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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睛”见证的中国变迁《信息时报》

录入时间: 2014-07-09


于勒·埃及尔《浮动的城市(广州)》


路易·勒格朗《塔》,1859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已在广东美术馆展览了一个月时间的“巴黎——北京 1844~2014:法国人镜头下的中国”展,如今即将落下帷幕。

  2014年是中法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此次展览作为“2014中法文化之春”其中一项重要活动,由广东美术馆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共同主办,由享有盛名的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原摄影部负责人阿兰·萨雅格策展,共展出200多件19世纪中到21世纪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大部分是黑白老照片。这些清一色的“法国人镜头下的中国”,展现着他者眼中的我们自身,为我们认识自己提供了别样的角度与有趣的参照。

  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工作人员告诉信息时报记者,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约有两万五千人次参观了本次展览。展览期间,广东美术馆还组织了11场志愿者导览,在微信平台开展“微寻宝”活动,并在官方微信和微博上发布作品故事,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这些老照片。

  专程为这些老照片来到广东美术馆的观众们,有些是对近现代史感兴趣,想从这些难得的早期影像资料中看到二百年前的中国真相;有些是对摄影技术本身感兴趣,因为这批老照片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摄影术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还有些是对这些影像作品的观察角度感到好奇。

  谈及法国、摄影术、中国三者的关系,阿兰·萨雅格感到自豪。他说,1844年,英国人将鸦片输入广东,美国人拿着他们的圣经,而法国人则带来了银版照相技术。“法国一直为自己能首先发明摄影技术,对世界作出贡献感到无比自豪。后来,于勒·埃及尔成了第一位向身着红色纽扣官袍的清朝官员介绍这项技术的法国人。”

  从此,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摄影技术得到广泛普及,许多旅行者、外交官、传教士和军官都使用上了相机。带着这种以时空切片攫取有限现实片段的新型视觉方法,许许多多的法国人以各种身份,因各种缘由,纷纷踏足、停驻或走遍中国,并通过他们的“第三只眼睛”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的变迁和发展。

  据阿兰·萨雅格介绍,这次展览的珍贵照片的拍摄者中,有19世纪末在云南述职的法国外交官方苏雅,他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拍摄了成百上千的作品,体现了他对“一个即将终结时代的开始”的关注,这些照片也成为了亚洲最早完整记录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而方济各会修士密歇尔·德·枚纳尔和作家谢阁兰则大大拓宽了纪实摄影的范围。直呼北京为“我的都城”的维克多·谢阁兰,是20世纪初首批来中国的法国作家里少有的真正懂中文、通汉学的西方学者,他历时七个春秋的中国之旅不仅是外部的风景游历,更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精神遨游。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难以进入的国家。但是,有的杂志画报还是坚持把一些知名摄影师送到中国。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1958年应《生活》杂志之约,来到中国。此外,马克·吕布本人、还有作为自由记者的费尔南德·吉龚也经常往返于中国。这些摄影师,有的拍摄对中国初来乍到的印象,有的两次甚至数度重返中国,有的把长达数年的凝视目光聚焦中国,这些摄影作品交织着知名的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以法国人的视角,从黑白到彩色,从昔日到今日,一边真切地构织着从晚清到当今法国人眼中的中国百态,一边诉说着法国对中国的百年情结。

  这批摄影记者本身都是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用镜头对当时中国的客观记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布列松捕捉的画面,通过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性,展现当下客观存在的“决定性瞬间”,细腻地讲述了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历史现状。在这次展览中,也有广东美术馆馆藏的马克·吕布的“琉璃厂”、“王府井”和“豫园里的小兔子”等6件作品展出。从1957年始先后曾20多次踏入中国的马克·吕布,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一直通过镜头观察并记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变化,50年的关注和凝视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成长的家乡……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对此,策展人阿兰·萨雅格如此阐释:“很多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摄影师都发表过相关的摄影作品。我们不得不在丰富的影像中选取一些作品,从带有主观视角的黑白纪实影像到彩色现代建筑摄影,从一些人物摆拍图片到旅行影像,从深奥的学术研究到自发随意的探索。这一切都是为了诠释法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1899年10月,中文名字方苏雅的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履职,也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历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法国驻云南省代表,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他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这些照片百年后成为了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这张照片中的两个男子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

