冠军，拿到奖状一看是“运动会”的项目，悄悄郁闷了一阵，觉得那应该是种智力游戏。说“智”还可以，说“体”，怎么都不搭边。坐了一上午身体都没挪一下，还参加“体育运动会”得冠军了！
    当然，从“身体”角度看这些民间体育，有和人体运动直接相关的活动，如蒙古族的赛马、朝鲜族的跷跷板、哈尼族的荡秋等；有和人体运动无直接关系的活动，如斗蟋蟀、斗鸡、斗牛等；有和体能没多大关系而和智能或博弈相关的活动，如棋类和牌类等；还有脱离身体接触的活动。现在我们先说回民间，说回身体。
    邓圆也：身体观在人类学研究里面是比较有趣的一部分。阎云翔在其新作中讲婚嫁礼俗时，也提到了身体观的认知问题。人永远不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满足，语言不等于表达。表达有很多不需要依靠语言。在熟人社会圈，也许语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在生人社会圈，身体会是首先被关注和进行判断的元素。身体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东西。一个舞者可以利用身体来表述，一个诗人可以利用身体来忧伤，一个黑客可以利用身体来隐藏，一个目击证人可以利用身体来保护，一个极权主义者可以利用身体来控制……、
    邓启耀：现代学者和艺术家拿“身体”说事的很多，关于个体身体（体验身体和医学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甚至世界身体等分类角度，都可以和我们现在谈论的东西结合起来，如游戏之于个体身体（体验身体），竞技之于社会身体，体育之于政治身体等等。民俗学人类学家也有一些关于“身体民俗学”、“身体人类学”这样的专门研究（如北爱尔兰学者约翰·布莱金的《身体人类学》；2003年在柏林以“地点·工作·身体：现代欧洲的民俗志”为主题召开的第34届德国民俗学大会，也有多篇论文从象征体系等方面谈及身体）。“游戏”作为“体育”前的行为，影响到现实中的许多方面，反映了人类许多社会文化现象。当游戏中对输赢、胜负、名誉、利益等的追逐强化为角逐的时候，游戏也就变成了竞技；如果人们把竞技变成对抗，并放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将其上升为国家精神象征的时候，竞技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模拟的战争。而竞技性对抗性“体育”的“身体”也就变成了学者们说的社会身体、政治身体等。
    体育首先和“身体”有关，但这些“运动”似乎说明“体育”不完全是以“身体”来界定的。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来说，人类的游戏、竞技、体育等并非仅仅是与“身”（身体）相随的偶发戏闹和比试，而且也是与“心”相随，与人生相随，与文化和社会相随的复合行为，附上了种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我们的话题，不仅涉及“身体”，也涉及心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对此现象有一些很好的解释文本，比如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关于斗鸡的分析。
    郭淑娟：格尔兹借用了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概念，讨论巴厘岛的斗鸡，将研究引向巴厘岛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心态层面。他认为斗鸡“作为一种流行的消耗力量的使人着迷的游戏，至少与著名的现象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一个巴厘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巴厘岛斗鸡，表面上是金钱赌赛，事实上是对地位的暂时公开的冒险。这种游戏的趣味和深度就来自这种结局的难以预测性，及其跟金钱和社会声望的利害相关性。在格尔兹的解释中，斗鸡是对社会关系的戏剧化过程，是当地人对其生活的表达方式。在巴厘乡村，大多数斗鸡都是由乡村小商人出于某种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组织和资助的，斗鸡与贸易的渊源有几个世纪之久，因为斗鸡可以促使财富的流动，对贸易有益。
    我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斗蟋蟀。斗蟋蟀玩家一般根据蟋蟀斗性和出战的功绩，来划分品级：王、帅、将、先锋等，优秀的蟋蟀可以为拥有者带来优厚的经济利益和圈内的荣誉，还会拥有自己的传记，彪炳虫类史册。蟋蟀复杂的品级制度和价值系统，以及争斗比赛的规则程序，都是人类大量实践和互动的产物，我把这些实践称为游戏。我的研究试图展示斗蟋活动中的人间世相，讨论人们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如何进行互动，如何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邓启耀：很有意思的选题！格尔兹眼中的斗鸡不是一种游戏，郭淑娟眼中的斗蟋蟀也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公共的社交和博弈活动。所以，我们所知的游戏、竞技和民间体育，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常常是一种和财富、名望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活动。
    刘秀丽：它们有某种象征意义，有时候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郭淑娟：事实上游戏从来没有超脱人世。游戏的目的、游戏的准入、游戏规则的制定、人们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和得到的收获，都离不开既有的社会现实。
    刘秀丽：格尔兹向我们展示了“深描”的真谛：看似一种无关紧要的简单游戏，在他眼中却看到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心理、人际关系以及伦理道德、禁忌等等各个层面的文化含义。解释人类学的确扩展了民族志的书写范畴，但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弊端？
    兰维： 现在还没有一种可以涵盖所有游戏和竞技的分类和解释。不过，这种分类真的存在吗？抑或这分类本身就不存在？分类和解释是必需的吗？
    邓启耀：问得好。分类是必需的吗？的确，人一想归纳，就会出现例外，所以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如果没有归纳，我们或许将在一堆纷乱的现象里兜圈子出不来；人一不思考，禽兽就发笑。有些习以为常的事，稍一深究，就会发现问题不少。
    由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从自我中心走向理解和接纳他者，从“以己度物”、“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这三者在认识发生论和社会发展史中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不仅是心理学、认知论问题，也是人类学、社会学问题。

