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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亮——专论

录入时间: 2017-11-15

从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观广东美术,再回望广东美术馆从创立至今的二十年来,最突出的特征即为“易”——“易之于不易”。“变”是永恒的,不断创新与自我完善的是广东美术馆一直以来“不变”的品质;“易之不易”,这种“更易”也是在各种“不易”中探索进步。“不易”是坚守,也是艰难。二十世纪以来的广东美术也是如此,走过的百年历程亦可概括在“易”与“不易”的辩证关系中。百年来一代代成长于广东、受教于广东、生活于广东的艺术家们探索开创了当代广东美术面貌;作为国家体制下的美术机构,广东美术馆也借其身份、功能,主动上接百年沉甸甸的历史硕果,下承当代广东正发生的艺术新象,从时光的变迁与空间概念的延伸出发,用厚重的责任感与敏锐的当代意识在“易”与“不易”中为广东美术在历史上书写完整谱系、在当下构建有效平台。
 
易之不易,以二十年观百年
    -------写给广东美术馆二十周年
 
“易”,《说文解字》中指日月为易,阴阳交替,是具有时间流动与空间变化的过程性词汇;《易经》的“易”含有“变易”、“易简”、“不易”之意。“易”讲的是变化之道,《周易・系辞》提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求新求变者,多可位于他人之先。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广东这片土地似乎将追求改变的精神融入了生活的态度里,骨子里就能以开放的心态包容新事物、接纳新观念,通其内理,并转化为自身优势。时移势迁,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求“易”的作风,变化之道永恒不变。
 
在艺术领域,广东寻求“变易”的传统拥有悠久的渊源。将旧有陈规打破、敢于领风气之先。不同于清初“四王”沿袭下的正统派,清晚期广东地区的居巢、居廉以注重写生,发明撞水、撞粉法另辟蹊径;他们常画广州的风俗人情,将传统国画的主题扩展开来。居巢、居廉在艺术语言与技法方面的革新为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时期的鼎盛打下基础。广东是最早接触欧洲艺术传统的地区,算是西方写实艺术最早传入的口岸。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教士不只带来宗教思想,也带来了西方的作品实物和理论书籍,当地画家可直接接触到一手资料,这对部分画风的影响也是可见一斑。在广东与港澳地区还有用西洋画的油彩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样式的外销画,形成了规模化的批量生产,专门出口国外,这种群体化的制作形式不仅有利于外销画质量与数量的保证,也相应地扩大了西方艺术思潮的传播性。
 
广东美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文艺呼吁革新、从思想与形式方面拯救国民命运的浪潮下另辟蹊径、独占鳌头。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成长于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与文艺界号召改良中国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下,三人分别东渡留学日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艺术,并兼容日本本土艺术特点,将中国传统绘画与所学到的西洋绘画理念相结合,致力于对中国画从传统转换到现代绘画的不断探索。当然,人才的流动不局限于日本,19世纪末就有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中国油画之父——李铁夫留学英美,是最先将西洋绘画直接引入中国的艺术先驱。李铁夫在回国后,与冯钢百、胡根天成立的赤社,是中国南方第一个研究西洋美术的团体,并在广州成立附设美术学校,专门教授西画,以传播西洋绘画技法理念。东西方的信息与人才交换集中在广东,自然使广东的艺术发展具备先天的创新优势。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广东一批仁人志士的影响下展开,黄遵宪、容闳、郑观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在政治革命、文艺思潮领域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积极接受外来思想,革新除弊,投身革命。岭南画派的艺术家,在当时很多也是同盟会成员,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于武,他们为革命筹款义卖、亲身参与革命;于文,他们将国家与民族复兴的革命志向寄予中国画改革的理想中,以艺术为职业投身革命,“从思想上救治国人”。这一愿望同样体现在黎雄才、赵少昂、关山月、卢传远、杨之光等岭南画派的学生身上,他们的绘画主题与老师一样,用画笔表达着革命理想。与此同时,具备敏锐时代感知力的艺术家还充分注意到以报刊书籍为媒介传播艺术思想的重要性,如1927年李俊英(即后来的版画家李桦)、吴琬、赵世铭三位艺术青年发起组织的青年艺术社,先后编辑发行了《画室》、《艺术周刊》、《青年艺术》等刊物,发表大量介绍东西洋美术的文章;留法归国的雕塑家李金发还创办了《美育杂志》宣传艺术与教育理念。
 
