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唯美”，你会以怎样的眼光去看？《世界艺术馆》
录入时间: 2008-11-04
虽然约翰•罗斯金曾劝导艺术家在对待客观事物的时候要“怀着完全孤寂的心灵到大自然中去，不要选择任何东西，也不要拒绝任何东西”，当然也有印象主义的执着者们不断在实践上表明他们的眼睛就是一架带有光谱分析的照相机，但事实上，人类在面对身外世界时并不可能真正秉持一种纯然之眼和孤寂之心，毕竟正如约翰•伯格所言：“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
尤其在资讯与文化日益发达的今天，现代人更切实可行地需要培养的不是对资讯的接受能力，而是对资讯的甄选能力。你之所以在众多艺术展中选择了其中的某一项并为之花费时间和金钱，一定是因为你事先得到的信息让你对这个展览有所期待，然后当参观结束之后，你自然也会不经意地以参观结果对你内心期待的满足程度作为评判其成功与优劣的准则之一。于是，带着怎样的眼光和心境去看展览，有时甚至比看怎样的展览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将决定在统一的展览“能指”下指涉出每个人头脑中一系列怎样不同的“所指”。
同样，对于3月份开幕的又一个艺术大展“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藏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你是否会去看取决于你会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对你来说，也许这篇文字在接下来按耐不住提供的几种注视途径会进一步破坏你的纯然之眼，不过至少它代表了别人的目之所及。
学院派问题
也许自17世纪卡拉奇兄弟建立波伦亚学院以来，那些在艺术史不同时期风起云涌的各种先锋与前卫派在此之后就都可以被一个概念统摄了，即他们几乎都是以“反学院派”的面貌出现的。于是，当无论是卡拉瓦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还是印象主义，当这些被当时的学院派极其不容人物或流派先后得到艺术史的承认后，学院派也不知不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专制与保守的形象。确实，学院和受到学院支持的官方沙龙，常常与具有革新精神的流派和青年艺术家对立，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在学院和官方沙龙与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艺术之间竖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两种力量的较量，最终导致了学院的衰落，也使古典艺术式微。对这种情况今天如何评价，这己经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学院和古典艺术对培养学生审美趣味和艺术技巧的作用，而且还关系到对学院和古典艺术本身意义和价值的公平评价。
这次展览的第一、二部分中有很多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杰作，比如法国的大卫和安格尔的学生热拉尔，吉耶莫、布格罗和热罗姆，比如英国的以莱顿为核心的皇家学院的院士们如摩尔、埃蒂、格威德和阿尔玛－塔德玛等，他们的作品展示了19世纪学院派主流所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对于并未真正感受到学院派桎梏的人来说，这些绚烂的古典主义作品很难让人违心地对它们嗤之以鼻。学院推崇的古典绘画是讲究趣味高雅的艺术，它建立的一套造型法则，实际上就是欧洲艺术中的“程式”。程式对艺术创作来说，是有益的“枷锁”，迫使艺术家用有限的手段表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在简练中求丰富。这是一种艺术模式，不过不是唯一的模式。可以有新的方法替代它，例如用大众的、通俗的语言去修正、补充或替代它，但它作为一种表现模式的自身价值不会因此消失。20世纪上半期，学院式的古典主义被不断追逐“新”的思潮所击败，激进的现代主义获得了全胜。人们在“欢呼”胜利之后，会情不自禁地发现，他们一路向前迈进，抛弃了学院的古典艺术，又若有所失，因为古典艺术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任何新艺术所遮掩不住的。
而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在西方普遍进入到大肆反学院的时期，中国却随着艺术留学生的归国带回来已显露老态的学院派，并在此基础建造了中国特色的学院正统。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束缚他们的是学院派，于是他们要打破这一点，但对于中国来说，束缚我们的可能是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我们缺少的也许是真正的欧洲学院派传统，或许学院派正是可以用来纠正我们传统中旧枷锁的一种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全面的介绍以及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回顾学院艺术就有了更为深远的学术意义。
东方画派与东方主义
19世纪的欧洲人对发现世界其它地区怀有很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了中东。拿破仑远征军的成功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考古发现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兴趣。欧洲人具有从启蒙时代继承下来的理性传统，把理性看作是人类演变的基石。于是，这种观念又强化了他们对东方的探寻。画家们的头脑中呈现出一个新的世界，人们的感官受到了刺激，嗅到了别样的气味。一些表面看上去像是非理性的观念，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使得他们想去探究一种新的美学，以表现那个田园诗般的世界--一个与欧洲人的文化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于是表现阿拉伯骑士、远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奇异的花草和建筑物以及东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受到画家们青睐的后宫美女的画纷纷问世。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画家都在阿拉伯浴女画中找到了灵感，对发生在那个封闭和充满神秘感世界里的事情做了无穷无尽的遐想。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画家们想用神奇的传说和想像，替代从18世纪就开始积累的绘画方面的艺术难题。19世纪初，就有安格尔的《大宫女》和《土耳其浴室》以及欧仁•德拉克洛瓦的描写摩洛哥风情的油画。画家们前往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旅行，回国后又用地道的东方器物装备自己的画室。当时，东方画派的作品是如此之多，市场需求又是如此之旺，1893年就在巴黎新建了一座取名“东方沙龙”的画廊，专门展出东方画派的作品。