个人记忆和社会意识
    熊迅：童年的记忆总是在游戏中度过的，很多研究证明了游戏在儿童成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孩子在游戏中成长，在游戏中学习技巧和控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游戏方式，甚至包含了或多或少的人为的改动或创造。游戏总是和当地的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包含了地方的知识。
    游戏有孩子的特质：活泼、随意、多种可能、负载希望。当成人们重新玩起小时候的游戏时，很容易便被唤起了童年的记忆，甚至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成人对孩子寄予无限的希望，希望孩子尽快进入成人的世界，完成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游戏也在发展，变成更为广泛的竞技活动，更有成人的特征。
    刘秀丽：童年时代的游戏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最为丰富多彩、最不含功利色彩的。但童年时代并非一成不变的。年幼时与伙伴自由散漫的玩耍，幼儿园在老师带领下进行的游戏，以及上小学之后在游戏与学习被视为“矛盾冲突”的观念引导下进行的限制性的游戏，各蕴含着不同的内容。
    与遍布着网络、电子产品、动漫的电子时代相比，80年代以前几乎称得上是一个纯天然时代。人与大自然相亲近，泥土、树木、花草、昆虫等等都是孩子们的快乐之源。五六岁的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无非就是那些既简单又不需动脑费力的游戏：玩泥巴、叠纸、杠树叶、挑棍、藏树叶……随时随地都可以玩。调皮的孩子还有弹珠、爬树、“打牌”、捉迷藏、滚铁环、打尜等等，常赢的孩子便增添了几分自豪和骄傲，往往成为孩子王。
    在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游戏开始走入孩子的生活--“学喵喵”、老鹰抓小鸡、丢手绢等。在小学，交往圈子扩大，同时扩大的还有成人世界的人际圈。游戏出现各种差异：性别、优劣、笨与聪明、心细还是力大等等，有些游戏渐渐地有了“野蛮”和性别的区分--男生开始不愿意跳皮筋了。
    邓启耀：这个经历很有代表性，不仅展现了一种和个人人生历程相伴的游戏经历，也谈到“游戏圈”、“人际圈”等有意思的问题，还有通过游戏建立人际关系的孩子和成人，通过教育区分“文明”和“野蛮”的划线站队，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文化变迁、社会性别和社会规范等问题，它们都不知不觉地对游戏和竞技刻下了时代的痕迹。
    熊迅：孩子游戏是“民间体育”的主题之一，也许能对“民间”产生不一样的理解：民间是孩子的，他们出身草莽或旷野，他们随意游戏，他们在成长；等他们变成男人后，要用技巧、力量、勇气肩负起生存的负担；而女人则可能要一如既往地以身体的美感取悦于社会。
    邓圆也：不过我觉得男人看待身体，和女人体验身体是不同的。女性身体的意义，可能在男女视野之间差别太大，这种差别反映着一种生理性别差异，它不为文化认知的高低所左右，而是在不经意的潜意识间自然流露的。再加上受到社会固有的性别观念的影响，男人感觉的身体，和女人感觉的身体就有所不同。
    李珩：游戏伴随着人的一生，是人们生活的调剂品，也是人们交际的一种有力的手段。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游戏往往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意义，有些游戏会限制一定年龄的人群。童年的记忆和乐趣，就是在游戏中与玩伴无忧无虑地度过的，这个时间段的游戏，更多的是收获一种纯粹玩耍的乐趣，在游戏中成长。成年人的游戏并不简单，它是一种交流和交际的手段，有时候寻求的不仅仅是娱乐的功能。游戏的场所可能成为谈生意、谈感情的地方。当游戏是一种集体活动时，游戏便具备了社会功能，成为一种群体感情联系的纽带，可以增强群体间的凝聚力。一项游戏或体育运动，在不同的利益代表者看来是不同的，例如世界杯，在某些政治家看来，是严肃的政治，存在着常常被夸大的爱国主义；对于许多商人来说，则存在着巨大的商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世界杯仅仅是一场游戏，从中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精彩。
    邓启耀：在奥运会上，优胜者获得的荣誉更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当运动员站在奖台上，在国歌声中仰望国旗升起热泪盈眶，当破纪录者的身价随着奖牌奖杯的获取而飙升的时候，自然的身体变成了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和商业的身体，“运动”也从个人健身愉悦的日常行为升华成了和民族意识、国家形象、社会利益等相关的仪式行为和经济活动。

