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横空出世的天才与癫狂《信息时报》
录入时间: 2007-09-17
大洋新闻2007年09月16日来源：信息时报作者：
时报讯
作为广东美术馆开馆十年庆系列活动的开篇，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联、广东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于2007年9月14日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石鲁作品近500件，其中石鲁家属直接提供的作品达400多件，还有大量石鲁手稿、照片、实物、文字资料和出版物，为全面展示石鲁艺术，立体体现石鲁风貌提供有力保证。展期中还并举行“石鲁与那个时代”研讨会，并编辑出版石鲁大型综合画集，对石鲁的艺术实践展开深入的研讨和展示。
石鲁（1919－1982）是20世纪中叶最具独特气质的艺术家，是中国画领域里最富于探索性、创造性和实验性的代表，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理性与激情，天才与癫狂浇铸了石鲁在中国画坛上最耀眼、最富个性、最具争议的大家魂魄，谱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在思想深度、艺术创造、人格精神上独一无二的篇章。
基于对中国画创新热情的深刻理解，石鲁高扬长安画派不断探索的精神旗帜，以传统与生活为双翼，其艺术从开掘生活美到抒发情感，从偏重于对现实生活的表象反映，到注重个性表现与抗争精神，从表现现实的和谐到表现人与现实的矛盾心理，艺术语言由细腻描写进入“野、怪、乱、黑”的境界，而具有深化艺术本质的意义。
石鲁拥有绝代的才华和苦难的人生。早在延安时期，“高傲”、“个性强”、“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一直追随着他。特别是在他辉煌的那十五年，他一直生活在成就与毁誉、才华与遭嫉的中国特有的生存形态中。他孤傲的性格像催化剂一样，助长了存在于阴暗角落里的恶的联合。1964年，他噩运来临，先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转战陕北》遭到批判封杀，随之严重的肝病袭来。1966年的“文革”开始，石鲁被关进“牛棚”，罪名是他被封为“野、乱、黑”的黑画。
石鲁罹患了精神疾病。他曾两度从囚禁的“牛棚”外逃，在乡下流浪，住在自称“芦屋”的斗室里，身着肥大的大衣，浪迹市井，或嬉笑怒骂，或自吟自唱，以酒代饭，如痴如醉。奇怪的是，在这种精神分裂症的状态下，石鲁创作了大批书画，迎来了他的第二个艺术高潮。
1982年，病魔过早地夺去石鲁的生命，也无情地将石鲁的探索终止在当代艺术波澜壮阔的多元展开的前夜，令人遗憾地使一个天才型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发展期戛然停止。
光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石鲁独树一帜的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愈来愈放射出熠熠光彩。他未竟的探索至今令人扼腕叹息，他不倦的实验精神仍给人以启示，他师造化法心源的道统品格和日日新的原创精神至今为人们所铭记和乐道。
冯钰
在岭南遥望长安
信息时报：据了解，此次展出之后，广东美术馆将收藏6件石鲁作品，请王馆长为广州市民特别介绍一下。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此次收藏的6件石鲁作品都是难得的珍品。创作年代涵括50、60、70年代，包括4件国画、1件晚期书法作品和1件1949年创作的版画作品《打倒封建》。石鲁从天府之国转延安窑洞，高原厚土、秦川大
地、黄河激流哺育了石鲁及其艺术独特迷人的色彩。其中两件国画人物作品取材于陕西民间生活，分别是陕西老农与老牛的肖像，和两个陕西妇女私语的场景，很有意趣。这里就要说到地域文明与艺术家创作的关系，这也是我们9月14-15日研讨会上将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馆藏的一幅山水体现了墨与颜色混合的创新，而探索、实践、创新的精神也是石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还有一幅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花卉作品，也体现了石鲁风格的嬗变与成熟。“文革”炼狱般的淬火，使石鲁两度经历了癫狂，艺术风貌大变，锋芒毕露，满纸是锯齿般生涩的笔触，大胆豪放的力线，是气与血的痕迹，清白纯正不羁及反叛的人品的折射，亦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层次艺术体验。
信息时报：跨越半个世纪重读石鲁，此次画展主要将体现怎样的艺术感染力？