  作品
  故事
  这次展览分为“早期影像”、“军官、外交官和传教士”、“中国之行”、“今日中国”四大主题,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为我们讲述了其中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埃及尔和最早的中国照片

  这张作品名为《浮动的城市(广州)》,原件已经丢失。在这张根据照片复制的版画上,我们仍能看见疍民船只的每一处细节,辨认出岭南独有的镬耳山墙。相隔170年,我们仍能与埃及尔一起,凝视当时的广州。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公布了他发明的银版摄影法。这一年被认为是摄影术的发明之年。五年后,在1844年,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随外交使团来到中国,经澳门来到广州。他痴迷于达盖尔银版摄影法,随身带了笨重的摄影器材和一些用于摄影的金属版。

  埃及尔是第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拍照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摄影术的人。看着他在一个黑箱子前放入一张金属版,转眼间就能变出一个逼真的影像,人们既惊讶又好奇。许多达官贵人都特意前来拜访,希望拍照留念,埃及尔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每次只能制作出一张金属照片,热情的人们很快就把埃及尔带来的金属版消耗完了。除了拍摄肖像照片外,他也拍了一些风景,记录了广州城的风貌。这些风景照片不必用于馈赠当地官员,因此得以随埃及尔一起乘船回到法国。

  经历了漫长的海上旅途和时间的洗礼,这批照片仅有15张存世,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中。由于化学涂层被侵蚀,照片上的图像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唯有存留于《中国旅行日记》中的版画复制图像,还能为世人还原埃及尔在中国的所见。

  勒格朗的立体照片

  1857年,法国商人路易·勒格朗在上海开了一家照相馆,用在当时最时髦的立体相机拍下了宁波和苏州的立体风景照片。勒格朗痴迷于中国的园林景色,热衷于拍摄亭台楼阁,拍下的照片成为这两座城市的最早影像记录。在作品《塔》中,记录了经典的中国庭院和中国塔形象,这一切都与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风景相契合。 在一百多年里,这座塔经历了多次维修和改建,勒格朗的照片能为我们还原它在1859年的模样。

  站在勒格朗的这组风景照前,现代观众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并排展出两张略有不同的照片呢?这要从立体摄影技术的原理说起。早在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表银版摄影法之前,英国物理学家威特斯顿(Charles WHEATSTONE,1802~1875)在1838年发明了能够观看到立体图像的机器,并在1852年发表文章进一步阐释了立体摄影的理论。科学家们经研究得知,在观看世界的时候,人的双眼会分别看到左右两个并排的独立图像。这两个图像都是二维的,但在人的大脑中经过合成,就会产生具有深度和立体感的三维幻觉。立体摄影正是在这个原理上发展而来的。在拍照时,摄影师借助一台特别的双镜头相机,可以得到模拟人眼所见的两张并排独立图像。在观看时,人们借助一个立体观片器,便能还原人眼观看外界的过程,“看”出图像的深度和立体感。

  在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立体照片得到了英女皇维多利亚的喜爱,随后便开始风行起来。有钱人的家里都添置了立体观片器,因此掀起了一股制作立体照片卡和观片器的风潮,促成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了便于观看,立体照片常常以卡片的形式出版。欧美地区的博物馆、图书馆至今仍有丰富的立体照片卡收藏,也证明了这种卡片曾经非常流行。

  立体照片为我们呈现了“彷如亲眼所见”的景色,也反映了人类追求图像真实的欲望。现今流行的3D电影,正是传统立体摄影的延伸和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图片的立体效果,也不再需要用那么原始而又笨重的眼镜了。(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 叶小青)

开放信息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名注册预约,到馆出示预约二维码、预约人身份证进馆。如需预约改期请先取消预约重新预约。每个成人限带1名儿童(未满14周岁)。
目前仅接受散客(个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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