日常行为与仪式行为
    熊迅：现代竞技能否作为一种定型的仪式？以奥运会为例，各个比赛项目的程序大致都符合仪式的程式化、重复性、稳定性的特征；“奥运精神”包含了对人类精神的信心、对英雄的颂扬、对奥运神圣感的确认--和宗教感相距不远；奥运改变了参与者日常生活的状态，甚至改变了数千公里外电视观众的状态。而游戏不能轻易地戴上仪式的标签，轻松随意的游戏随时都在创造其程式。没有宏大的目标和意义，游戏就没有强制力来保证本身的继续进行。这样的区别促使我考虑到从仪式的角度来看待竞技和游戏。
    邓启耀：球迷在赛场上一旦进入群体性亢奋状态的时候，的确非常像巫术祭祀中被“附体”的“仙师”，在强大的集体暗示中进入一种迷狂状态。被我们看作“民间体育”的很多东西，其实原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如按照哈尼族人的信仰，他们的秋千架和磨秋杆，本为人神交通的桥梁，以此实现人间和神界的通达；参祭者打转秋和骑磨秋，据说也象征着引领诸神下凡或灵媒的升空。为了区分日常行为与神圣行为、游戏空间与竞赛空间，现代体育赛场也有很多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行为，如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典礼等等。当然，这些仪式行为的所指大多和宗教信仰无关，反而与国家民族等政治象征联系在一起。
    熊迅：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线索。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原始部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巫术、宗教等仪式。在以后的研究中，仪式的概念逐渐宽泛。虽然特纳坚持认为神秘力量和信仰是仪式的第一结果和终极原因，但很多的学者不再强调仪式的宗教感和神圣性。总的来说，仪式是程式化的、可重复的、稳定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转换。
    陈棉淳：竞技和体育虽然是游戏的转换，但竞技和体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会背离运动的初衷。如果其动机转到效果上去，不再以“玩”为目的，而是要争金牌、夺名次、拼奖金、要荣誉、抢地位的话，那么，这虽然拓展和升华了游戏的内涵和外延，使其更加丰富和完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了游戏的内在目的性，而成为追逐外部利益的一种工具。游戏、竞技和体育的市场化、产业化便是异化的一种形态。
    熊迅：考虑到训练的枯燥和艰苦，为了保证持续动力，竞技提供了直接的功利目标。古罗马竞技场上的败者会被处死，而优胜者则可获得大笔奖赏。奥运会的获奖者有望得到由黄金铸造的奖牌和背后一大笔广告费。象征性的因素也被纳入到竞技中来，“为国争光”的英雄梦吸引了多少运动员？又让多少人不堪重负？竞技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一个通道，底层的孩子最终通过竞技而进入社会的上层。竞技，有时候就是人生的“通过礼仪”，通过竞技，开始不一样的人生。
    邓启耀：这个“通过礼仪”比喻得好。运动员挑战极限的拼搏还真像成年仪式中通过“阈限”、获得认同的情景。
    熊迅：对于社会，集体性的竞技活动无疑也是一次强化联系的过程，“唱山歌”加强了对歌者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盛会”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全运会加强了各民族的友谊；奥运会则团结了整个人类。涂尔干对仪式功能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用在集体竞技活动的场合。不但如此，竞技活动模仿了人群之间的争斗和冲突，也消解了这种人类内在的矛盾：通过有组织的、象征性的战争，强调了即使有冲突，我们依然和睦的理念。
    从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群体的凝聚力来自于群体的清晰的个人角色和严格的社会分层，来自于某些似乎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特征。
    如果把竞技作为仪式看待，我们可以发现，竞技有比较严格的角色分工，通过空间的设置（如足球场的边线）、视觉符号（如运动员、裁判的服装）、或者不同的称谓（如观众可分为贵宾、专业观众、普通观众和媒体观众等）等为每一个参加者规定了清晰的角色和位置。结构不容打乱，越过位置是危险的，所以偶然的观众冲向球场事件，和裸奔一样带有某种“反叛”的内涵。
 游戏则没有明确的角色分工，表演者往往就是观赏者，同一个游戏中的人往往有多种角色，他们甚至同时扮演这几种角色。
    仪式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关联，在这样的关联中，日常生活被转变到一种特殊的时空状态。竞技的场地安排，把人们从生活中多样化的空间带到一个有利于精确比较的空间中。在竞技进行的时间内，其他“无关”的事情被中断，比如对交通进行管制等。竞争、对比、选择出优胜者是吸引力的焦点。建筑、视觉符号、声音、电子信号被用来构筑实体的和虚拟的比赛空间。甚至在摄影作品中，快门凝固时间的特性也被用来唤起记忆，把观者从日常拉入到非日常的关键时刻中去。
    游戏则较少地有转变的特性，游戏本身和生活的时空重叠在一起，甚至本身就是生活。妈妈快活地观赏孩子们的小小争斗，她是以母亲的眼光还是观众的眼光欣赏？