在艺术与时代链接得更为紧密的特殊历史时期,广东地区的艺术创作显示出其独特的创造力与领导力。例如抗战期间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岭南地区至少就有三位在中国版画史上举足轻重的版画家——李桦、古元、黄新波。三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在抗战时期不仅有效地宣传革命、鼓舞军民、揭露时弊,在艺术语言的提炼、艺术技巧的提升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广州的解放迎来了一批旅居香港的艺术家的回归,如关山月、潘鹤、余本等,他们与黄新波、胡一川、廖冰兄等革命艺术家一同成为广东美术界的中坚力量。在国画领域,岭南画派由于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得以确立艺术地位、发展画派理念,对广东美术界影响深远。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的《江山如此多娇》,表明岭南画派在当时被国内美术界所认可的水准。广东地区在版画领域的优势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经历了版画创作的成熟、低谷与多元化转变,广东艺术家在继承与发扬新兴木刻版画的同时,增加了清新、质朴的艺术特色,林抗生、许钦松、肖映川、郑爽等版画艺术家作品中表现出的平面性、装饰性等形式主义方面的探索,在思想开始解禁的年代对全国版画创作观念产生了一定冲击。
 
由于广东在历史上特殊的地理、人文因素,即使在文革期间,以“广交会”为主体的对外交往活动仍在继续,使广东地区保持了相对的思想活跃度。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依托,大批的美术工作者为政策活动创作宣传画,他们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方面,不仅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运用得极为熟练,而且还能创造性地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个人艺术品味。杨之光、陈衍宁、汤小铭、林墉、王玉珏、张绍城、伍启中、潘嘉俊等人,在当时均为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品产生很大影响。杨之光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雪夜送饭》,以及《矿山新兵》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力。陈衍宁的作品,如国画《长征日记》、油画《视察广东农村》,汤小铭的作品《永不休战》,潘嘉俊的作品《我是海燕》,都是 “文革”背景下的“红色经典”,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优秀作品。
 
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后,全国的文艺思潮集中在“伤痕”与“反思”的主题之上,人们开始寻求本性善良的回归,广东地区美术以廖冰兄的漫画《自嘲》、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王肇民的《大叶紫薇》、徐坚白的《两位老画家》等作品为代表,或是通过图像深刻地批判了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摧残,或是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以《艰苦岁月》等雕塑作品为代表而被大众熟知的潘鹤, 1980年发表《雕塑主要出路在室外》等多篇文章并作专题演讲、1982年在全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及艺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社会主义是城市雕塑最佳土壤》一文,在这一时期重新提出中国城市雕塑价值,使大型雕塑创作被更多人接纳与熟知,也逐渐开始获得政策与市场的广泛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的“大尾象工作组”,活跃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北方当代艺术群体南北相望;后来从广东兴起的以黄一瀚等为代表的“卡通一代”,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近年来国内艺术家创作中的动漫潮流等,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深厚的百年广东美术发展为积淀,以广东求“易”的进步精神为支撑,广东美术馆立足岭南这片地域独有的艺术特色,从起步就拥有较为丰富的艺术资源与社会资源,敢于放眼全国、乃至世界范围不同艺术形式、艺术思潮的深度交流。不同于国内同类型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不囿于引进与推介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与作品,还将历史的使命与责任肩负于身,积极致力于近百年来广东美术的学术史梳理、挖掘在主流艺术史书写中被遮蔽的美术大家。同时,作为全国第一批重点美术馆之一的广东美术馆,在原有成熟技术与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创新的精神,开辟了一种由美术馆专业团队全方位介入展览的工作机制,并不断更新策展理念、改善硬件设施,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将美术馆建构成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交流平台,并成功创立了广东美术馆的自主学术品牌,策划相关的系列项目,如“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当代水墨实验空间”系列展、“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新状态”系列展等。相辅相成地,还在近两年引入VR技术提高观众的观展体验、举办策展人论坛与专家讲座、出版多部学术文集,稳扎稳打地践行其以学术性为导向的策展宗旨。
 
