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与道场——解读装置作品《红帘——5•12》
录入时间: 2013-10-28
鲁虹
以5•12汶川大地震为线索，原弓先生在多次下灾区考察后，接连推出了他的创作。而且，在这一系列艺术作品中，他主要还是通过挪用灾区的现成品来表达他的艺术观念与现世关怀。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原弓先生显然是受启示于自杜尚、博伊斯、沃霍尔以来的西方艺术家。他的独特之处是：从中国现实与个人的感受出发，巧妙地将携带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文化元素转换为特定的艺术符号，结果不但给作品打上了很深的中国烙印，使重要的政治要素在作品中回响，也表达出艺术家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理解。关于这一点，原弓先生在与老愚先生的对话中有较为清楚的交待。（1）原弓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足以表明，他之所以要选用现成品这类不同于架上艺术的媒介进行艺术创作，远不是出自追赶艺术时髦与吸引人们眼球的需要。恰恰相反，主要还是为了突破传统媒介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巨大局限性，以开拓更新的艺术表现空间。美国批评家丹托曾经认为，能够使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有两个，第一是一个对象应该是关于某物的；第二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原弓先生的新作显然是符合此标准的。（2）比如，作品《红帘——5•12》就以特有的方式，将灾区中经常出现的普通现象与历史现象联接起来，从而使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前苏联艺术家卡巴科夫说过：“能产生新思想的不是艺术的传统，而是日常生活”，相信原弓先生一定很赞同他所说的话，因为他的作品灵感全是来自现实生活，而非传统。（3）恰如大家所见，装置作品《红帘——5•12》是以传统道场的方式将出现在灾区的各种口号集中起来了。而标语则是以红布黄字的常有形态出现。这一方面体现了作品与现实、历史的紧密联系，能够唤起许多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另一方面也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能够使观众在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的情况下，冷静地反思现实与历史。我们知道，在近代的历史中，标语一向是党与政府进行社会大动员的有效方式。从“三反五反”运动到“抗美援朝”战争，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无不如此。其具体方法是，从明确的政治目标出发，通过由上至下的统一部署，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员四处张贴标语，结果使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特殊的氛围中。事实证明，由无以数计标语所造成的强烈气氛将会十分有力地包围着所有人，谁也无法从中超越。应该说，这一情况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家吴山专的作品《长篇小说“赤字”第二章若干自然段》就智慧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标语转换成了装置作品，其表达了一种“红色幽默”，可算是一种达达式的中国波普。
也许是物极必反的原故，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各类政治标语还会出现在全国城乡与工矿企业，但其功用已远不如从前。在很大程度上竟变成了形式化的符号秀，这大概与消费社会形成后人们对政治的淡化有关。相比之下，投放量极大，又无所不在的救灾标语显然扭转了以上局面。它自然还有粉饰与做秀的成分，可在当时灾区信息不灵的情况下，的确发挥了震奋人心的作用，身在其中的人都深有感受。究其原因是：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在这里有了很大的重合之处。当然，其中也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官方而言，是希望借此强调抚慰、关爱、拯救的信息，并突出党与政府是人民大救星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弓先生以传统道场的仪式化方式来处理灾区标语，并且做了夸大化的处理，其实是借用传统宗教的形式巧妙地隐喻了现代政治中的宗教成分。就老百姓而言，则由对生存本能的渴望，进而体会到了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以及对一切拯救他们的组织，还有友好人士的无比感激之情。可见，同一标语往往会引发并不相同的解读。
在《后社会主义与后毛泽东时代》一文中，（4）我已经指出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必须有效加以运用的文化资源，因为这既是我们反思历史与现实所必须借鉴的，也是拉开与西方的距离，并形成中国当代艺术特色的重要途径之一。我认为，原弓先生的作品就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因此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我完全同意一些学者所说的观点，即中国的现实必然与历史有关联，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都是历史的。那么，如何从此角度去深入地解读现实与历史，仍然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必须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前苏联艺术家卡巴科夫在他的一系列装置作品中，曾经生动地表现出了苏联时期的社会真实，还有艺术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也引起了国际当代艺术界的关注。希望原弓先生能以卡巴科夫为借鉴，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更上一层楼。
但愿能有更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2010年5月22日于从烟台到深圳的飞机上
注：
（1）见《被艺术家转换的中国现场》，载于《事件过程——原弓田野实录》，中国人文艺术出版社，2010年4月版。
（2）见《艺术的终结之后》第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见《关注人类生存状态》，载于《世界美术》2009年2期。
（4）《后社会主义与后毛泽东时代》一文最初于2008年5月在德中文化论坛上宣读，后来发表于《画刊》2008年8期，但更名为《挪用与反思》。此外还发表于“中国艺术家批评网”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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