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铿锵石鲁《广州日报》

    看完“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走出广东美术馆。一个拖着孱弱的病躯、满头乱发、瘦骨嶙峋、一脸沧桑的老人久久定格在脑海。世界画坛的旷代奇才、中国的“梵高”、代表了一个时代、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的伟大的画家。--这是石鲁吗?从四川小镇到革命圣地延安，他演绎了一个传奇。他何以成为“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在那玉石俱焚、焚琴煮鹤的年头，他曾是何等悲壮地与“四人帮”斗争?14日，本报对陪伴石鲁走过一生的妻子闵力生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说起他们在延河边的爱情及坎坷的一生，年过八旬的闵力生怅然若失。“身着肥大的大衣，浪迹市井，以酒代饭，如痴如醉，被关进‘牛棚’，判处死刑，精神分裂两次逃跑，却没有辍之绘画。”闵力生说，这就是他身边的石鲁。
    刚出电梯，闵力生早已率领儿子孙女在酒店的客厅迎候记者,让人心生感动,丝毫没有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架子。为了接受记者的访问，年过八旬的闵力生将助听器开到了最大。她告诉记者，石鲁是一个古典的名字，是一个聪悟的名字，是一个苦难的名字，也是一个铿锵的名字。

本报记者：吴波


石鲁夫人闵力生向记者回忆：“组织没同意，我还是嫁给了他”

关于情感：延河见证爱情

    广州日报：为什么在广东举办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重要、最大型的石鲁展览和研讨活动?
    闵力生：我想是广尔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先生感动厂我。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拨出巨款筹备画展，要知道，这样一个画展，光保安费用都是天价。所以，我决定在广东美术馆举行本次大型画展和研讨活动。后来，我还同意了广东美术馆收藏石鲁作品的要求，目前广东美术馆一共收藏了包括山水、人物以及版画等作品6幅。
    广州日报：为这个画展，您和您的家人收集整理作品准备了多长时问?
    闵力生：这次画展，我们带来了400多幅各种类型的作品，还包括他自制的绘画工具、饮酒的酒杯等文物。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是首次在画展中展出。为了准备这次画展，我们共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广州日报：您是怎么认识石鲁的?
    闵力生：我和石鲁是在延安认识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老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雕木头，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好几次见到他，他同样是在那里机械地玩木头。当时我心里想：“这个人好奇怪啊，也不和人说话，就像木头一样。”
  可后来在一次演讲会上，我听了他的讲话，思维清晰，知识丰富，口才极佳。“原来这个人不是木头!”后来，石鲁老是来找我画肖像，一会儿正面，一会儿侧面的。我问他，“这么多人你不画，为什么偏要找我画呀?”石鲁说，“你的形象好，所以找你画了。”
    石鲁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非常聪明，多才多艺。在延安的那段革命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但跟他在一起，我们都很快乐和开心。有时间我就陪他在延河边写生，在延河边滑冰、爬山。在那个火热而纯情的年代，我们自然而然地相恋了。
    广州日报：在延安结婚需要什么手续吗?
    闵力生：我们那时候要说手续，主要是要征得组织的同意。当时是1942年，石鲁还不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非党员结婚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我还是向团里打了报告，团长倒是答应厂，‘可书}已却小批准。我当时也¨组织挚辩了“石鲁虽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已经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虽然组织没有同意，我还是和石鲁结了婚。
    广州日报：石鲁是一个艺名，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闵力生：石鲁，原名冯亚珩，因崇拜明末清初画家石涛与作家鲁迅，改名为石鲁。