继承了求易求变精神的广东美术馆,从建馆起偏向艺术品收藏与建设陈列空间的单纯功能,到有组织地策划逐渐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从自我定位要求独立甚至略显“小众”,到将个性与共性目标有效整合后融入主流、成为品牌,广东美术馆的发展与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当代艺术发展同步前进。从广东美术馆的招牌展览“广州三年展”的发展来看,第一届广州三年展主题意图“重新读解”中国从1990年到2000年的实验艺术,这十年是中国实验艺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少年期,艺术现象复杂、艺术事件杂乱,重新梳理并引发新的阐释显然是“不易”之事,广东美术馆具备相当的野心,敏锐地抓住艺术史问题,并对当代艺术采取冷静谨慎的态度,在国内艺术界打响有力的第一炮。第二届“三年展”关注了地缘政治与文化,将目光放在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当地的文化现象,以小见大,即在“全球化”视野下从本地艺术创作出发,辐射艺术界在综合历史因素的进程影响下出现的各种现象和潜藏问题。举办第三届“三年展”的广东美术馆不再局限于国内,将目光投向海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内外艺术创作搭起桥梁、以更广阔的视野介入全球范围内地域化差异造成的艺术新问题。历时三届的“广州三年展”,从一个时期、到一个地域、再跨出国内地域的限制,可以看出广东美术是有计划和进取心的在打造自身品牌,在自身的发展上不断超越已有的成果,寻求自身之“易”。在一次次的“变易”中,广东美术馆也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知,在国际国内都树立了形象标杆。
 
当然,“易之不易”是所有主动“求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百年岭南美术在革新中国画、引进西洋与日本画技术的过程中难免被时人诟病,在发展过程中也时不时遭到质疑,同时还要面临危在旦夕的国情和动荡的局势,政治要求高于艺术诉求的无奈。相比于在挫折中诞生成长的广东美术,广东美术馆似乎更具有先天的优势。作为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州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的春风,文艺界在政策的风向转变下恢复生机。到“七五”期间,“广东美术馆”成为了政府提升地区文化内涵意欲打造的文化品牌,施工建设正式开始步入正规。但是在谋求生存与“更易”的十年筹备期间,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市场经济之名,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单位的关注投入相对减少,而作为国家机构的美术馆体制又沿袭旧有体制,此外,在全社会追逐经济效益的大浪潮下,文化艺术事业恰巧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广东美术馆面临着社会整体转向带来的阻碍。二十世纪末正是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奔跑着追赶西方艺术史论的时期,现象混杂、信息轰炸,但同时又生机勃勃,从“八五新潮”到九十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正是踏上历史舞台,并参与到市场的风云变幻中。面对具有权威性和相当影响力的官方美术馆和在市场经济下遍地开花的私人艺术机构,广东美术馆的发展空间不得不说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
 
面对建馆后社会发展重心与艺术生态的转向,广东美术馆在这种“不易”的环境下,将广东艺术的创新精神发挥出来,精确找到扩大收藏和“学术立馆”并行的定位,从开馆就注重扩充馆藏艺术品、以学术性为宗旨策划美术馆的一系列活动。完整丰富的馆藏体系是美术馆有效进行学术研究和策展的基础和可靠途径,既便于向公众系统地展示相关领域知识,同时也是美术馆自身发展实力的体现。1997年广东美术馆成立,举办著名艺术家杨之光先生的展览时,因其重要作品客观上难以获得,就提出收藏杨先生与主题性创作有关的写生稿和草图等作品,打开了收藏的大门,也有了美术史研究的基础资料。以此为起点,广东美术馆在开馆之初就收藏了一大批在国内和广东地区极具影响力的32000余件藏品,更以前瞻性的态度建构了当代艺术、版画、摄影门类的收藏,投入少、成体系。如今广东美术馆已拥有较为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摄影作品收藏及研究平台,还有初具规模的中国摄影史资料库,是国内国有体制下最早关注和收藏摄影作品的博物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配套的交流机制,如摄影家工作室、沙飞摄影奖、广州国际双年展等,扩大广东美术馆摄影作品收藏的艺术影响力和权威性。
 
近二十年来的藏品,在美术馆人员的专项研究与体系构建下,基本可以勾勒出广东美术从建国前后起至今的发展脉络,其中不乏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具有美术史发展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如胡一川1932年的木刻《到前线去》,被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兴木刻版画的代表作;廖冰兄的《教授之餐》、《自嘲》,分别以不同时期的作品表现内战与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传播率最广的作品之一……美术馆还注重收藏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充实藏品类型、扩大学术研究的覆盖面。人不能脱离时代,研究同一位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不仅可以了解该艺术家创作理念、风格的转变,还能根据作品的变化感知艺术思潮的变幻,加强史料的可靠性与理论的完整性。广东美术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收藏了多位活跃在当代艺术界的广东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如范勃、许钦松、黎明、卢延光、方土、罗一平、王璜生、左正尧等人的各类作品,形成了较为完整、多样的广东当代艺术收藏面貌。
 