策展人宁克平：首先突出的是时代感，“那个时代的艺术”。石鲁经历了延安解放区艺术、新中国画推陈出新探索、“文革”期间的抗争与个性高扬三个阶段。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的中国画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石鲁精神的当代意义，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反思历史与正视现实，怎样历史地总结“那个时代”，明晰与“那个时代”的联系与变革差异，都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课题。
其次，依托本次大展，我们编选了一本石鲁作品集，这本画册收集大量手稿和第一手资料，采用编年史的体例，用史料结合艺术成就的方式进行铺陈，拥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学术性。
第三，石鲁艺术本身具有独特的气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也不同于当下的现代派画家，他人格的强大魅力加上艺术上独特的创新，以及对形式的创造性、叛逆性的使用，都是超前的、天才的。后期他的画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符号和形式，“形式就是内容”，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隐喻了时代的深刻暴力。
信息时报：作为“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海量作品大展对于濡养“岭南画派”艺术风格的广州本土观众会有怎样的冲击？
策展人宁克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石鲁与广东也曾结下缘份。60年代他有一幅作品《家家都在花丛中》反映广东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康，曾经得到关山月的高度评价。关老说，我们天天看到花丛中的农家也没有去想画一画，你一来就抓住了这个创作题材。这次展览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透过南北文化的差异与交融，探触长安画派与岭南画派的显著差异下隐藏着的精神内核的文化积淀。
冯钰
石鲁的意义
石鲁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是中国的凡·高，而在于他是否为艺术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翻开中国绘画史，就我们所看到的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绘画艺术言，狂怪与孤傲的艺术风格也并非偶一现之。但是，这些狂怪与孤傲的艺术风格并不能改变中国绘画史整体发展框架上的波澜不惊，它河一般地顺流而下。然而，这种顺流而下的态势却在20世纪50——60年代遭遇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拐点，它由文人的审美诉求转为苍生的审美创造，这便是新国画运动。而石鲁恰恰是这一拐点或说这一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
一、作为承传者的石鲁
石鲁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所谓传统型艺术家，在一个并非传统型艺术家的身上来探讨承传的意义似乎有些游离主题。然而，惟其如此，石鲁对于传统美学的承传似乎才更加具有标本的意义。我们知道传统美学虽然少有康德，黑格尔式的体系，但也同样瀚如大海，那么，石鲁究竟是在哪些方面承传了传统呢？
在我所读到的有关石鲁的研究文章中，石鲁的抗争精神一再被强调。可是这种抗争精神的美学根系却是一再被忽视。事实上，贯穿石鲁艺术旅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维度便是所谓的“魏晋风度”。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一表述，因为石鲁的“圣地意识”是众所公认的。但是，“圣地意识”的基本价值层面仍然是“魏晋风度”中对于个体的看重与期许。
除却“魏晋风度”，石鲁的承传意义还体现在对“风骨”与“隐秀”的传承与发展。时至今日，不在少数的人对于石鲁的笔墨语言及其书法抱有微词，我并不想指责这样一种评判倾向，但我想指责这样一种倾向的培养基——一种畸形的价值评判标准。
如果我们仔细盘点20世纪甚至中国绘画史上已有定论的艺术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能够同时在山水、花鸟甚至人物等科目中做出创造并且同时抵达了相当高度的艺术大师实在是屈指可数，而石鲁正是这着屈指可数中的一位。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石鲁的第三个传承意义，那便是在中国美学的发生点上承传。
二、作为终结者的石鲁
作为承传者，石鲁从人格美学上延续了“魏晋风度”，但在气韵美学方面，石鲁却是终结者。之所以要称石鲁为终结者，是因为石鲁的创作终止了气韵畸形发展的局面。