特立独行：“文革"中还常戴大号假宝石戒指

    广州日报：您觉得生活中的石鲁是怎样一个人?
    闵力生：他是一个很刻苦的人，我们的大儿子石坚出生后，我要上班，他为了画画，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就用绳子将孩子绑在背上，拿着自己做的画笔、算术本、小孩的尿布等四处写生。
    他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革”中，人们的穿衣戴帽都得当心，都要革命化的、稍不留心，都会招来灾难。可石鲁的形象却依旧那么卓尔不群。一头雄狮般的长发不说，手上还常戴着枚很豪气、很豪华的大号宝石戒指。其实，这戒指是假的。那块很像祖母绿的大宝石不过是个玻璃弹球，而有点发乌的金架，是他用铜丝弯的。
    广州日报：“文革”期间听说石鲁两次从“牛棚”里逃跑?
    闵力生：1964年前后，石鲁的处境大起大落，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1966年以后，他是在精神病脘、监管、批判和潜逃中思索的。
    广州日报：您还记得他最后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吗?
    闵力生：石鲁最后一幅画是有录像的，现在还能查到资料。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石鲁在病床上完成了一幅巨幅的荷花，当时卖出了3000元用于救灾，这是他最后的一幅画。可他生命最后画的荷花20多年来一直没有再出现过．不知道是遗失了还是敞然企收藏者的手中，现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乡绅世家的“顽子”

    早在1985年，他的《华岳之雄》便在美国纽约以5万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再创石鲁作品价格新高。如今，石鲁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一说为保路局局长)，以他家族的团练为武装后盾，向清军叫板。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日与花木鱼乌书画骏马相伴。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葆康泰。到开始读书时，他却变得顽健好动。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等。直到他12岁前后，这个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

成都美专始学绘画

    石父因病亡故，石母开始对石鲁严加管教，希望他能重振冯家祖业，但石鲁生性活泼，受不了封建家法的禁锢，常与长工一起玩耍，情同手足，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家中请来一位画家为院中的楼亭阁室作画，兼教族中子弟绘画，石鲁此时显露出过人的绘画禀赋，每次作画，皆是佼佼者，以致他的二哥冯建吴假期回仁寿省亲，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纸的水墨中堂时大为惊异，决心请母亲准许小弟随他去学画。
    1933年秋天，年仅15岁的石鲁徒步180里山路来到成都，进入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在东方美术专科学校，石鲁开始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等诸家名作，崭露头角。1936年底，石鲁毕业，仍回到仁寿县，在文公乡小学任美术教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石鲁上课时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针砭时弊，并组织学生排练抗日节目，由此得罪地方保守势力，加上此时母亲逼他完婚，结婚后第三天，鲁即离开文公乡，再次来到成都。
  这一次，石鲁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历史学系借读，当时，学校不少年轻人都向往革命，一次，林伯渠到学校作抗日讲演，石鲁听后深受感动，决心去延安参加抗日。1939年春，石鲁用家里寄来的学费，从寄卖店买来一辆旧自行车，开始了他的征途。他先是来到西安，入三原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转入民族革命大学，参与组织了先锋剧社，演出抗日戏剧。不久，石鲁暗中联系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奔向延安。

创立“长安”画派

    石鲁到延安后，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后又来到西北文工团。延安的一切令他感到无比兴奋。在文工团，石鲁担任美术组长，设计舞台布景、道具，在先锋剧社他演过话剧，在延安也参加演出了《生活在召唤》、《蜕变》等话剧，他是四川人，不会普通话，闹了不少笑话，便下决心不再演戏了，一心想去鲁艺学绘画，但文工团一直不放他走。两年后，石鲁终于下定决心。此时石鲁的创作以版画为主，兼及年画、连环画，作品有《娃娃兵》、《群英会》、《妯娌俩》、《民主评议会》、《打倒封建》、《说理》等。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出任西北美协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等职务。当时，俄罗斯油画正在中国展览，俄罗斯画家惊人的写实能力、表现生活情节的准确性令许多画家为之折服，整个中国的绘画创作，涌现出一股学习俄罗斯的潮流。石鲁冷静审视了中国绘画的现状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格式与西洋古典写实主义的近
似，但表现方法上“笔墨加素描加淡彩”的效果却无论如何不能与西方近现代油画相比肩。在中国画画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中国画自有其东方美学特征的科学性”，“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石鲁在中国画上的创新，吸引了一批西安画家投身进来。1961年国庆，石鲁与西安国画研究所的画家们的作品在北京展览，以其清新而豪放，瑰丽而清淡的风格，轰动了整个北京，在国内外画家中引起巨大震动，随即被称为“长安画派”。当时的画家在说到“长安画派”时，纷纷用“在国画新技法的发展上，可说是一颗炸弹”来形容。著名美术家吴作人说：“像他们这样大胆尝试，能有如此的成绩，在1961年的展览活动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天才画家晚景凄惨

