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罗斯科，里维拉，希克罗斯和墨西哥造型艺术的奠基
录入时间: 2006-08-11
奥罗斯科，里维拉，希克罗斯和墨西哥造型艺术的奠基
玛丽娜·巴斯克斯·拉莫斯
1921年，在结束了自1910年墨西哥革命开始，长达10余年的内乱和争斗之后，墨西哥为了改变社会四分五裂，缺乏认同的状态，开始了寻找民族和国家定位的尝试。知识界，包括一些造型艺术家，试图从国内或国外的不同视角，为这个万花筒一般多样化的国家找到一种文化的传承性和连贯性。
在这20世纪的初叶，造型艺术和舞台艺术都开始走上一条“墨西哥化”的道路。在一场血腥的苦涩的内战之后，如何构建一个能自我认同，自我更新的民族造型艺术，人们在苦苦求索。
在造型艺术界涌现出三位最杰出的大师，即著名的“壁画三杰”。他们分别是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1883-1949），迭戈·里维拉（1886-1957）和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1896-1974）。这三位大师毕生致力于为造型艺术找到它应有的社会和艺术定位。他们都认为社会责任对一位艺术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作品的杰出之处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处理和表现，他们为公共建筑绘制大型壁画，用壁画、胶画等各种表现手法使建筑物成为自己向大众发表观点的舞台。壁画艺术影响了墨西哥和整个世界的许多代艺术家。“壁画三杰”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他们拒绝架上作品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架上作品因其体积尺寸的关系，最终必然落入少部分资产阶级的收藏家之手。奥罗斯科1942年曾对一位诘问他的记者说，他只创作壁画，他是一位壁画家，而非画布画家。“壁画三杰”都从未停止过壁画创作，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作品体量渐小，但大幅壁画始终是他们创作的焦点和重心。
大师们的小幅作品增加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创作壁画以外，奥罗斯科，里维拉和希克罗斯都已经有了许多海外拥趸，尤其是美国人，他们热衷于购买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另一方面，自战后至冷战时期，墨西哥的政治经济态势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有所壮大，这个阶层逐渐对小规格的画作兴趣有加，即使看待壁画的眼光也是如此。这样一批国内艺术消费群体的出现也催生了大量的画廊，他们更多地关注画作的装饰实用性和商业价值。而这一切又适逢政府缩减为公共建筑立面进行壁画装饰的预算。这使得“壁画三杰”逐步将创作转向肖像画，自画像，风景画，或是以其他更易驾驭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主题。所以虽然也不断有批评的声音，但这一时期却是三位大师不断创新，不断震惊世人的时期，也是他们艺术生命中最成熟的时期。
“壁画三杰”在刚开始各自的艺术生涯时，就已经展示了他们作为艺术先驱的资质，就好像与生俱来一般，他们无论是在立体派，未来主义，还是表现主义，都会取得极大的成就。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其他造型艺术，而艺术家的社会使命感也超越了个人兴趣喜好，使他们专注于寻求更独特的表现形式。相同的使命使这三位大师选择以类似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对墨西哥历史的融会使民族认同感成为构建国家现代与未来的基材，而壁画，就此成为他们达成目标的核心工具。
奥罗斯科1942年接受记者罗伯托·阿塞贝多采访时说，壁画之于架上绘画，就如交响乐团之于单一的单簧管，萨克斯风或长笛。关于绘画的所有问题，忧虑、表达方式、存在意义，在壁画中都能一一体现。诚然，单簧管或小提琴能够单独演绎出极致、纯粹的音乐，但那也需要音乐整体发展的推动。如果绘画永远只在画架上进行，那么绘画的意义便会渐渐地消减至无。同样的，如果音乐永远只是小曲或小品，也最终会消亡。音乐的原动力永远在于贝多芬，巴赫和斯特拉文斯基们的作品。
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也创作了大量的画布作品，但那只是他们在描绘鸿篇巨制的间隙小憩罢了。
创作壁画这样大型的作品需要最多样化的技法，从最传统的油画，到胶画、炭笔画、铅笔画、中国画、蚀刻画等等。希克罗斯更有一个习惯，为了使画作更有质感，效果更丰富，他采用合成材料作画。这是希克罗斯对造型艺术的一大贡献，这种大胆引入非传统画材的做法使得作品更能表现出多样的质感。无论是使用合成树脂，还是将汽车油漆用水稀释或用大理石粉增稠，都使壁画产生了如雕塑般的质感。而对画材的使用方式也多有创新，画笔、画刷，气动喷枪，甚至直接使用手指作画。希克罗斯最初在壁画上采用这些画材和技法，其后又将之引入了小尺寸画布作品的创作中。