于是清真寺和中东的民用建筑、阿拉伯式的窗栏、尖顶和塔楼，尤其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伯拉宫，都成了东方画派常用的题材。这次展览中英国人大卫•罗伯茨的《科尔多瓦的摩尔人教堂》就属于这类作品。浓墨重彩的阿拉伯骑手和卫士、富有动感勇猛而彪悍的马匹，在欧仁•弗罗芒坦、何塞•塔皮罗•伊•巴洛、弗雷德里克•舒凯德和阿道夫•施赖尔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表现阿拉伯浴女、舞女及东方世界日常生活的作品，有威廉•沃特勒的《舞女》、夏尔•朗代勒的《埃及女郎》和亨利•吕西安•杜塞的《后宫之美》。在东方画派重新勾划的古代人物中，克娄巴特拉的形象最为突出。学院派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和象征派画家古斯塔夫•莫罗都描绘了埃及女王的形象。取材于《圣经》的人物，如《瓦实提》，由英国人埃德温•朗用他灵巧的画笔在东方氛围里烘托了出来。
但20世纪的理论成果已经清楚地表明，19世纪欧洲人对东方异乎寻常的热爱多少是出于一种先进者对落后者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这一理论在萨义德1978年发表的专著《东方主义》中给予了清晰的表述。并且，萨义德将19世纪欧洲人这种无论是否自觉意识到的文化心态在时间和地域上推而广之，认为是一种文化上某方面所谓的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普遍心态，因此在此已超越了仅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东方画派，而是需要用一个专有的术语去指称它，即“东方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另外，这种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认识东方，他们大都跳不出这种论述的框框。透过19世纪盛行的东方画派的作品，我们也许可以用来反思自己，在我们的文化中，又有多少佳作是在欧洲人东方主义心态下的产物，抑或正好相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东方主义心态的产物，而后者，我们有时可以用另外一个术语去指称，即“后殖民主义”。
中产阶级的趣味
改变了西方世界视觉艺术发展进程的艺术模式正好产生于19世纪，在西方世界持续至今的分析和理解一切艺术现象的基本观念，也是在这一世纪的舞台上形成的。此外，艺术品的经纪人、艺术品拍卖、艺术品的消费等与市场相联系的事物以及新观众群的产生、真正的艺术民主、各种博物馆的创立等等现象，在19世纪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中央和地方艺术学校的财政支持也越来越多。在人物肖像的创作上，日常生活题材越来越引起画家们的关注，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随着公众场合中妇女形象的出现和对她们在家庭生活中作用的再评价，女性形象成了画家们经常性的创作题材。其它的题材还有各式各样的劳作、工业生产、各种机械、火车机车及大型油轮等交通运输工具。此外，休闲生活和娱乐活动也是常见的题材。应当强调的是，19世纪美术作品的创作内容与传统的创作风格，始终处在对立的共处状态。应当看到，19世纪创作上内容与风格的矛盾状况，是分别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呈现的，但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而且，许多艺术家经常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创作领域里。
19世纪末，世界的现代化标志是巴黎。在那个被称之为“美好时代”的年代里，这座城市不仅是欧洲的文化中心，还是欧洲一切人文艺术的中心。众多艺术家都在他们的作品里描绘了当时巴黎的生活风貌，其中有这个城市令人愉悦、炫目的一面，也有它鄙俗、龌龊、苦涩、伤感的一面。也许19世纪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满怀乐观自信的同时，却存在着社会心理上浓重的悲观主义和焦躁不安。于是，艺术家们各种理论或实践上的探索都是为了解决巨大变革下所造成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所以，无论是莱顿、布格罗那样的古典主义，还是拉斐尔前派那样的浪漫主义，抑或是像柯罗、米勒那样带着追忆性的现实主义，他们的作品购买者都是同一群人，即都是在资本成功运作下诞生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些财富占有者在聚集财富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现实严酷，所以他们渴望享受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在那里，无论是高奏着宙斯山神的凯歌，还是弥漫着田园诗般的怀旧旋律，都能给予他们最超现实的梦幻想象和最美好的心灵安慰。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个充斥着竞争与残酷的矛盾时代，画家与富裕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理解与支持，却构成了艺术赞助史上最为和谐的一章。
究竟什么才是中产阶级的趣味？19世纪身处“美好时代”的欧洲人与20世纪日益富裕起来的亚洲人是否有共同之处？在今日中国日益火爆的拍卖市场与收藏中，如果能抛开国外强大资金的介入对艺术趣味的左右，也许可以通过反观19世纪的欧洲帮助我们寻找到今天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并树立起独具自己特色的时代艺术。
这是一个关于19世纪的、关于欧洲的艺术展览，但作为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即使你是事先毫无准备地被带到这个展览中，你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当代的和中国人的眼光和心态，与其说这破坏了我们的纯然之眼，不如说这正是需要我们自觉去研究的学术价值。从来没有绝对的历史，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我们，重写艺术史需把握的两大指导思想正是中国的眼光和现代的立场，其一，我们要用中国的眼光去解释中国的艺术史，其二，我们要从当下的立场上来通贯艺术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关于古老的、外国人的展览与每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是有所关联的，这将远远超过一个展览的意义。
作者:王凯笛
来源:世界艺术馆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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