结构与结构之外 
    熊迅：和人类学在“他者”中了解自身不同，摄影的魅力一部分来自于在寻常中寻求不寻常--结构中的我们需要结构之外的解毒剂。过于熟悉即无聊。竞技与游戏的二元关系来自于我们反叛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的原因和对象就是我们所要反叛的现实。如同仪式透过展现冲突来强调团结、加强结构的稳定一样，对游戏、民间的展现和相关概念的强调和传播，也揭示了隐藏在我们深处的结构，揭示了我们自身的局限和困惑。
    在现代化下的利益诉求中，民间体育或游戏既被当作二元中的一元和竞技体育抗衡；又被当作待发展的未成型的活动，纳入到进化链条中来了。
    邓启耀：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儿童失去童年，过早进入成人世界；属于个人体验的游戏，开始渗入集体意识，进而“升华”为社会意识。看看那些少体校孩子的训练，那叫“体育”吗？简直就是马戏团式的“驯兽”！“社会”所必然包含的合作、竞争、角逐、拼搏，成为竞技体育通用的词汇和普遍价值。合作、竞争、角逐、拼搏带来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实际经济利益，也在改造着游戏、竞技和体育，使它们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陈洁：游戏对于我来说，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可是现在的网络游戏正在侵蚀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儿童，甚至在某些时候，游戏会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工具。官员利用麻将输赢收送钱财，单位举办游戏竞技活动瓜分公款，管理层以牌艺技能衡量个人能力等等，这些进入政治圈的民间娱乐形式，已经失去了本来怡情养性的初衷，换来的是隐性的物质交易。这让我在感叹政治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的同时，更多地思考：面对这些民间风俗的政治化、物质化，我们该做些什么？民俗娱乐的“回归”可能吗？它是必须的吗？
    熊迅：“中国民间体育”摄影大展面向全社会征集图片，强调对投稿人无限制和对真实性、民间性的肯定。凡已列入国家正式体育竞技项目、且在正式竞技场上拍摄的图片不在本次征集活动之列。和中国近年来日渐增多的民间文化开发与保护一样，“民间”的出场来自于文化精英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困境的思考，其目的在于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激活文化记忆”。简单地说，是对现代化的抗争。民间的多样性正好对应了现代化的单一性，传统中的时间延续正好对应了现代化的断裂恐慌。
    姬广绪：我们从摔跤的运动中可以看出，在民间游戏竞技中获胜的一方可以通过胜利来提升个人在族群内部的威望，得到族群的认可。这样一来，民间游戏竞技就不仅仅是游戏竞技这么简单了。它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为族群中的个人所利用，借助其成为族群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游戏竞技双方角逐的并不是“比赛”的冠军，而是角逐族群中的社会地位的拥有权。当然此种认可和威望仅限于特定族群的内部，并不具有延展性，没有延展到其他的族群和社会结构中去。而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官方游戏就不同了，据观察，在目前的奥运会上，国家权力的痕迹越发凸显。国家实力一直被强化，而本应弘扬的奥林匹克精神、却越来越弱化。这项古老的体育竞技活动已经被国家权力利用，成了一个展示国家综合国力的竞赛了。
    这种由官方游戏结构外的延展性带来的资本要远比民间游戏所树立的社会声望的延展性要强得多。究其原因，我认为正是官方游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导致了此种现象。国家需要通过此种类似于“民族英雄”的箭垛式人物来树立起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于是刻意地通过舆论、新闻媒介把这个本来只是游戏获胜者的人物神化成了国家的标志。
    熊迅：社会的顺利运转来自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效，在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依附于权力、层级的社会结构中，各种事物都被用作工具，实现结构化的过程。“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完全的事实而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民间文化”不是一种相对于正统的真正存在，而是一种用来确立和巩固正统的工具；“非结构”不是结构以外的东西而是结构的一种附属物。以竞技为例，奥林匹克更多的是“为国争光，立于世界之林”的国家梦想的象征；民间竞技或游戏被用来证明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被用来达成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或经济诉求。在游戏与竞技的比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游戏首先是作为“孩子”（纯真、弱小、待发展）存在，其次是作为“女人”存在（依附、顺从、可供利用），再到后来终于成为“男人”（强大、高效、责任、英雄）。
    所以，被假定为“非结构”的游戏并不能如此截然地与结构分开，而应该作为一种“未成型”的结构被看待。目前诸多传统民间游戏不正好处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么？
    然而，就像孩子的重要在于其无限的可能性一样，民间游戏和传统文化的多样才是其存在的意义。竞技的多样化来自于游戏的多样化和对“非竞技”的包容，甚至来自于对“非竞技”类游戏的“不太关注”。单一话语体系下面强调“保护”、“抢救”、“关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以结构的单一征服结构之外的多样可能。
    也许，把游戏还给民间，把未成型结构发展成非结构的空间，把有活力的“家孩子”当作“野孩子”来看，意义才得以展现。竞技的多元化不正好是一个例子么？
    邓启耀：说得好！关注多元的、民间的、底层的文化，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基本精神，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竞技的多元化，谈正史外的野史，结构外的结构。这也正是“民间体育”存在的意义所在。来自“民间”的那些游离于既定“结构”之外的东西，它们的随意散漫，为由于权力、利益等的介入而板结的地盘疏松土壤；它们的人性化，为日益物性化甚至非人化的“训练”、竞技以致拼搏送入一缕来自乡土自然的新鲜空气。
    各位说的结构、非结构以及结构之外的延展性等等，具有丰富的语义，涉及的层面十分丰富：有相对于西方的东方，相对于现代的传统，相对于官方的民间，相对于他者的我者，也有从游戏竞技自身延展为其他东西的附加结构，或结构外的东西转换为主导性结构，等等。
    还有那些游离于主流结构之外、无法归类、难以体现宏大象征的人类行为或民俗活动，比如那些连作为结构“附属物”都没有资格的偶发和随意的游戏，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追问意义，那么，我想严肃地问一句：人需要游戏吗？游戏的精神是什么？