当许多画家把自己的才性囿于传统绘画中的可居可游，进而在笔墨间衡是非，定工拙时，石鲁却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横空出世。他在赵望云西北写生的基础上，从美学上回归大地的存在。应该说，他与赵望云一起改变了传统美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韩愈曾经“文起八代之衰”的话，那么，石鲁与赵望云共同领导的“长安画派”则不知要起几代之衰了，其中独振千古的典范便是石鲁的代表作《转战陕北》。当然，这里必须说明书的是，我并不认为石鲁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人，也并不认为他的历史地位完全高于徐、齐、林、黄甚至历史上的诸大师，但是，我也必须申明，就作品气势（而非气韵）言，石鲁的《转战陕北》一作，实在是千古一遇。
此前，我曾在《鸡鸣不已——关于石鲁的一次解魅言说》一文中，用一句现成的话概述石鲁的艺术特征即“法无定相，气慨成章”，但那时，我尚未深思那成章的“气慨”究竟是什么？它与中国画学中堪为法典的“气韵”究竟有何关联？直到写作此文时，我才隐然感到，中国画学奉为圭臬的“气韵”当然成之甚多，在文化根性上，“气韵”亦通儒道佛的文化结构，它使人的世俗欲望升华为艺术审美，使人与自然获得和谐，而且整个气韵发展史几乎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但“气韵”毕竟有其失血处。应该说，这失去的血分，直到石鲁的横空出世方长得以再生。而这也正是石鲁以及长安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被大书特书的一笔。在石鲁以及长安画派那里，“气势”作为中国画气学理论中一个对等于而非附庸于“气韵”的美学形态的美学地位得以落实。也就是说，在笔墨实践中，石鲁有为“气势”这一美学形态落实政策之功。基于此，石鲁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界定，它不应该排在时下画界所以为的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等人组成的第一阵营之外。
某种程度上说，石鲁对于中国画重建自身发展逻辑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大师们。道理很简单，石鲁是从文化根性、理论原点上开始文化纠偏或曰文化去蔽的。仅此一点，所谓的笔墨集成型、中西融合型、传统延续型大师们的内在缺失也就凸显出来。
三、作为开启者的石鲁
作为开启者的石鲁最易让人想到的是“长安画派”。的确，一个画家是否重要，甚至是否伟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看他是否可以开宗立派。作为“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之一，石鲁的意义并在与开拓了中国画的语言空间。因为，使西北的人文与自然成为中国画表现主题的艺术家主要是赵望云而非石鲁。但是，石鲁以其特有的豪情强化了这一表现题材。由于某种原因，赵望云回避的华山题材却成了石鲁展现英雄主义气概的最佳主题，如果说赵望云强调的是平民意识的话，那么，石鲁着力的则是英雄主义气概。也正是因了英雄主义的存在，“长安画派”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以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浙派、海派、京派等在审美风格上拉开了距离。
这一点也成了“长安画派”鲜明的审美风格。但是，这一审美风格却长期地潜隐在石鲁总结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之下。事实上，这句广为人知的口号并不真正是“长安画派”得以生成的培养基，因为任何一个得以成立的画派都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因此，支撑“长安画派”得以特立独行的不是口号，而是激情。惟其如此，石鲁的作品才可能具备刘曦林先生以为的“风神”，那便是“思想的真理性、情感的暴发性，笔墨的倾泻性，以及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阳刚之美，金石力度，半空杀纸的气势，不羁的野性流溢，不避霸悍的锋芒”。
所以，作为开启者的石鲁开启于“长安画派”的正是激情二字。因了他激情的开启，在江浙笔墨窝子里浸泡了多年的中国画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以另一种姿态崛起于中国西北地区而非东南沿海，此其一。其二，因了石鲁的激情，因了由此激情而来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种新的美学格调开始出现在石鲁以及“长安画派”的作品中，这便是豪壮之气。这种豪壮之气并非完全是古人有所批评的霸悍之气，而是在古人的霸悍之气中融入了更为广阔的时代的、集体的浪漫主义情怀。
张渝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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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0-8735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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