    “文革”中，石鲁被斗成“黑画家”，当时西安的钟楼下挂着一幅别人贬低石鲁的漫画，石鲁则每天站在钟楼下，向过往的群众讲解。此时的石鲁只有借写诗来发泄心中的愤懑。石鲁的才华是绝代的。早在延安时期的“高傲”、“个性强”、“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一直追随着他。特别是在他辉煌的那十五年，他一直生活在成就与毁誉、才华与遭嫉的中国特有的生存形态中。他自命清高的孤傲性格像催化剂一样，助长了存在于阴暗角落里的恶的联合。1964年，他噩运来临，先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转战陕北》遭到批判封杀，随之严重的肝病袭来。
    1966年的“文革”开始，石鲁被关进“牛棚”，罪名是他被封为“野、乱、黑”的黑画。更有甚者，石鲁被“革命委员会”提名“判死罪”上报要求处决。
    石鲁在“文革”十年的画作由山水转为花鸟，他已无法从事有政治色彩的所谓创作了，只能回到传统，走文人画的路。“文革”中要求处死石鲁的报告迟迟没有能实行，原因是精神分裂症意外的救他一命。石鲁命运的奇特和悲情可见一斑。
    “文革”结束后，石鲁的问题并没有很快清楚，直到1978年石鲁病重，闵力生写信给中央的邓小平同志，后来北京来人将他接到首都治疗。由于他受的磨难太多太多，命运不假以天年，石鲁于1982年病逝北京，享年63岁。

他创造了奇绝悲壮的惨烈之美

    石鲁最突出的特质，在于他是一个思想型、参与型、灵感爆发型的艺术家，而思想与参与则是他人格灵魂的核心。在他看来，真理高于艺术、行动高于文墨、内容高于形式。正因为如此，青年石鲁才叛离了书香豪门，奔赴了延安革命根据地。上世纪60年代初，石鲁则以他的思想力度和创造锐气成了“长安画派”的支柱。上世纪70年代之后，石鲁全力进入文人画的现代蜕变、艺术的大写意阶段。几乎把传统的画理和古训都踏在了脚下，完全不管不顾。他岂止是妄生圭角，简直是妄生荆棘；岂止是贪奇，简直是恋丑；他引入金石不是取其美，而是直接用毛笔追求钢凿斧刻之态；他强调力感不是靠运笔的直、拙、重、涩，而是靠前人不曾用过的神经质地抖动、高强度地提按和破坏性地转侧。
    同样的书愤，八大的笔墨既独特又合于古训，达到了公认的极高境界；石鲁的笔墨却以破坏古训为代价，在与传统，拉开巨大距离的同时，也与普遍的认同拉大了距离。
    恰洽在这里，石鲁显示了他的前卫性，显示了他对中国艺术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转换的预言性。中国古典美学的全部基点是“中和”，要扩大中国的审美领域必须从反“中和”起步。石鲁从中国绘画的最高层面的文人画入手，先打入传统再解体传统，而不是直接移植西方现代的反“中和”形态，可以说是脚踏实地的革命和反叛。他将文人画推向了充实的、不和谐的、躁动不安的极端，创造了奇绝悲壮的惨烈之美。革命是以意为之，它难免做作、人工气，斧凿痕迹外露。我们无权肯定：人类不该接受惨烈之美，因为只有当人类的心灵更加坚强时才能欣赏它。

    --刘骁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