游戏精神--一种自由状态和审美感觉？
    杨晓芹：游戏在我眼中就是别人跟你做一项你们都会从中获得快乐的活动。生活因为它们的存在而丰富，不寂寞，不孤单。以前只把游戏当作娱乐的一种方式，可现在游戏也有了变种，即成为一种竞技的游戏，一些比赛的项目。虽然游戏是一种快乐的手段，可它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则，于是也决定了有对手，有输赢。我玩过的游戏中没有一种是大家共赢的游戏。在游戏中调动的就是一个人要赢的心态，调动求胜的本能，所以人们喜欢玩，在玩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赢的快乐，追求自我美好的感觉。游戏是人自然的表现，但是游戏的复杂规则却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制定的。人的生存本来就在玩游戏，只有游戏规则运用好了，只有自己在生存中处理好各项之间的关系，人类才能在游戏中获得成功，获得快乐，获得生存。
    邓启耀：孩子在游戏中获得快乐，这是游戏的本义。而对于成人来说，他关于游戏的记忆，关于“幸福”的探讨，无论是被唤起的还是重温的，已经属于过去，而且为了不致被人看作老顽童“装天真”，还只有躲着玩一下，“谨慎地表达一种美好的感觉”，或者在一个和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如旅游空间、游乐空间或网络空间）“放松”一下，疯一下。也就是说，他的日常状态是“紧”的，心理的“空气”不足，所以需要不时的“充氧”。
    杨晓芹：很多游戏是生活的一种延续和演变。在采集和狩猎社会中，很多活动是需要团体合作的，而且面对一种猎物一定要有一定的捕猎规则，这些人类原始的生存活动逐渐演变为一些游戏。在今天的生活中，很多游戏还保留那最本真的颜色。当今社会也新开发出很多游戏，它们成了一些人生存的手段，成为社会运转的一部分，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成为某些人才能玩某些游戏，而不是大众化的游戏。
    邓启耀：更不是儿童的游戏。只要想想小学生由单肩书包变成双肩背包，再到拖着走的“行李”包，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孩子压力有多大！还回到我们“体育”的话题吧--拍过《高三》纪录片的朋友周浩曾谈过的一个拍摄计划：跟踪拍摄那些被选出来预备参加奥运会的孩子，拍他们的日常生活、训练、拼搏与淘汰。他的重点不是最后留在奥运赛场上的“选手”，而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人”，那些未成年但肩负了太多父母期望、学校荣誉、民族强盛和祖国繁荣等沉重压力的孩子。他们将接受严格甚至严酷的训练，以童年的可怕记忆换取别人的喝彩。这个现实使我想追问一下什么是“奥运精神”？或者，从发生学的角度，从词源以及行为的起源上看，游戏、竞技、体育这些词，它们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异同？
    刘秀丽：古代汉语中“游”主要从“游山玩水”一词中的含义，而“戏”则指“戏谑”，“游”与“戏”并置作为合成词则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意思。但在说文解字中，“游”指“旌旗之流”也，“戏”则是“三军之偏”也，都是指不成器的军队。由末流之军延伸为不认真的人生和态度，自有古人的道理；而现代汉语中的游戏一词，亦指一种不需要较真的玩乐，也才由此延伸出“游戏人生”的说法。当玩乐上升为比赛，又添加进更多的技术、体力和脑力时，游戏便演变成了体育竞技。