在广泛和丰富的馆藏之上,是广东美术馆“立足本土,关注国内,加强国际交流”的思路下对广东美术史学术性梳理与传播的重视。广东美术馆的开馆展览就将侧重点放在两个美术史研究的展览之上,“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前半期一个普遍关注的美术课题” 针对这一时期中国美术中的突出的图像形式、对现实的关怀、在艺术上的语言变革等问题进行分析、“主流的召唤,1976—1996,广东”则是注意到“主流”的方式在新时期美术中的影响力,两个展览都是以广东地区相应时段的美术作品和现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的,自从开启了以岭南地区美术为例,从本土的研究出发,以点到面,辐射至全国领域的艺术史研究风格。广东美术馆坚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整体历史观意识挖掘被遮蔽的、被遗忘的美术史,比如有关于艺术家谭华牧、梁锡鸿、符罗飞、黄少强等人的个案研究,有“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纪念展”、“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等历史性研究专题展览。试图从策展梳理、馆藏研究等多方面对美术史作补充,尤其是借助馆藏,深入发掘广东地区美术史面貌,做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作为面向公众的服务型艺术机构,广东美术馆改造了1997年建馆时设立的广东美术馆资料室,创办人文图书馆,馆内在有二十年来积累的多样艺术书籍,尤其是二十世纪广东美术馆的专项资料。这是目前国内建立的第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图书馆”,以开放共享的姿态使馆藏信息与研究成果不再受困于庙堂之上,可以被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了解,扩大了学术知识的传播性,方便了馆内研究人员的工作,也是为美术馆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除了学术性的展览与开放的人文图书馆,广东美术馆创办《生产》、《美术馆》等学术刊物构成了广东美术馆的前沿学术平台,关注当下全球学术界最前沿的艺术文化理论、传播艺术史论研究成果、探讨当代美术馆建设与多样性发展等相关学术问题,时刻在自我反省、自我鞭策中求新求“易”。
 
广东美术馆的学术与展览活动不仅注重历史研究和学术史梳理,同样也重视介入以当代观念建构的当代艺术策展模式、艺术理念,将“易”的历史观贯穿其中。广东地区的当代艺术面貌,尤其是青年艺术,呈现出在思想、视觉、学科背景等方面综合交叉的性质,也带有时代流行文化特征,每一个组织或个人都是自我图像与观念表达糅合的自足体,颠覆过去僵化的、单一化的格局。广东美术馆作为艺术创作的官方平台,游刃于官方体制、市场经济和艺术追求之间,积极推动着广东地区艺术的良性发展。广东美术馆曾经举办“青年美术大展”和“新状态”系列展览支持和研究本土青年艺术,2015年的年度大展:“机构生产: 广州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动用馆内的所有展厅以及馆外公共空间,邀请艺术家、学者、策展人等进行深入讨论,从机构生产的视角出发,对广东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生存状态展开时效性研究,更清晰地把握当下广东青年艺术的生态面貌。
 
扶持、推动当代广东地区艺术创作,广东美术馆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时期的艺术生态,注重“易”的空间变化性。具体到广州近二十年的当代艺术发展,早期有缘影会、观察社、博尔赫斯书店、维他命艺术空间,现今有围绕学院的艺术区、员村红专厂、小洲村群落及53美术馆、广东当代艺术中心、时代美术馆、黄边站等民营艺术机构相继不绝地出现。民营艺术机构给予艺术家更多的展览机会与交流平台,有利于艺术家生存环境的改善和公众艺术观念的逐渐培养,相应地还有艺术市场与潜在藏家对本土艺术家的关注,在民间推广了当代艺术的影响力。广东美术馆作为官方美术馆,并不依仗其权威压制或操控民营艺术机构,而是形成对话与共享的良性关系,借助民间机构的广泛性关注到更多的具有原创性、实验性的展览模式与艺术创作,扩大考察的全面性,形成多空间并存,各自借助优势共同推动广东当代艺术、推介本土艺术家的共生面貌。
 
易之不易,易在不易之中,不易亦为易。在达摩、六祖、苏东坡等不同时代人物思想的漫长影响下,广东潜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近现代的西画运动与中国画改良进程中,广东艺术经历风云动荡、新旧思潮冲击,在传统基础上,融合中西艺术之优长,革除陈旧死板之弊病,为近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当今的广东美术馆凭借不易中求“易”的精神和踏实温润的传统艺术气息,在收藏、策展,学术研究、助力本土当代艺术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美术馆的前列。即将到来的二十周年馆庆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期待广东美术馆生机勃勃,活力永驻!
 
 
 
吴洪亮
2017年10月20日完稿于北京画院

开放信息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免费参观:观众凭有效证件入场参观

团体参观:10人以上团体请提前两个工作日进行电话预约,并按约定时间凭确认短信入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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