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主义研讨会纪要
录入时间: 2007-10-25
2002年7月3日下午,
新都市主义研讨会在广东美术馆专家俱乐部举办，由广东美术馆研究部蔡涛副主任主持，策展人张朝晖、广东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艺术家孙晓枫、美国加州大学文化人类学学者魏淑凌女士及参展艺术家50余人参加了讨论活动。
策展人张朝晖首先发言。他认为新都市主义其实就是倡导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下做艺术的可能性，推出一些新鲜的艺术品或者一些新鲜的视觉文化现象，一种概括或者一种展示。城市化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国际化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乡土、乡村的影响。人为的、随意的这种改革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一批人逐渐成长起来，大概在1975年以后到1980年代，这批人几乎就是跟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同步成长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文革那种阴影、人性压抑的或负面的东西，就是更开放一些，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比较好的态度。这批人，他们从外观、气质、兴趣、爱好等方面都跟汉城、东京、台北等亚洲新兴城市有某种特别相通的地方，而且他们这样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好像跟这种视觉艺术联系得特别近。他们这些人更有时间，更有经济能力，更有自己的审美品味来选择，并塑造自己。这批人成长以后可能会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以及新鲜的视觉展示，做出更多的贡献。
魏淑凌研究的是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在每个社会、每个文化、每个时代，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不太一样。欧洲古典主义油画大都是为了教堂而创作，跟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一些艺术可能跟家庭有关系，每个时代艺术的意义不太一样。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展览空间也比较重要，每个空间有什么样的观众，谁在看艺术，谁在做艺术，这都很有意思。她比较怀疑“新”这个词。什么是“新”？中国100年以前已经有“新文化”这个说法，这个“新”在哪儿？以前也有城市，现在的城市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国际化”、“全球化”这两个概念，也令人质疑。现在我们一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就会很激动，然而激动后面还有什么？比如说“全球化”、“国际化”，好像中国人就说这两个词，他只考虑到西方那些人在做什么，所谓的“国际化”是西方化，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了。
李公明教授认为，当代艺术当中的人文化、学术化的参与，一直还是不够的。有几个方面。在国外的人类学专业里面，相当多的学者研究艺术，研究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但据个人了解，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传统里面，他们比较多的是着重于体质人类学，到了现代又把人类学研究与经济发展联系。但是与艺术的关系一直是不够强的。
中国从原来的农业文明转向现代文明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个挫折其中来自社会的动乱、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应该说这100多年来我们并没有解决社会结构的转型这么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都市如何改变当下中国人心理文化的结构呢？对这个问题，人类学界或者说社会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无法把一个都市的建立、都市面貌的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与一个民族的现代性过程联系起来。现代性无非就是三个层面：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技术的层面，过去那个洋务运动做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然后五四运动过后是制度上提出的一个层面。其实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最终还是要到一个心理文化结构的层面。还有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与新都市的关系。中国的都市起步究竟是怎么样的？1950年代我们学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里面就出现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纷纷诞生，然后就出现了户口制度的改变，还有围绕大型企业出现了一些都市建设 其实是受制于一种叫做工厂主义加电气化的重工业发展蓝图而出现的。可以说当时就出现了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都市主义。都市主义经过文革之后、经过改革开放这一套显然已经彻底改变了，其实这是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种都市化形象。那么这样一种都市面貌、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其实跟西方的进程、跟西方的价值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它起到一个对于原来的主流意识话语的非常重要的颠覆作用。这种颠覆作用是用物质文明的都市化景观来取代主流的表面理想化、理想主义，以及一种包含有真实的理想价值的那种纯朴的审美。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卢梭的一个命题：就是纯洁的文明对堕落文明的一种反叛、一种围攻。那么对于类似的这种意识形态和都市形象的矛盾，我们能否从理论上、从学理上探讨得更深入一些？第三个方面就是：个人的精神性生活与这个“新都市主义”给人带来强烈的压抑和冲突。在这个展览里面，明显地表现了像丹尼尔·贝尔所讲的那种1950-1960年代的美国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分裂。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分裂有三个不同领域：经济的冲动，贪婪的、掠夺的；政治上的，失去的某种价值上比较中立的立场；然后一个是文化上的。丹尼尔·贝尔在著述里认为这三者之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统一起来的，他在寻求一个东西能够作为价值的支柱。他的论述里面又谈到宗教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终极关怀在哪，就是个体的心理信念与急剧变化的都市这种五颜六色、充满诱惑的社会景观之间，能不能寻求一种安宁的、一种精神上带有稳定性的终极关怀。
孙晓枫认为广州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处在一个建设中的状态，但这也是广州最具优势的一个地方，因为广州有包容性，这里的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不像北京或上海整个意识形态比较严。它虽然不是一个中心，它又跟那两个中心产生了很强的互动关系。广东的许多信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作为反馈到所谓的文化中心那边去。广东这个地方青年文化的表现是很复杂的，其实在广州本土的文化表述也不是很纯粹。
张濒认为今天都市人在心理上、情感上还有很细微、很丰富的东西，然而当代艺术只是注意到了一些所谓很流行的、很通俗的东西。都市里面存在着很多人类中不被揭示的、不被感知的东西，当代艺术应该尝试开启一些都市人内心的盲点。
陈侗教授认为都市的问题不光指的是一个简单生活问题，还有一些是精神上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做关注农村的当代艺术，拿得出手的都是都市的东西当然在北京有很多艺术家住在农村。假如谁要是敢大胆做一个“新乡村主义”的话，谁会把它叫做当代的作品展？我们往往把乡村等同于传统，都市等同于当代，其实这个等同法是不对的。是不是大家现在的心态都得归属到一种都市的情感在里面，还是说已经分散成了很多块？其实虽然大家经常坐下这样来聊，可是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他希望有更好的说法能够解释一下当代艺术除了都市这么一个主题，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性。
（录音整理：骆思颖 文字整理：蔡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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