如同技法一样，壁画的主题也是另一个基本的、多样化的元素。作为构成整个作品的片断，油画、肖像、风景、工人、农民、军人、无产者、英雄的形象、遇难者的尸骸，都在壁画中得以展现。社会性是壁画艺术的首要属性。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主义早在三十年代就领世界之翘楚。无论是奥罗斯科，里维拉，还是希克罗斯，都视叙述性和思想表达为绘画的内核。而迭戈·里维拉也在五十年代因其不顾当时战后怀疑主义思潮的泛起，坚持自身的理想主义而持续地受到一批所谓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希克罗斯专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一些具抽象意味的物体；里维拉因将裸体艺术和花卉，具象征意义的风景，土著形象以及乡村景致融为一体而举世闻名；而奥罗斯科则用妓女形象来影射人类的腐化堕落，他也渐渐开始表现圣经故事中一些晦涩的主题，比如拉萨罗的复生，魔鬼，启示录，圣徒保罗等等。比如他1947年在国家学院的画展上展出的一组作品，其中一幅名为LOS TEULES III，反映了西班牙和墨西哥本土这两大对立文明在殖民者征服墨西哥期间的血腥冲突。而在奥罗斯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虽然不涉及反西班牙或反土著文明的元素，人物形象却同样富有攻击性和侵略性，表现的也往往是人类的痛苦和攻击性的并存，主题中没有战胜方和战败方，只有充满侵略性的人类。对奥罗斯科而言，绘画是一种供他验证各种思想的探索工具，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绘画有时候是科学性的，而有时候又是宗教性或社会性的。”
奥罗斯科不相信机械或技术，而迭戈·里维拉却将人与机械的协作视为人类进步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三位大师都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里维拉甚至有过一天连续工作22个小时的纪录。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前往美国、欧洲和亚洲进行访问和创作。在一次访问中，里维拉创作了一幅名为《Conteniendo el hielo del Danubio, Bratislava，1956》（阻遏布拉迪斯拉发多瑙河之冰流，1956）的作品，表现一些工人正在加固堤岸，试图阻止多瑙河泛滥。作品展出后，里维拉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很想知道人们在看了这幅没有鼓动，没有宣传，而是希望迎合工人阶级的作品后的反应。事实上，工人们对里维拉说：“我们喜欢你的画，你懂得如何表现我们的协作精神和力量。你的作品真得很出色。你的同行们应该向你学习。”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表现是里维拉创作的一大源泉，而其后对世界和平的担忧占据了他晚年壁画创作的大部，他始终忧心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并将社会主义者的和平论视为解决国际政治冲突的一剂良方。
1947年，“壁画三杰”发起成立了附属于国家美术院的壁画创作委员会并一同成为首届主席团成员。
为了表达对三位大师的敬意，在墨西哥最重要的文博机构-——国家艺术宫——举办了三人的回顾展。展出的原作多为小幅架上作品，而壁画则以照片或草图形式展出。1947年，同样在国家艺术宫，三位大师和其他墨西哥造型艺术家一起举办了由45幅作品组成的墨西哥画家自画像大展。其后，奥罗斯科的650多幅作品和希克罗斯的70幅近作先后与公众见面。两年后，即1949年，为纪念另一位大师里维拉50年创作生涯，汇集了大师500余幅作品的画展开幕。同年，奥罗斯科逝世。而里维拉和希克罗斯则继续其壁画和画布作品创作，并往返参加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其中一次希克罗斯来到中国，并受到了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并在北京故宫举办了墨西哥艺术展。
1957年，里维拉辞世。希克罗斯在其晚年向墨西哥财政部建议启动一个“实物支付计划”，即允许艺术家以作品冲抵等额的应纳税收，借此来增加国家的艺术收藏。1960年，希克罗斯因“扰乱社会”的罪名入狱四年，在狱中他全心投入画布作品创作，此外还为难友们的戏剧作品创作了一些布景画。1968年，墨西哥国家艺术学院成立，希克罗斯任首任院长。逝世前一年，希克罗斯回顾展在日本东京举办，这也是大师生前的最后一个画展。1974年，希克罗斯离开人世，这也标志着墨西哥造型艺术一个时代的结束。
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迭戈·里维拉和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的作品不但影响着与他们同时代的画家，也对身后数代艺术家产生了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继承了三位大师的衣钵，而另一些则成为“壁画三杰”艺术理念的反对者，甚至是仇敌。然而无论身处20世纪墨西哥艺术的哪个阶段，也无论他们从事绘画，雕塑或其他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在他们的整个创作生活中，三位大师都是一杆无法绕开的标尺，一个起点，一种参照。
正是奥罗斯科，里维拉和希克罗斯，以及他们的同代人，构建了墨西哥的思想。也正是这三位大师，用他们的壁画，用他们的画布，开造型艺术之先河地将这种思想具体化、形象化。他们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构成墨西哥这个国家和民族基石的一部分。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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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0-8735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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