    熊迅：现代的各种竞技体育活动绝大多数来源于西方的体育（Sport）。而“Spor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deportare”，而后传入法国，在古代法语中被标记为“desporter”，意为“情绪转移”、“使高兴”、“使愉快”、“玩”、“忍耐”等等。15世纪又由法国传入英国，并经过“disport”及“sporte”的演变，到17世纪才以“Sport”固定下来。 20世纪初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运动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 。国际竞技体育协会（IESPE）在《竞技宣言》中指出：“凡是含有游戏属性，并与他人竞争以及向自然障碍挑战的运动都是竞技运动”。大致可以认为：竞技是以打败对手来获取有形和无形的价值利益为目标的,通过竞赛来显示体力和智力，在正式的对参加者的职责和位置做出明确界定的规则所设立的限度之内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甲骨文字形的“競”,就是二人竞逐的形象化表示。
    邓启耀： 汉语中的“游戏”，指的是一种不需要较真的玩乐；西语中的“Sport”、“desporter”，主要和“移情”、“高兴”、“愉快”、“玩”等相联系。现在却只剩下了一个“忍耐”！我们可以理解从运动员到球迷、粉丝们在面临输赢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亢奋和沮丧了。那是“忍”了多久才爆发的呀！
    席勒为什么认为人类的审美起源于游戏？还有康德的无利害观照，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说的都是一种让人放松和愉悦的自由状态和审美精神。
    熊迅：康德用游戏来把握一般的艺术，认为艺术和游戏一样，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这里的自由意味着无功利性，艺术以其自身的魅力而不是以其可以带来的功名利禄来吸引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的性质和游戏类似。游戏是自由的，至少在决定加入和退出时是自由的，但游戏仍然是有功利的，如对游戏中的人的教育；对角色之间能力与技巧的比拼也是形成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因素；《街角色会》中怀特描述的打保龄球的游戏既是赢钱的手段，又是强化成员在“街角帮”中地位的手段。在游戏中，很多的功利特征并不明显，甚至游戏中的人自身都没有或不愿意识到，它是一种间接功利。
    邓启耀：我记得奥运规则里似乎还有一条，即参加者的“业余”身份。这两个字可能早已被人淡忘，或者置换了。因为要为参赛运动员添加一个另外的“主业”做幌子，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为什么奥运的“原教旨”中有“业余”这一条？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谓“业余”，就是学业和谋生职业之外的某种兴趣爱好。“业”，除了那些有幸把职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人，一般情况下，是和“为稻粱谋”联系在一起的；“兴趣”也主要指功利性较弱的那种，下班后炒股和为一个球赛较真到上升至国家民族兴亡的行为不在其例。“业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时间状态，更是一种优雅放松的生命状态，一种没有“业障”的精神性的存在。被按模块成批复制的人和自由无关，被过度物化或异化的人和审美无关。游戏为什么有时候使我们有幸福的感觉，因为它能使我们进入到一种轻松洒脱的自在自由状态，进入到无功利的审美观照之中。这种来自日常的唾手可得的诗意，正是我所理解的游戏精神。

对话方式：课堂、博客和电子邮件。

对话人：邓启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魏乐平：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姬广绪、李铭建、刘秀丽、马宁、熊迅、邹伟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07级博士研究生;
陈洁、陈棉淳、丁湘、董世兵、郭淑娟、贾慧、兰维、李珩、杨晓芹、朱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07级硕士研究生;
邓圆也、冯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04、05级本科生.

编者按：由于篇幅关系，该文作了较大篇幅的压缩，完整文章请见邓启耀博客。

英文提要：

Dialogue on Game Spirit and Athletic Symbolization

Deng Qiyao et al.

Abstract:

    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dialogue on “games and athletics” between Professor DENG Qiyao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his students after reviewing “Chinese Folk Games”. The dialogue takes the form of discussion via in-class activities, blogs and e-mails.

    Does Olympic Games originally require participants be amateurs? What does it imply?

    The word “amateur” refers to something related to non-profit-oriented interest or hobby, while “profession” normally refers to a bread-earning job, except that some lucky ones can integrate their hobby with their occupation. “Being an amateur” is more of an elegant, relaxed, spiritual state of living than an occupation or pastime. The duplicated ones are deprived of freedom, while the over materialized ones are robb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appreciated. The reason why games bring us happiness is that it leads us to a relaxed, free state of being and non-profit-oriented appreciation. This handy poetic blessing is exactly what I call the spirit of g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